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淡宁：贤能政治论之中共执政“合法性”来源论述
【2016年9月，全球著名政治学者、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现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贝淡宁推出了《贤能政治》中文版。随着书的出版，贝淡宁教授也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西方固有政治观念认为，“一人一票是挑选政治领袖时唯一具有道德合法性的方式，任何其他方法在道德上都是不正当的”，而贝淡宁教授认为这模式或许不适合中国。其在书中系统阐释了政治尚贤制这一中国政治模式，指出中国选贤举能的政治尚贤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且现今得到民众的充分支持，因此在中国是选举民主制的一种替代选择。
贝淡宁教授对中国问题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而其就现实中频繁争议的中共政治合法性问题，也在书中给予了新的作答。本期，观察者网获授权，刊出《贤能政治》第三章“合法性问题”，供各位读者参考。**】****
按照让–马克·夸克（Jean-Marc Coicaud）的说法，政治合法性“被定义为民众承认管理者的领导权，并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他们享受特权的权利”。简单地说，一个政府之所以拥有合法性就是因为它被民众看作在道德上是合法的。衡量合法性并不容易：依靠与不同社会阶层的人进行定性访谈吗？还是依靠调查数据或选举？什么可以被算作是合法的：受教育的民众的观点，或者大多数民众都支持的，还是必须人人都同意？或许当统治者缺乏合法性的时候，它会表现得更明显——在革命中被推翻，或必须使用残酷的武力镇压民众的反叛。事实上，“通常，只有当合法性缺失或者不足时，它才进入人们的视线。只有在政权遭遇公民、臣民或是受益人的公然挑战时，政治科学家才会转向合法性作为解释其危机的原因。在政权运行良好之时，合法性问题就退居幕后。那时人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权者的行为是‘适当的’、‘正常的’或‘合理的’。”
就中国而言，合法性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原因再次是政治性的。很显然，拥有合法性的政权不大可能求助于暴力手段。一个政权的合法性越高，也就是说在民众眼里越具有道德合理性，它就会越少地依靠强制性威胁的方式行事。
尤其是对于西方分析家，似乎很清楚的是，这个政权注定要垮台。就像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东欧的情况（和最近中东出现的情况）那样，人们迟早会要求组建政党的自由和投票选举政治领袖的权利。短期内，或许存在类似于军事政变的“民主的逆转”（如埃及），但非民主的选择肯定无法长久存在。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自由民主是“历史的终结”。在现代社会或走向现代化的社会，其他任何政权形式都不可能拥有合法性。马克斯·韦伯同样著名的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的区分似乎也指向自由民主。第一种——传统权威，已经随着 1911 年清王朝被推翻而灰飞烟灭了；第二种——个人魅力型权威，也随着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的其他英雄的过世而不复存在；第三种——理性的合法性权威，随着中国的经济现代化似乎是必然结局，根据理性的合法性权威结构运作的自由民主是唯一可靠的政权形式。经济发达的、拥有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的政治历史，似乎进一步支持了这个观点，即自由民主终将在中国取得胜利。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已经证对于政治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的限制，采取了一人一票选举政治领袖的民主，因此为中国的现代化指明了道路。
但是，中国的一党执政国家体制并没有崩溃。非但没有崩溃，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反而越发巩固了。一个又一个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共产党执掌的政权赢得了众多民众的支持。正如王绍光所说：“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或者出生于中国但在西方工作的学者）进行了很多有关中国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大规模调查。到现在为止，熟悉这个领域的学者事实上都得出了一个共识——中国政治体制的合法性程度非常高。”王绍光补充说：“政权接受程度很高被许多西方学者解释为受访者害怕说出真相。因此，后来的调查补充了各种机制防止人们在接受访问时撒谎（如提供其他选择：‘不知道’或‘不回答’）。但是，每次调查的结果总是一样的。”无须质疑的是，大部分中国人认为现有政治制度是适合这个国家的。事实上，在最近的亚洲民主动态调查中，中国公民对自己政治机构的信任程度甚至超过参与调查的8个社会中的任何一个，其中就包括日本、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
但这并不是否认，中国存在社会不满情绪的事实，但是，这种不满基本上指向地方政府。托尼·赛奇（Tony Saich）解释说：“公民将国家‘分解开来’，虽然他们表达了对中央政府的高度满意，但满意度随着政府层级往下也依次降低。2009年，95.9%的人对中央政府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但这个满意度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就只有61.5%了。”何包钢用更加生动的语言描述了民众眼中的现象：“用民众的话说，中央政府的官员是救星，省政府的官员是亲戚，县政府的官员是好人，乡政府的官员是恶棍，村干部是敌人。”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
一个明显的悖论是，中国公民表现出对民主的信心，同时认可非民主的统治。但正如史天健和卢杰所说：“普通中国人心中所想的民主或许并不符合自由民主话语中对民主的定义，相反它是建立在监护人话语基础上的。”简单地说，民主意味着为民服务的政府（民享政府，由精英负责），而不是由民众管理的政府（民治政府）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所以，如果中国政府“为人民服务”，它就是民主的。调查的确显示，民众支持选举，但那些选举不应该伴随着围绕竞争性利益组织起来的多党政治。“虽然84%的受访者同意或者强烈赞同选举国家领导人，但只有16.3%的人同意或者强烈同意多党竞争。”西方分析家或许抱怨说，中共最近谈论的“党内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因为它排除了多党竞争政治，但大多数中国人或许在使用不同的标准来评价“民主”的进步。
简而言之，即使并没有采取自由公平的竞争性选举来挑选领袖，中国政府也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很高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即人们认为政府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那么，政府究竟是如何赢得合法性的呢？换句话说，中国政府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是什么？中国共产党通过以下三个来源获得了合法性：民族主义、政绩合法性和政治尚贤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合法性的这三个源头在不同时期都很重要，但民族主义在政权初期最重要，政绩合法性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十年非常重要，而政治尚贤制正在变成越来越重要的合法性来源。
合法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所说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国家或政权试图通过它体现的某些观点或者在教育体系、政治演说和公共政策中表达的观点，成为民众眼中在道德上具有合法性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当然是建立在被列宁和毛泽东修改和重新解释的共产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之上，它的合法性大部分源自其是否能践行这些原则。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中国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有所动摇，尤其是年轻人。这并不是否认某些社会主义价值观如需要为民众谋取物质福利的观念在人们心中仍有认可度。但是，它们之所以被认可，至少部分是因为这些观念类似于从前的传统政治观点（见下文）。我们也不否认存在一些值得提及的当代地方改革实验，至少部分是受到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启发。但是，也可以说即便没有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共也能够成功地获得政治合法性。这个“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很大部分来自于向民族主义的转向，即中共作为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要传播者和保护者。
通过战争赢得支持和民心
民族主义是舶来品。传统的中国政治文化受到更加全球化的政治视野的影响，其理想是贤德的圣王统治下的没有疆域边界的世界大同。在皇权时代的中国，政治精英往往将其国家视为世界的中心。但是，当中国在19世纪中期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之后，一切都改变了。在将近100年的时间里（百年国耻）中国遭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失败，国家陷入贫困和内战的深渊。中国精英陷入痛苦的现实之中，意识到中国的政体在不断扩张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处于边缘位置。如果中国要生存，它就必须适应这个新体系。在现实中，这意味着不惜牺牲任何代价也要让国家强大。正如蒋介石在1947年所说：“回想百年来，全国国民在不平等条约束缚之下，以雪耻图强为一致的要求。”我们知道，是中国共产党成功地洗雪了“国耻”，是毛泽东在 1949 年发表的著名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一宣言，象征着中国被外国列强欺负和奴役的屈辱历史走向终结。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比较强大和安全的国家，意味着中国已经不用再担心国家的生存问题。但是，朝鲜战争、少数民族地区的不稳定、与苏联的决裂（更不要提统治精英中的重重疑虑）持续培育出一种建立在愤恨基础上的民族主义。中国共产党对于“外来干涉”的敏感，促使它进一步在学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不停地提醒国人曾遭受过的外国列强欺负的“耻辱”，以及只有强大和中央集权的中共领导才能保护中华民族不受外来势力的干涉。这种“爱国主义教育”一直持续到今天。在担任国家副主席的时候，习近平强调说“我们遭受了一个世纪的虚弱、压迫和羞辱”，在担任国家主席后不久，他就呼吁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这与在争议岛屿的领土主权主张方面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姿态似乎不谋而合。
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充满怨恨的民族主义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中共当权的风险之一是，如果政府在应对外国干涉的时候表现得不够强硬的话，接受过爱国主义教育的民众会转而反对政府。像《中国可以说不》（China Can Say No）这种畅销书就比较直白地批评中国政府在对待日本、中国台湾和西方的时候过于“软弱”。像《环球时报》这种大众化报纸被外人视为是“民族主义的”，但是它的审查工作大部分其实针对的是强硬而好战的民族主义言论。反日示威游行受到政府的约束就是因为中共担心局面失控。好战的民族主义几乎遭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反对，但在大众（和军方）层面上却引起共鸣，而且或许已经远远超出了政府的意料。政府或许能够控制民众的不满情绪，但人们也可以想象可能对政权产生威胁的情况，如动用武力对付台湾及其“羞辱”了中国大陆的外国保护者。
除去道德的考虑之外，从政权生存的角度看，最好的情况是中国打赢战争。比如，英国在马岛战争中战胜阿根廷，战争胜利能够帮助发动战争的政权。另一方面，民众最终还是放弃了对玛格丽特·撒切尔保守党政府的支持，这也说明建立在军事成果基础上的民族主义的合法性并不能持久。在和平时期，人们往往能够更清晰地区分什么是国家利益，什么是执政党的利益，政府通过发挥道德威力而不是武力能够更容易地获得民众的信任。这并非表明，民族主义在和平时期将不能够再作为支撑合法性的有力武器。民族主义将采取更“温和”的形式，在文化和历史中激发自豪感而不是在战争中取得胜利或引发对外国人的怨恨。中共的确认识到和平时期“软”民族主义的重要性。正如高玉麒所说：“传统和历史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用来塑造其合法性而精心挑选的工具。该党试图用从传统思想流派尤其是儒家那里挑选出一些价值观来修复已经生锈的精神意识形态上的裂缝。”政府一直在政治演讲中强调如和谐和孝道等儒家价值观。2008 年北京奥运会突出显示了儒家主题，在开幕式上引用《论语》。上海新建的共产党干部学院的领导骄傲地告诉参观者，其主楼就是根据儒家学者的书桌设计而成的。在海外，中国政府通过开办孔子学院推广儒家思想，这种学院类似于德国的歌德学院，是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的中心。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设计图
但是，政府不能单靠自己成功地推广这种“软”民族主义：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试图提出自己对国家利益的理解，并声称如果在此过程中他们被排除在外的话，政府无论说什么都不能令人信服（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像蒋庆和康晓光等学者已经在呼吁政府正式拥抱儒家，但是政府碍于官方坚持的马克思主义而一直抗拒这些呼吁。辩论不仅限于儒家，最近，一群“热爱中国这片土地，忠于人民”的具有自由主义、新“左”翼、新儒家和基督教研究等不同学术或思想背景的中国学者在牛津聚会，并发表了署有他们签名的文件——《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这一举动旨在就中国未来发展的价值观达成共识。
这里的问题是，独立知识分子和政府之外的其他群体将国家利益和执政党的利益区分开来，他们试图提出自己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一党垄断国家利益的想法是陈旧过时的观念。简而言之，为中共辩护的“硬”民族主义建立在经过多年的贫困、混乱和外国列强欺负之后统一中国的军事胜利的基础上，但它不能永远赢得民众的支持。民族主义在有限的程度上将继续成为和平时期合法性的来源，但政府必须留出更多的空间，形成一个开放的社会，允许更多声音参与什么才是国家利益的讨论。民族主义不会消失，但它不会像从前一样给中共带来很大帮助。
如果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历史很短，政府有义务改善民众的物质生活这一观点则有着更深厚的根源。按照《论语》所说，政府有义务为民众提供维持生存以及实现思想道德发展所需的基本条件。但是，如果两者发生冲突，前者会占据优先地位：“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但这并不意味着要盲目追求更高的国内生产总值。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君子周急不济富。”帮助穷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贫穷容易产生消极情绪，而财富会让人更容易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孔子曾说：“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孟子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人们必须受到教育才能培养道德品质。但是，政府首先应该为他们提供基本的生存条件，以免他们走上邪路：
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
如果人们需要担心下一顿要吃什么，教育人们向善是不会有结果的。因此，政府的首要责任是保证民众获得基本生活条件。如果政府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让民众脱贫，就能赢得民心（即拥有了政治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依赖于政府的政绩，而不是选拔政府官员的程序或民众参与政府管理的程度。
政府有义务为国家所有成员提供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这一观点是政府制定政策的指南，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只要王朝这么做就能持久生存下去。按照童燕齐的说法：“灾害预防，尤其是防洪和救灾的责任就落在政府的肩上，因为工程规模巨大。夏朝第一个皇帝（公元前 210~ 前 160 年）——大禹，因为治水有功成为传奇人物。”大禹的成就至今仍然被当今人们用来说明政府应该发挥的作用。“每个中国人从童年时期开始就知道，大禹专心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
明清时期，国家会通过开放地方粮仓赈济饥荒中的灾民。王国斌（R. Bin Wong）说：“地方粮仓的思路很清晰——把创建和维持这些机构的责任交到地方民众手中。国家对于依靠乡贤和其他人推动地方粮食储备的意愿建立在一个基本的共识之上，即最低生活保障是社会稳定的基本要素。”一旦发生灾祸，政府就开仓放粮，国家也会给连棺材都买不起的灾民提供救济款，甚至帮助那些卖儿救穷的灾民“赎回”自己的孩子。政府有义务负责灾后重建，通过给灾民减免税赋、拨款修复灾区交通要道，让民众能够返回被毁坏的家园，为农民提供粮食种子和其他资金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在清朝，刑法明文规定严厉惩罚那些不能为穷人提供救济的地方官，从而保证灾民获得食物的权利。
作为1978~199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邓小平认识到，民族主义和革命热情不足以维持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结合如何赢得民心和支持的传统观点，政府需要让民众过上幸福的生活。因此，邓小平开始了旨在改善经济表现的市场改革（包括大幅度减少军队开支）。马克思本人也认为资本主义是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的结果尽人皆知：
30多年里，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地方之一，而人们在后改革开放时代已经看到了人类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脱贫成就。
但是，问题在于政绩合法性是否能够持续。如果情况出现异常，该怎么办？这里，历史提供了一些借鉴。在传统中国，人们判断国家的政绩不仅仅看其经济发展状况，而且看它应对危机的方法，当今同样如此。考虑到中国政府在比如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汶川地震（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2007~2008年）等危机中的表现即便不是令人钦佩但至少也说得过去这一得到普遍认同的观点，若说该政权的合法性在过去几年逐步增加，我们并不应该感到吃惊。上述情况也适用于中国应对台湾危机的方式：如果与台湾的紧张关系缓和，中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增加。没有理由仅仅依靠经济增长速度或脱贫来定义政府的政绩。
我们也不应该假想出现危机的时候，一切都必然会陷入混乱：这取决于人们认为政府应该为危机承担什么责任，以及政府对付危机的意愿和能力。如果政府被认为应该为危机时刻的糟糕表现承担责任，那政绩合法性就会陷入困境。温州动车事件（2011年7月）中民众之所以表现出普遍的愤怒，原因之一就是民众为国家有能力在很短的时间内建造高速铁路网感到自豪，后来却发现某些政府在事故发生后竭力隐瞒真相。因此，政府被视为至少应该为灾难承担部分责任——一味追求政绩工程。政府在应对灾难时表现出的迟滞，进一步破坏了政府的信用。这种事件或许不至于导致灾难性的后果，但经济危机的持续存在破坏了民众对政府管理经济能力的信心，若再加上政府在应对社会危机或自然灾害时的不及时，或许可能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让我们对政绩合法性能否持续感到怀疑。当领导和民众对关心的重大事项拥有广泛的一致意见时，比如过去30年一直在做的消除贫困，人们很容易为强大的政府辩护。但是，如果政府成功地提供了让民众获得基本物质福利的条件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那时，政府的工作将变得更加复杂，需要更多的社会力量融入进去，帮助制定政府政策。正如王绍光所说：“在当今中国，社会经济两极化、都市化，文化、教育和媒体水平的提高激发了民众参与政策决策制定的热情。如果社会群体不能找到他们表达需要和利益的制度化渠道，他们被压抑的不满情绪就会以暴力的形式爆发出来。从长远看，随着利益的多样化和复杂化，用竞争性的利益结构取代单一性利益集合体的结构是必然的。”简而言之，政治领袖的良好政绩不大可能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我们需要的是以制度化的形式把民众更多参与政治的权利固定下来。
合法性的第三个来源——政治尚贤制也有古老的根源（这也是本书一直在强调的东西）。它是中共合法性的最新来源。一方面，为参与公共服务的官员确立严格的选拔和晋升制度在中国的历史并不算长，它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的。而且，中共对宣扬将政治尚贤制作为理想一直非常谨慎，因为它与讲究平等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不是那么相符：毛主义强调工人农民对社会的贡献，甚至超越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社会应该由政治精英管理的观点显然与马克思主张的人人平等的“高级共产主义”——到那时，国家将逐渐消亡——理想社会格格不入。与之相反，儒家公然宣称，即便是理想社会也需要由道德水平和政治才能高于平均水平的领袖来管理。汉朝时期根据更古老的材料编辑而成的著作《礼记》中的理想社会“大道”，被描述为一个“天下为公”的时代，紧接着这句名言的就是政治尚贤制的理想——“选贤与能”。但是，执政党被称为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中国儒家党。
然而，中国共产党非常清楚，政治尚贤制能够帮助它获得统治的合法性。最近的调查数据显示，在拥有能影响民众对政府态度的儒家传统的东亚社会中，存在着对于政治尚贤制的普遍支持。杜楚森（Doh Chull Shin）解释说：“民众对家长制贤能政治的依恋非常明显地促成了人们从实质意义上理解民主，但却对人们在程序意义上理解民主产生了同样程度的消极影响”。如上所述，史天健和卢杰发现，大多数人认可“监护人话语”（guardianship discourse）而不认可“自由民主话语”（liberal democratic discourse），前者认为有必要选出“关心人民需求、决策时考虑人民利益、代表人民和社会制定适当政策的高水平政治家”，后者则强调可以确保人民参与政治、选择领导人的权利的程序性安排。而且，史天健还提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对儒家政治价值观的依赖与日俱增。
就中共持续进行自我改造，成为更讲究尚贤的政治组织的程度而言，它在中国人的眼中应该更加合法了。当然，尚贤体制也需要变得更加透明，这样人们才能更好地理6解这个制度，尊重那些在竞争特别激烈的人才选拔中胜出的成功者。因此，无须感到吃惊的是，无论是官方还是独立学者，在讨论中国政治话语时，对贤能政治的关注越来越多。2013年10月，一组对比中国尚贤制和西方民主制的英汉双语漫画视频在网上迅速传播开来，短短两个星期之内，观看人次超过千万。这或许是因为它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时刻发布，突出显示了民主政治的糟糕一面。
虽然如此，仅仅（或主要）建立在政治尚贤制基础上的政权的合法性是否能够持久还是存疑的。虽然大部分社会不满情绪的确是针对基层或低级政府的，但这些不满也伴随着一些委婉的请愿活动——公民进京上访，向中央政府提告地方官员的胡作非为等。孔诰烽（Ho-Fung Hung）注意到清朝中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他认为这种抗议模式源于儒家的权威和正义概念。在此概念中，受到虐待的臣民指望爱民如子的皇帝为其申冤，就像孩子受到虐待后求助于爷爷奶奶的仁慈保护一样。虽然这种做法保护了帝国中央政府免遭民众反叛和重大社会危机的冲击，但它也隐含着不稳定的种子。“只有在民众普遍相信统治者是合法的和在道德上是正义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这种‘安全阀’才能奏效。但是，这种信任很容易丧失，有时候因为皇帝淫乱生活的传言，有时候因为皇帝在履行某些关键职能方面的所谓失败。如果一些意外事件的发生，比如重大经济失误、涉及最高领导人的丑闻或者地缘政治冲突中的失败突然使民众丧失对中央政府的信任，并引起国家的崩溃，我们也不必感到过分惊讶。”
即使政府成功地治理了高层政治领袖的腐败（或至少限制人们对高层腐败的了解），考虑到民众对领袖抱有很高的道德期待，政治尚贤制的合法性问题也不能完全解决。暗示比如政治局常委中有人陷入克林顿式的性丑闻可能从根本上破坏民众对该政治体制的支持，这并不夸张。甚至涉及统治者家人的严重丑闻都可能颠覆一个政权，孟子曾说：“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屣也。窃负而逃，通海滨而处，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这不仅说明家庭责任比政治责任更重要，而且说明家人的不道德行为可能让君主的名誉受损，以至于让他丧失当政的道德权威性。
纯粹的政治尚贤制的最大问题是，很难向体制外野心勃勃的和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论证其合理性。在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的研究中，我发现肯定能得到对公务员考试的批评视角的方法就是询问那些没有通过考试的人（即大部分人）。在皇权时代的中国，科举考试的失败者在当地仍然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常常能够在准备科举考试的过程中获得宝贵的就业机会。但
是现在，那些没有通过公务员考试的人什么也得不到。
所以问题是，如何向考试失败者和更广泛的雄心勃勃的公民论证尚贤制的合理性，这些人试图通过其他方式而非官方的选拔和晋升途径改善中国社会。其中一个方式是，强调成为专业性的公职人员不是改善社会的唯一途径：农民、家庭主妇、体力劳动者、医生和非政府组织中的积极分子等都可以为改善社会做贡献。政府能够，而且也应该突出强调政治体制之外的个人和社会团体的成就，如资助那些宣传杰出社会贡献的电视节目等。政治领袖应该谦恭且明确地承认，其他社会团体和公民在智慧能力和美德上比政府官员更优秀。或许，更重要的是，党外社会贡献者能够也应该在经济上得到奖励，至少应该和官员的待遇一样。换句话说，那些在高层没有政治权力的人能够也应该将自己视为“胜利者”，只要他们为公共利益做出了贡献，不平等的政治权力无须破坏人们（平等）的社会价值意识。
虽然如此，在拥有儒家传统的社会中，政治领袖继续拥有最高社会地位的可能性似乎仍然很大。所以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扩大政治参与程度。中国共产党能够继续将各个社会群体中充满政治热情的代表人物纳入体系之中，但并非所有的潜在反叛分子都愿意被“招安”。政府也能够为非党员参加政治活动提供更多的机会，尤其是在基层政府。但是，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平息对于高层贤尚的批评。最终来说，唯一的方法是让所有民众支持政治尚贤制。换句话说，民主或许是为尚贤制的合法性辩护的必要条件。
在本文中，我讨论了中国背景下政治尚贤制的三大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它们都不需要通过民主选举挑选国家最高领导人。腐败问题能够通过独立的监督机构、提高官员的工资待遇、执政党向多样的社会群体和更多言论自由开放，并根据不同贤能标准选拔不同类别的政治领袖等方式处理。但是，合法性问题只能通过民主改革的方式处理，包括某种明确的民众认可。因此，问题是如何调和政治尚贤制与民主。
本文转自贝淡宁教授著作《贤能政治》第三章，第118页至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