洪博尼：美国大选都乱成这样了，战忽局为什么还能发奖金？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洪博尼】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已经进入到白热化的状态，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总统选举一直以来都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但是，这个被很多政治学家乃至普通人看作民主政治制度样版的国家却陷入了巨大的危机。随着大选最终日的来临，两位候选人的丑闻也层出不穷，无论是特朗普多次掀起轩然大波的不当言论，还是希拉里深陷“邮件门”事件，美国民众对两位候选人都开始失去信心。

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电视辩论中的特朗普和希拉里

对于一直以票决民主制度，尤其是美式民主制度作为世界先进政治制度标榜的诸多西方政治学家来说，现在的局面确实有些尴尬。自“历史终结论”被提出以来，他们认为凡是没有采用西式政治制度的，都应该被批判和改造，中国尤其是被最集中“围剿”的国家。眼下，他们却自顾不暇，只能以“防守”为主。

有些网友编段子时，把这类西方学者也归为“战略忽悠局”的成员，因为他们和年年炒作中国崩溃的章家敦“章副局”一样，阻碍了西方世界对自己、对中国的认识。

但西方政治学家也并非铁板一块，有的人就敢于提出与西方“正统”政治思想不同的观念。照理说，在美国大选乱象不断的背景下，这些人应该砸了“战略忽悠局”的饭碗，可现实并非如此。

最近的例子是加拿大政治学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他在2015年出版了《贤能政治》一书，提出了不同于西方“正统”政治思想的“贤能政治”观念。

所谓“贤能政治”，广义上可以理解为“旨在挑选和提拔拥有高超能力和美德的领袖”，狭义上可以视为对当下中国政治制度的解读，即“中国尚贤制”。中国尚贤制是基于基层民主和政治经验，通过考试、政绩评价等评估方式，一层层选拔最有能力、最有经验、能够给国家和民众带来利益的领导人。

2016年北京图书博览会沙龙活动中的贝淡宁教授和他的《贤能政治》

西方世界对中国制度普遍缺乏了解，贝淡宁对“中国尚贤制”的引介是很有价值的。然而有趣的是，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贤能政治》一书中的观念和贝淡宁教授本人都受到了强烈的质疑和批判。

英国牛津大学斯坦·林根（Stein Ringen）教授宣称，该书的目的是“说服我们这些民主的辩护者，让我们觉得自己错了”，他认为贝淡宁在试图“贬低民主，这本书也不会受到欢迎”。“贝淡宁是中国体制的崇拜者，在他看来，仅仅朋友成功还不够，仇敌还必须失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安德鲁·内森（Andrew Nathan）教授指责这本书是“虚构的小说”，他认为贝淡宁写这本书，无非是在为中国高层的政治理想而辩护。

实际上不只是贝淡宁，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媒体人开始以较为客观的眼光评价中国，但是他们也都受到了信奉“西式民主”的学者、媒体人和政客的攻击。

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教授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曾多次发表关于中国崛起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客观言论，在与香港“民主派”政客陈方安生的辩论中，陈认为雅克在为专制政权背书，在被有理有据反驳之后，依然叫嚣中国必须要实现民主制，中国政府是不得民心的。

中央电视台第一位外籍主播，新西兰著名主持人埃德温·马尔（Edwin Maher）也曾因在中央电视台工作，并称赞中国社会近年的开放，被西方新闻学者辱骂为“新闻叛徒”、“喉舌”。

被西方媒体人恶意攻击的CCTV News主播埃德温·马尔

“战忽局”如此卖力围剿，你说能不发奖金吗？

当然，“战忽局”毕竟只是玩笑，这些反对的声音与西方对民主观念的教条式依恋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西方学者坚信，自己的票决民主制是唯一可为之辩护的国家管理形式，一人一票是挑选政治领袖唯一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方式，其他的方式都是不正当的。

另一个原因在于西方对于中国教条式的偏见，许多西方学者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向他们灌输着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政治体制一定不如西方的观念。比如简单地把中国的政治体制臆想成苏联式的“坏”共产党政权，这种政权不仅不是民主的，还给西方带来了巨大威胁，所以越早垮台越好。

这种思维方式由来已久，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因为在数篇著作中批判了美国国内政治制度，反对美国在第三世界国家强力推行美式民主制而收到人身攻击，被迫离开哈佛大学。

可现在美国大选如此糟糕，西方社会对自己政治制度的“迷之自信”就成了巨大的讽刺，而中国在近三十年来在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开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更重要的是，观察近几年中国的社交媒体，可以明显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拥有不同文化、历史和国情的国家需要采取不同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多元主义，明明很符合追求“多样化”的“普世价值”，但在有些西方人眼中却是“不民主”的象征。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战忽局”成员还在兢兢业业地工作。比如今年9月《贤能政治》的中文版出版伊始，中国出版方在自己的媒体资源里推广了该书，立刻就遭到了有些媒体人的嘲讽。有的认为贝淡宁是西方社会的非主流，因为得不到认同而跑到中国来“寻求政治认同”“来骗一骗中国人的钱而已”，还有的甚至称“中国人连自己都没搞明白，还想向西方输出自己的制度”“在搞二次‘文革’”。

蔑视也好，攻击也罢，恰恰证明了有些中国人确实连自己都没搞明白，却狭隘地认为所有人都与之一样没明白。对于中国来说，至少从历史和现状来说，中国政治制度有着自我逻辑的合理性和合法性。所谓“道路自信”不只是一句口号，经济发展、政治改革、社会开放确实能让大部分人从实际的受益中，强化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同，但总有人会视而不见，这便不一定是制度问题所在了吧。

美国大选虽然让某些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但让美国抛弃西方民主制，全盘照搬中国模式是不可能的，看好中国制度的学者，也没人这样主张。

在笔者看来，各国制度之间互有可借鉴、参考之处。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并非对立，只是因为各自的基础不同，都更符合自身的历史和国情，但在许多细节上可以互相学习。实际上，英国的官员选拔制度就借鉴了中国的考试选拔方式，而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中能看到法国和德国福利制度的影子。

但是，如果中国人妄自菲薄，认为自己的一定不如别人，甚至是错误的，就会陷入误区，甚至重蹈当年苏东巨变的覆辙。对于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如果陷入自我恭维的自满情绪中不能自拔，也难以如特朗普所言，“使美国再次伟大”。

“战忽局”写文章、拿稿费是小事，影响西方世界的反思与改革，间接伤害西方民众的利益，才是让人“蓝瘦香菇”的大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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