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顺子：送别潘基文，世界再次错过“仁政治世”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周顺子】

2016年快要走到尽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任期也将结束。

这个时刻也是有历史意义的——在送别这位第八届联合国秘书长的同时，世界也在送别第一位来自东亚的联合国秘书长。

一位东亚人联合国秘书长的特殊意义在于：东亚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由于处在儒家文化圈当中，更是一个文明概念。

任何一个来自东亚的世界级领导人，都有理由将自己与来自欧美、来自南美、来自非洲或大洋洲的所有其他领导人区别开来，也有理由为联合国这个世界级领导机构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不因为别的，就因为他来自伟大的儒家文明。

儒家文明对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价值不用多说，在东方的崛起和西方的衰落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的今天，在其他非西方文明都不能为人类社会的未来提供方向的今天，其世界意义无论怎样强调都不过分。

潘基文来自东亚，但他来自位于儒家文明边缘地带的韩国，要求他像一个哲人一样为联合国贡献东方思想和智慧，多少有些苛责了。尤其是与他那位事业上的前辈、真正把东亚文明的思想精华引入联合国的第一人、当年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国代表团团长张彭春相比，就更是如此。

可惜的是，世人大多遗忘了这位可敬的前辈。值此送别潘基文秘书长之际，有必要再回顾一下联合国思想体系重要奠基人之一——张彭春。

张彭春

张彭春与《世界人权宣言》

《联合国宪章》生效不久，联合国筹备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事务理事会尽快成立人权委员会，并起草一份“国际权利法案”。1946年2月16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正式成立，由美国代表、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担任主任，而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代表团团长张彭春被任命为副主任。

3月24日，罗斯福夫人任命八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张彭春是其中唯一一位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人。经过了9个月的艰难讨论、商议和投票，出于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反人类罪行进行深刻反省，《世界人权宣言》终于在12月10日通过，旨在维护人类基本的权利，捍卫世界和平。

在《世界人权宣言》的起草过程中，张彭春居功甚伟，将传统儒家的“仁政”思维融入到宣言中，极大推动了世界人权观念的反思与发展。

张彭春极力主张打破西方中心主义，使《世界人权宣言》更多地体现国家、民族的价值。《宣言》草案第一条的初稿曾被认为“充满强烈的基督教色彩”，是一种推崇“上帝”和“自然法”的观念表达。而张彭春高屋建瓴地提出：“我们都不希望一个作为保护和尊重全人类基本人权和自由的宣言所反映的观念过于狭窄。宣言应该既反映出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也应该反映出孔子的思想”。

在张彭春的据理力争之下，起草委员会删除了“本性”一词，并将“仁者爱人”的思想放在宣言中。他将“仁”翻译为conscience，主张将“conscience”（良心）同“reason”（理性）并列为人最重要、最基本的两种品性。最终，《宣言》的第一条由“People should be brothers. As members of a family endowed with reason, they are free and equal in dignity and rights”（人皆为兄弟。作为赋有理性的家庭成员，他们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改为“They are endowed with reason and conscience and should act towards one another in a spirit of brotherhood”（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据会议记录等相关资料显示，《宣言》30个条文及序言中，张彭春对至少11个条款做出了直接贡献。

联合国人权司第一位司长、《宣言》起草委员会的加拿大代表约翰·汉普莱（John P. Humphrey）在日记中这样评价张彭春：“他（张彭春）比我们委员会中任何一个成员都聪明得多。我很喜欢他的哲学思想。”“他是折中艺术的大师，通过引用孔子的名，总能找到办法让我们的工作免于陷入僵局”。而人权委员会主席埃莉诺·罗斯福则称赞他为“协调中国和西方的艺术大师”。

理性VS仁爱

在部分人眼里，或许张彭春仅仅改动了一个词而已，将“良心”加入到《世界人权宣言》之中；然而，从这一字之差的“仁爱”与“理性”之争，我们或许可以一窥中国与西方社会在世界秩序观上的巨大差异。

西方世界崇尚理性，具体来说，理性的行为通常被定义为利益最大化。具体到个人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上升到国家则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当双赢局面能够给本国带来更大利益时，西方国家们乐意合作；而在赢者通吃的局面下，结果往往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

基于理性的利益至上观念，西方国家更相信世界秩序应建立在能力和硬实力之上。对此，郑永年教授曾论述道：

“尽管它们也强调软力量或者思想道德说教，但它们也意识到即使是软力量，也需要硬实力作为基础。没有硬实力作为背景，无论怎么好的软力量也不是力量。西方各国的世界秩序观无一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无论是传统上的帝国体系还是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所不同的是，帝国体系表现出来的是赤裸裸的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近代以来的主权国家体系，可以用形式上的平等来掩饰事实上的不平等。”

与西方世界不同，儒家思想强调建立在人类良知之上的政治，也就是孟子所强调的“仁政”。“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政治秩序的基础是“不忍人之心”的道德，而非基于“霸权”的硬实力。“仁政”讲究“推己及人”，其“推广和宣传”模式是“吸引”，而非“让人屈服”。儒家的世界秩序观是让“远者来”，通过对基本道德、良心的坚守，以教化和榜样的作用产生对别国的吸引力。

在儒家的世界格局观念中，国与国之间的诚信、谦让、尊重、怜惜他国人民的财产与生命是重要的准则。这套评判标准，早在2500年前中国的经籍《春秋》中即已确立，如退避三舍的典故，如“发于恻忍之心，不忍一国相食”，如楚庄王败郑国而不夺其土。

“以德服人”和“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曾被历史证明是可以实现的。唐朝就是一个例子，相较于盛唐时代的幅员辽阔、经济繁荣，唐朝的军事实力小得不成比例。朝廷本身的军队很少，更多地依赖于少数民族的武装。

出于儒家的“仁义道德”原则，有着强大经济、军事实力的大国应比小国承担更多的道德责任。《吕氏春秋》的“慎大”一篇认为：“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赵襄子一日攻下两座城市，却面有忧色，概因“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於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担忧自己的道德能力赶不上军事能力。孟子强调“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要求大国的民众和领导人应提升道德，尊重小国，唯有此道，才能维护大国的长久昌盛。

相比之下，西方社会的“理性”和“利益”观引导一个社会的人将其他人看作是同自己争夺既定资源的竞争对手，自己的生活状况取决于竞争的结果。上升到国家，则是一国将他国视作争夺资源的对手，而竞争的手段从不排除武力手段。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当时的中国思想家康有为就坚持认为，西方政治哲学没有出路，世界的未来还是要回到《公羊春秋》的“三世说”轨道上来。他在1920年春写的《致徐世昌电》中写道：

“《春秋》据乱世内其国而外诸夏，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太平世无夷秋，天下内外，大小为一。内其国者焉，专言国家学者。必专言治国，则以已国为亲，而视异国为雠，故日争夺异国之权，制异国之人民……若私其国者，杀敌愈惨，立功愈高。拿破仑好战，而死欧民五百万；今德皇威廉好战，而死伤天下之人以千万计，皆由内其国而自私之故。故孟子曰：善战者，为民贼也。专言治国者其害如此。若夫升平世，内诸夏而外夷狄，则有国际联盟以求列国之和平矣。而犹有外夷狄者，亦以野蛮小国教化未至，政治未具，则不能一视同仁而欺凌之。欧美人互想提携而摈斥他种，夷灭菲洲，彼亦自谓内诸夏而外夷狄者也。惟今美总统威尔逊对国际联盟之议，求世界之和平，今天下国家，无小无大，平等自由，由此真太平之实事，大同之始基矣。”

“天下内外，大小为一”是个世界乌托邦，人类命运共同体，它所期冀的是有着共同的世界理念、不存在霸权的世界格局。基于“良心”的相互体谅，铸就一个和谐、沟通、协作的世界制度。著名学者费孝通将这种文化概括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而这正是联合国得以成立、得以存在、得以发展的精神取向。

儒家的“仁爱”哲学观首先由张彭春先生引入联合国，由他所开创的事业，仍需要来自东亚儒家文化圈国家的联合国官员一代接一代地进行下去。

从这个角度看，潘基文只是一个过渡人物，虽然没有大的缺陷，却也没有大的贡献。

谨以此文送别第八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

在推行仁政这件事情上，潘基文所做的努力并不多

（由衷感谢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文扬老师对本文的指导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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