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教廷承认四位合法主教，地下教会的脸疼不疼？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原泉】

据观察者网10月22日报道，路透社独家披露，中国和梵蒂冈的代表将于月底在罗马会晤，并在主教任命问题上达成最终协议。

众所周知，中国与梵蒂冈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在于神职人员的任命特别是主教任命问题。梵蒂冈在这个问题上和中国讨价还价多年，自教皇方济各即位以来，中梵关系重大进展频现，因此这条消息并不十分令人意外。

然而其中有一个容易被外人忽略的“劲爆”内容：教廷将承认马英林、郭金才、岳福生、涂世华四位由中国独立任命的主教的合法身份。在笔者看来，这可以说是在主教任命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展。

跟教廷“结下梁子”的四位主教

只要对中梵关系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进一步贯彻，以及中梵之间其他交往渠道的开通，中国自行任命的主教获得梵蒂冈当局的承认并不是什么反常的事情。但是，相比其他人来说，这四位主教却很是不一般。

马英林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昆明教区主教。2006年1月经昆明神长教友推选，以全票当选昆明教区主教，彼时中梵正常化的谈判正在一个关键点上，马英林的任命表明中国仍然掌握了神职人员任命的主动权，这对梵蒂冈而言不啻是对教廷“权威”的又一次“蔑视”。

更加令梵蒂冈难以接受的是，马英林在就任之后高调履职，不仅大量祝圣少数民族神父，代表中国天主教徒出国访问交流，会见外国天主教和基督教其他教派的宗教领袖，更于2010年在中国天主教第八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团长，2011年当选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

于是长期以来，教廷和亲教廷的地下教会对马主教不断地诋毁以及攻击，尤其是在他当选中国主教团团长之后，梵蒂冈发表了看似“哀痛”实则恐吓的声明，宣称不能接受一名教廷认为“非法”的主教来担任主教团团长的职务，对马主教的攻击和羞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马英林主教（前排左二）和十一世班禅（前排中）2015年为世界和平祈福

郭金才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岳福生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他们二人一位是2010年新成立的承德教区主教，一位是黑龙江教区主教。而梵蒂冈当局至今连这两个教区的合法地位都拒绝承认，对这两位主教的待遇就可想而知了。

郭主教在2010年祝圣时，梵蒂冈发表了措辞严厉的谴责，一方面恐吓教徒不要去参加郭主教的祝圣礼，另一方面又诬陷中国政府强迫教徒去参加郭主教的祝圣礼“破坏信仰自由”。

郭金才主教祝圣后主持弥撒

在地下教会势力比较大的黑龙江，岳福生主教在2012年祝圣之后，教廷甚至对他处以“自科绝罚”（自动开除出天主教会）。而地下教会头目，所谓的“哈尔滨宗座署理”更是上蹿下跳，不仅拿刚恒毅、蔡宁这些早已不在的历史人物给自己拉大旗扯虎皮，还妄图以“殉道精神”煽动教友与政府对抗，破坏正常的宗教和社会秩序。岳主教陷入了教廷和地下教会两面夹击的境地。

岳福生主教在2012年祝圣

这三位主教遭到教廷和地下教会的诋毁和攻击，仍然坚持履行职责，而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顾问、爱国会原副主席、蒲圻教区主教、97岁高龄的涂世华，更是主动反抗梵蒂冈反华政策，坚定走自选自圣道路的先驱。

涂主教出生在旧社会，亲身经历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外国传教士对中国教徒的歧视。新中国的成立，不仅使中国人民翻身做主，也使以他为代表的中国教徒摆脱了受压迫和歧视的地位。翻身的喜悦使得他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中国天主教的“三自”爱国运动，1959年，他被祝圣，成为汉阳教区首位自选自圣主教。涂主教理论功底深厚，知识素养高，他在任期间积极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神学发展道路，严厉批判过去天主教神学当中为剥削阶级辩护的各种理论，弘扬天主教神学当中济贫救困，关怀被压迫人民的积极因素，努力使天主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可贵的是，即使在文革时期，面对自己所受的不公正待遇，涂主教不仅坚持信仰不改变，而且支持共产党的立场也毫不动摇。在改革开放之后，涂主教不顾年迈，积极出访，向全世界介绍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中国天主教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在海内外引起很大反响和共鸣。当然，这样的人也是不受梵蒂冈欢迎的。

1980年，涂世华等赴加拿大蒙特利尔参加国际神学大会，阐明自主自办的神学基础

这四位主教虽然出身不同，经历各异，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坚定的走自选自圣的道路，反对梵蒂冈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中国合法爱国教会的压制，所以同教廷“结下了梁子”。正因为如此，这次教廷承认四位主教的合法身份才显得非比寻常，对中梵关系的正常化可以说是意义重大。

地下教会被打脸，边缘化趋势难以避免

这样看来，教廷此次承认这四位主教的合法地位，对中梵关系正常化的推动是不言而喻的。而几家欢喜，自然就有几家愁，不知道当年积极参与诋毁与羞辱这四位主教，自认为“护教有功”的地下教会神职人员及其拥趸们，看到这篇新闻会不会觉得脸很疼。

笔者在上一篇文章当中提到过，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天主教的混乱局面给了地下教会发展以可乘之机，导致中国出现了地上、地下两套教会的局面。事实上，由于中国与梵蒂冈的长期隔离，地下教会多现自发性特征，又因为对抗政府对宗教事务的依法管理而经常受到处理，因此地下教会办教水平总体偏低，良莠不齐。

然而，地下教会往往保持“教大于国”，“爱教不爱国”等错误理念，以对教廷的“忠贞”当大力丸，拿教廷的通谕命令当“尚方宝剑”，粗暴冲击正常的宗教秩序，并为西方反华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充当枪手，教廷内的反华势力也依靠这些地下教会来为自己攫取政治资本，比如香港的陈日君就靠长期资助内地地下教会给自己“买”了个“枢机主教”的头衔。

而教廷对这些地下教会的“忠贞”也一时“投桃报李”，不仅对地下教会的头目们封官许愿，还利用承认地上神职人员合法身份的时机，对地上神职人员进行打击来加强地下教会的权威，如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名誉主席、上海教区主教金鲁贤在寻求教廷承认时，教廷只承认他作为地下教会头目范忠良的助理主教而非正权主教，这无疑进一步加剧了中国天主教的混乱局面。

然而，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和中国政府对宗教事务管理越发有效，地下教会越来越没有市场，活动空间越来越小，取代合法教会变得遥遥无期。随着梵蒂冈改善中梵关系意愿的进一步加强，梵蒂冈对地下教会的支持不可避免地会减弱。一旦中梵关系实现正常化，地下教会被边缘化乃至最终被抛弃将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在近几年，一些看清形势的地下教会领导通过加入爱国会等途径成为合法神职人员的事情屡见不鲜。特别是2009年，被教廷和海外“人权人士”视作“忠贞标杆”的保定教区主教安树新加入爱国会，不啻于是对地下教会的又一次巨大打击。

而随着中梵关系的改善，以前犯过错误的一些神职人员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比如2012年在祝圣典礼上宣布退出爱国会并引起轩然大波的原上海教区助理主教马达钦，现在就在其博客上多次表示，爱国和拥护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天主教徒很有必要，并愿意改正自己的错误。虽然陈日君之流仍然试图刷存在感，虽然地下教会的水军仍然在诋毁合法的教会和神职人员，但地下教会无论如何做，也改变不了其“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

警惕梵蒂冈搞一些小动作

梵蒂冈即将承认中国的四位身份特殊的合法主教，自然是中国外交和自主自办方针的胜利，但在大方向面前，梵蒂冈仍然有可能搞一些小动作来攫取利益，制造麻烦。希望中梵关系不要最后在阴沟里翻了船。

目前看来，如果梵蒂冈承认了郭金才的教区主教地位，等于是承认了中国自主设立的承德教区的合法地位；而承认岳福生的教区主教地位，不仅等于是承认了中国自主设立的黑龙江教区的合法地位，也等于是否定了黑龙江省内所谓“哈尔滨宗座署理区”和“齐齐哈尔监牧区”合法地位，这两个“教区”的“地下主教”处境就很尴尬了；而马英林和涂世华也没少让教廷难堪，所以很难想象教廷会做出如此重大的让步。

因此，不能排除教廷会试图用过去对待金鲁贤等老一辈爱国主教的办法，或者通过降级承认要求这些主教成为“无任所”的领衔主教，或者要求其服从教区的“地下主教”，或者要求其对教廷“表示忏悔”。这对这些爱国主教的人格和威望的贬损，对中国威望的伤害是不言而喻的。在中国对梵外交博弈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更要注意教廷可能的小动作，坚持原则，保持灵活，牢牢掌握主动权，要让中国的天主教徒知道，只有爱国，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才能为自己争得真正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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