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大选年看美国之一——精英与大众的分裂
虽说美国的大选历来受到世界舆论及各国民众的关注，但2016年的美国大选无疑是近几十年来最引人瞩目的一次。美国社会在这次大选中呈现出了新的分裂趋势，传统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之争退居其次，而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之争已经充满了火药味，希拉里和特朗普这两位候选人在竞选中的个人攻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不同选民之间的对峙和冲突也是空前激烈，选民间的暴力冲突时有所闻。特朗普甚至放言如果失败不会接受选举结果，这是对美国选举制度的公开挑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以公正、理性自诩的美式民主选举结果能不能被社会平和地接受？2016年的美国选举会不会成为西方普选民主的一个转折点？带着这样的疑问，笔者在美国大选前夕到美国东西海岸作了10天的近距离观察，观察结果及理论分析在观察者网分期刊出。
一、城市公共设施破旧背后的社会两极化
关于美国社会公共设施日益破旧的事实，中外媒体一直有报道。笔者一出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就能明显感受到这一点。从机场到市区高速公路的路况实在太差，一路颠簸的程度确实不像一个发达国家的公路。
其实，美国大都会地区高速公路的破旧并非始自今日，笔者二十几年前到美国就有这种感觉。美国的高速公路系统兴起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迅速发展于战后的五六十年代，但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美国大都会地区的部分公路系统就已经出现破败现象。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美国在维护和修建高速公路上花了大量的资金，但由于工作效率低下，维修的速度赶不上破败的速度。根据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的统计，全美大约有四分之一的桥梁因结构老旧和失修的原因，存在着安全隐患。到了2014年，美国高速公路的总里程已被中国超过，相当一部分公路和桥梁的质量也落后于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这对于一个以“轮子上的国家”著称的发达国家来说，确实有些难堪。
与公路系统相比，美国的铁路系统情况似乎更糟。从波士顿到纽约三百多公里，驾车大约三个半小时，但火车要走四五个小时。而且火车摇晃震动的剧烈程度让乘惯了中国高铁的人难以适应。不过，由于美国铁路的票价偏贵，而且缺乏接应的公共交通系统，大多数的美国人出门旅行通常会选择飞机或驾车，很少人会选择乘坐火车。
纽约地铁的很多线路还维持着24小时营运，这一点要强过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地铁系统。但美国地铁的老旧和破败程度确实也令人震惊。纽约地铁系统的通信和调度还在使用一百年以前的系统，手写行车记录、人工扳道和人工打信号灯的情况仍大量存在。这次到纽约，感觉纽约地铁陈旧的设备不仅没改变，而且运行的班次竟然因为经费问题而大幅度减少，许多车站乘客等待地铁的时间比过去增加了不止一倍。
为什么谈美国的大选会先来谈美国城市公共设施的陈旧破败呢？这是因为城市公共设施破败体现的是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化和社会的分裂。
由于美国公共设施的陈旧破败，许多中国游客来到美国的第一印象是国家的衰败。很多中国人难以置信，美国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许多地区的公共设施竟然还不如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但是，如果仅以公共设施的陈旧破败就断言整个美国已经步入衰落，或被中国超过却也有失偏颇。美国大都会地区的街道及市容，公共设施确实呈现出一个老大帝国的衰败相，但这只是美国的一个方面，而非美国的全部。
如果从游人如织的都会商业中心来到纽约中央公园两侧的豪华公寓区，来到哈德逊河沿岸近一二十年修建的新兴豪华公寓，来到隔东河相望的布鲁克林高地豪华住宅，又会感到美国的大城市似乎正在复苏和重新崛起。如果再走远一点，来到美国各州分布在城市郊区的富人区，人们看到的仿佛是另一个童话世界，豪华大宅风景如画的庭院，漂亮的学校、精美的图书馆、现代化的购物中心、绿林掩映的社区公园和运动场所、精心养护的交通道路，这显然是另外一个美国。
美国是一个资本高于政治、私权力高于公权力，私人设施优于公共设施、富人社区公共设施优于平民地区公共设施的典型国家。美国城市化的第一阶段完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了二战后，美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一个双向过程，一方面是城市化继续扩展，另一方面则是城市的郊区化和中小城镇的兴起。除了曼哈顿、波士顿、旧金山等几个传统老城市外，美国大多数城市的有产阶级开始迁徙到城市远郊和中小城镇，两车一房成为了美国中产阶级的标志。本世纪以来，三车一房逐渐成为远郊和中小城镇中产阶级的“标配”。而依赖于公共设施和公共福利的中下层工薪阶层不得不依附在城市周围，一方面，大城市能提供更多的低端工作机会，另一方面，大城市有更多的公共设施和公共交通可以依赖。这是美国大城市外貌看起来比中国的北京上海落后的主要原因。
美国城市的郊区化并非“去城市化”，而是城市扩张的一种表现形式。对于居住在郊区的有产阶级来说，在郊区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生活圈，社区内部的公共设施相当完善。对于城市远郊和中小城镇的居民来说，除了高速公路以外，其余大城市内部的公共设施跟他们并无多大关系。财富的流向决定了社区的兴衰。美国财富集中的郊外社区公共设施相当完备并不断更新，而大城市内部由于资金缺乏而导致公共设施的陈旧破败。
当然，在纽约、旧金山、芝加哥和波士顿等传统大城市内部也是壁垒分明，富人区和穷人区共存于一个城市，这也是美国社会分裂的一个缩影。
笔者在谈美国的大选时先谈城市公共设施的陈旧破败，主要是想指出美国作为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社会呈现出严重的分裂状态。富人区与穷人区、城市与郊区，基本上分裂为两个世界。当笔者指出美国城市公共设施的破败时，并非是一般意义上讲美国这个国家的破败，而是讲美国富人区与平民区在地理上的分裂格局基本形成。要理解美国大选，必须要先理解美国社会分化的基本格局。
二、美国收入的两极分化
要理解美国的大选，除了先要理解美国在地理上的贫富分野外，当然还要理解美国民众的财富两极化。美国民众的收入差距究竟有多严重大？
在纽约乘坐出租车时了解到，纽约出租车司机每个月的收入大致在2500美元左右，房租大约需要支付1300美元，加上水电气、有线电视、网络及电话，每月的硬性支出要超过1500元。剩下的1000元仅够维持基本生存，购买房子的美国梦相当遥远。令笔者颇有感触的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现在的月收入跟二十几年前的收入相差无几，而在这二十几年间，美国的房价已经上涨数倍，食品价格上涨也不止一倍。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严重下降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出租车司机的生活状况不算是劳工阶层中最差的。
根据美国学者弗雷德·马格多夫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说法，美国所有工人的实际工资自70年代以来就呈下降趋势，比40年前降低了10%以上。现在，美国仍有350万工人的工资低于联邦规定的最低时薪7.25美元。此外，美国许多企业为了节省成本，大量使用短期工(nonpermanent workers)或应急工(contingent employees)。这意味着公司可以不给员工提供任何福利和休假，这种短期工或应急工的数量目前已经占到美国全国工人的三分之一。
另外，根据美国Go Banking Rates的统计数据，有34%的美国人账户上没有存款，这个数字意味着美国的总人口中有超过1.08亿的人没有储蓄。其余的被调查者中，11%的人储蓄介于1000美元至4999美元，4%的人介于5000美元至9999美元，仅有15%的人储蓄高于10000美元。
美国学者Kathryn J. Edin 和H. Luke Shaefer在2015年出版的《$2.00 a Day: Living on Almost Nothing in America》指出，在1996年，美国大约有150万个极度贫困的家庭每天靠2美元生活，而到2015年，这种极度贫困的家庭数量已经增加到300万个。
关于美国社会贫困的统计资料太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
那么，美国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有多高呢？根据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公布的《高管薪酬观察》报告，2015年标普500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平均薪资为1240万美元。美国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工资和普通员工的平均工资之比，1965年为24倍、1979年为35倍、1989年为71倍、1999年为299倍。
美国工作收入的两极化再加上资本的投资效益，美国所有家庭中的前0.1%的财富差不多是美国后90%家庭的财富总和，这个财富的鸿沟让人感到震惊。
自美国建国以来，社会就分裂为两个世界，一个由大多数人口组成穷人世界，一个由少数富人组成的世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个分裂的世界差距越来越大，这是我们理解美国社会的切入点，也是理解美国大选的切入点。
三、两极分化的内涵变化是理解美国这次大选的关键
关于美国社会贫富两极化并非是一个新鲜话题。自美国建国以来，政治家、学者、艺术家对社会贫富悬殊的批评从未停止过。皮凯蒂在2014年出版的《二十一世纪资本论》用详实的材料证明了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新大陆的美国，资本收益率一直远超经济增长率，继承财富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劳动收入。皮凯蒂特还别指出“如今美国的财富分配比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更不平等”。
但是，仅仅揭示出美国社会的贫富两极分化尚不足以说明今天的美国社会。自19世纪中叶以来，各种对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批评声音一直很强烈，从马克思到皮凯蒂，大都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界定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资本占有者跟劳工阶级的对立。这个基本框架当然有其道理，并有相当的事实支撑。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全球化，社会两极分化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实际上已经重新塑造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社会结构。
二战以后，东西方的学者都注意到一个基本事实，这就是资本主义企业股份化后所有权的分散，以及职业经理人出现导致的工薪阶层的两极化。当时的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有两种不同解释。一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的理论进行了解释，认为只有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才是剩余价值的占有者，私有企业股份化和职业经理人的出现并没有改变资本的剥削本质；另一种观点是把职业经理人看做资本权力的行使者或代言人，因而也是资本集团的一部分，职业经理层被看成是跟生产资料所有者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合伙者。
西方学界的一般看法则是把职业经理人与技术创新者共同视为人力资本，是一种高技术、高能力和高收入的工薪阶层。根据这种观点，职业经理人与技术创新者的所得被界定为一种高级劳动所得；同时，相当多西方学者以上市公司的股权分散来证明为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学说已经过时。
其实，上述几种解释都没有抓住当代资本主义变化的关键。西方国家第三产业的大幅度增加是战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这个现象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现代社会大多数的高端服务业并没有采取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模式。目前，美国的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已经超过80%，其中金融、财会、保险、新闻、教育、研究等高端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占了很大比例。但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大工业生产不同，高端服务业常常会采取开始个体化经营方式或合伙人经营方式。由于这高端服务业以知识和技术为主要资本，生产资料在价值创造过程中转移的价值并不大，雇佣的员工也不多，以企业主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榨取企业内部员工剩余价值的说法已不足以说明这类高端服务业的财富攫取方式。
从美国各行业的收入数据看，美国大量的高端服务业，包括金融、财会、保险、新闻、教育、研究机构的从业人员和律师、医生、各种咨询师、心理辅导师等个体经营者已经跻身于高收入阶层，其中一部分知识精英在财富的拥有上已经跟许多资本精英难分伯仲，在收入上已经超过了社会中一般小型的私人企业主。显而易见，这部分人既难以归到传统意义上的资本阵营，但也很难简单归结为劳动者。这部分人在美国社会构成了精英主义的中坚，成为了特朗普最大的反对力量。尽管这个精英联盟并不一定喜欢希拉里，但坚定地捍卫精英主义是他们的基本立场，为了反对特朗普，他们还是宁愿选择有可能代表精英利益的希拉里。
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高度集约化，一些传统行业的小资本在经济收入上已经远远落后于高级职业经理人和各种高端服务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尽管这部分人中有相当数量的农场主和服务业的小业主，但他们倾向于把自己界定为普通草根民众中的成员，并把自己看成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他们中的大部分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而把希拉里视为精英阶层的代表而坚决反对。
经过战后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包括大洋彼岸的欧洲国家，尽管社会中贫富对立的形式没有变，但在社会的内部结构却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财富的不公平分配已经不仅仅是根源于企业内部的机制，而是根源于于整个自由市场的不公平交易。
在这种新的社会结构中，资本对社会财富的掠夺和占有固然有对企业内部员工的剩余价值榨取，但更多是在自由市场中通过形式上平等而事实上不平等的自由交易中掠夺自己的交易方。以美国的医生或律师为例，美国的一个私人医生诊所或一个律师事务一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收入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对办公室内部几位助理员工的剩余价值榨取，这种通过提供专业服务获取的利润很大一部分是在自由市场中从客户手中获得，是专业技术服务与社会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使得知识精英或技术精英在绝大多数的交易中居于垄断地位，其获得的利润事实上具有垄断性质。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高度竞争已经把一部分脱颖而出的知识精英和技术精英推到了跟大资本所有者类似的垄断地位，美国社会中贫富对立已经不能简单归结为资本和劳工的对立，而是资本精英、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与草根大众的对立。
上述社会结构的变化不仅局限在美国，在大洋彼岸的英国及欧洲大陆也同样存在。几乎整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已经分裂为精英阶层与草根阶层两大阵营，前者是资本精英、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的精英联盟。资本虽在这个联盟中居于主导地位，但在数量上已经不占多数；后者虽然自我界定为草根大众，但其中也不乏农场主、小业主等占有一定生产资料的资本所有者。所以，支持特朗普的美国民粹主义者和英国主张脱欧的民粹主义者并非劳工阶级的同义语，更不是先进生产力和进步的代表。二者分野仅仅是精英与草根的分野。精英阶层热烈拥抱全球化和国际化，草根大众则坚守本土主义和地方主义；精英阶层推崇虚构的普世价值，草根大众则高扬极端的民族主义；在财富的分配上，前者对全社会构成了一种新形式的剥夺，即通过对知识和技术的垄断地位对社会进行剥夺；后者虽然自称草根，但在内部仍然存在着大量的中小资本对员工的剥夺。从这意义上说，希拉里与特朗普之争只能说是精英联盟与草根联盟之争，而决不能归结为资本与劳工之争，更不能归结为先进与落后之争，因为二者都不代表社会的公平正义。
综上所述，美国2016年大选表现出来的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对垒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社会的两极分化仍是美国社会的基本形态，但两极分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正是由于美国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导致了这次美国大选的“特朗普现象”和“希拉里现象”。美国传统的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对立与分歧虽然还存在，但已经退居其次，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普世主义与本土主义的对立与分歧成了当下美国政治的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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