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 长征胜利80周年总结之一：为何红军都要去陕北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马平】
“讲政治”的军队才能长征
在谈论长征之前，我们应该回顾一下“长征” 概念的出现。从公开资料来看，红军把“长征”作为一个历史概念向世界公布，是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后的1935年11月13日，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当时各个方面军之间只有一两部电台进行联系，很难传输长篇文稿。虽然此时四方面军正在川西发动百丈关战役企图攻占成都，红二方面军还停留在南方根据地未出发，但大多数官兵恐怕不会看到这篇宣言的全文，他们也得到达陕北之后，才能知道自己走过的路被概括为“长征”。
为什么在长征途中没有人做类似概括呢？因为在长征发起前数年时间，或者可以说从1927年开始土地革命战争那一刻起，各支红军就始终在进行战略上的机动作战，从未久居一地。追根溯源，参与长征的三大方面军长征出发地都不是自己最初的根据地，只有25军的三个团算是从老根据地走到了陕北。
比如说，一方面军自从1929年红五军突围后就未曾控制过井冈山（再次控制要到1949年），而是从江西西部转移到江西东部靠近福建的中央苏区（一方面军出发地）；二方面军由湘西和湖北洪湖两地的红军组成，但在1935年出发时，根据地是贵州边境的湘鄂川黔苏区。
至于四方面军，众所周知创建地点在湖北河南安徽边境的鄂豫皖苏区，发起长征时却已身在川陕边境，两地直线距离接近1000公里。对于那个年代的红军来说，长途行军就像打仗一样是家常便饭。
直到他们在陕北休整下来回顾30年代中期那两年的作战记录，才发现自己横穿了大半个中国。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红军长征前数年的战略转移和长征是同一个历史趋势的不同阶段。
图1 中部红色间断线为1932年四方面军转出鄂豫皖，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路线
图2 红三军（二方面军前身）1932年从洪湖根据地向西转移的路线图
红军走远路不仅仅是为了机动作战，更是为了改造中国社会。上一段提到的所有地名都曾经是繁盛的红军根据地。所谓根据地，就是军事上被红军控制，政治上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基层社会被土改掀翻的地区。
长征前红军能够在大半个中国的范围内建立几十块根据地，即便丧失其中一部分也能在其他地方迅速重建，这说明了土地革命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更说明当时中国所有的农村、牧区都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和危机，一旦用革命的方式把矛盾挑开，立刻就会在动荡中爆发出巨大的力量。
图3 全国苏区分布（1930年）
所以，“讲政治”的红军虽然脱离根据地作战，却往往能够通过革命行动来扩大队伍，即便在少数民族地区也能获得当地人民的善意中立。不至于和历史上大多数流动作战的军队那样，越打越少，越走越弱，最终以流寇的身份灭亡。毛泽东在1936年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总结说：
【如果内战延长，红军胜利的范围更广大时，这种事情会多起来。但是他们的结果不能和红军相比，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官兵之间又不一致。他们如果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
勿谓言之不预。1950年国民党在西南做最后挣扎，宋希濂兵团这样的头等主力就被迫走上当年的红军的长征路，向西撤退。结果，虽然宋希濂有汽车代步，还有飞机侦查，还是被两条腿走路的解放军追上，在大渡河边被活捉，到北京功德林当了重量级的俘虏。
为什么会有长征
红军流动作战，终极目标是为了创建更多的根据地，最终连成一片改造中国。但为何红军要放弃华中和东南地区的大片老根据地，向西北转移，以至于经历一年多的无后方作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之前南方根据地存在的基础。对此毛泽东已经有深刻的总结：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第一，国民党新军阀蒋桂冯阎四派，在北京、天津没有打下以前，有一个对张作霖的临时的团结。北京、天津打下以后，这个团结立即解散，变为四派内部激烈斗争的局面……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
……第二，中国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能够长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种并未经过民主革命影响的地方，例如四川、贵州、云南及北方各省，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两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工农兵士群众曾经大大地起来过的地方，例如湖南、广东、湖北、江西等省。
……第三，小地方民众政权之能否长期地存在，则决定于全国革命形势是否向前发展这一个条件。而且，这些红色区域将继续发展，日渐接近于全国政权的取得。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
……第五，红色政权的长期的存在并且发展，除了上述条件之外，还须有一个要紧的条件，就是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
我们回顾这五个因素。其中第四、第五要靠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的努力，属于主观条件，我们暂且放下不提。第二条的确很重要，是众多苏区创建的前提，比如说井冈山上的红军，一半是北伐革命动员的农民武装，一半是经过大革命影响的旧军队，没有这些火种就没有之后的星火燎原。
但发展到30年代，全国已经有十余万红军骨干力量，几十块根据地或游击区，共产主义革命自己就能提供更多的“种子”，在大革命影响区域外也可以“播种”，这一条就不再成为决定性因素了。第三条也很重要，但国内局势要靠红军自行推动，更要考虑国际形势的变化。所以五个因素可以归纳出两个客观条件：军阀是否保持分裂状态，帝国主义是否积极干预中国。
先说军阀的分裂状态。即革命力量必须充分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用团结的革命武装去击败不团结的旧军队，才能安然度过从弱小到强大的发展阶段。这一条在中原大战前是基本成立的——四大新军阀争夺北伐成果，都企图继承北洋“正统”，还有众多省级、准省级军阀连同汪精卫势力把局势搅得更混乱。
但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胜利而告终，军阀混战开始向一家独大的局面转化。虽然“易帜”的张学良派系也是中原大战的胜利方和决定性因素，但第二年的“九一八事变”挖掉了奉系军阀的根子，从此张学良成为丧家之犬，仰赖蒋介石集团的财政支持，不再是举足轻重的全国性力量。
这意味着从1932年开始，毛泽东在1928年总结的南方革命条件出现了重大变化，蒋介石集团凌驾于众军阀之上，开始组织相对团结的旧军队来对付苏维埃政权了。要理清长征时期的历史，我们需要搞清楚蒋介石集团崛起的原因。
其实蒋介石集团并非国民党“正统”，甚至在国民党反动派中也并非绝对的头牌。国民党北伐的政治中心始终定位于中路的武汉，而蒋介石掌握的第一集团军也没有力压群雄的绝对优势。但在北伐中，蒋-何（应钦）系军队靠东行动，占领了江苏、浙江、安徽的大多数地区和上海，从而控制长江口航运，直接和列强的商业利益相关。
图4 新军阀割据图 蓝色为蒋介石控制区，实际上区内尚有二级势力
图5 北伐末期的蒋介石位置，占据长江口
从政治经济角度来定义，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半殖民地，即是未被帝国主义直接占领，但事实上沦为商品倾销市场和原料生产地的国家。
由于中国内地基础设施落后，铁路网不发达，在东北沦陷之后，三分之二左右的对外贸易依赖于长江（含支流）水路运输，所以最核心的商业税收就是长江口的关税。
蒋介石集团掌握了长江口，就拿到了中国最大、最稳固的一笔现金流，完全压倒内地军阀从土地上拿到的封建田赋。更何况内地军阀买武器，买物资也往往要通过长江口，再被蒋介石拔一层毛。对于不想真正改变中国政治经济秩序的政权来说，长江口简直就是中国的心脏和大脑。
为了这么大一块利益，蒋介石集团当然愿意和帝国主义合作，保护各国在华资产，以低税率和反苏来维护帝国主义利益，从而借关税和盐税（同样集中于沿海）去压倒内地军阀。
1930年中原大战前后，关税已经占国民政府收入的51%，还有14%是盐税。所以蒋介石“大度”地向各省军阀宣布，中央不再要各地的土地税，既缓和了矛盾，也不影响他称雄中国的目标。再过几年，井冈山时代的军阀争霸局面渐渐退潮，南方革命根据地真正的考验就到了。
此外，20年代末正逢大萧条时代，西方列强一片慌乱，干预中国的力度较差。到了30年代初，各国勉强控制了局面，法西斯国家开始抬头，蒋介石趁机搭上了纳粹德国这条线，用钨砂贸易换来了德国军火和顾问，全力对付红军，英美也默许纳粹和中国的合作。
帝国主义再次联手压制中国的革命形势。可以说几年前培养红色政权的客观有利条件已经大大弱化。这是从东南向西北长征的必然性。
真的没有别的选择吗？
毛主席为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开列了五个原因。第四条是强大红军的存在，第五条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虽然客观条件有所退化，但这两个主动因素的确有一定的增强：红军到了30年代中期已经有十余万核心力量，苏区建设也逐渐摸索出了经验。
用这两个日渐增强的条件去抵偿逐渐弱化的客观条件（军阀混战平息、帝国主义重新伸手）是可能的，但非常依赖于领导集团的实际操作水平。对于如何扬长避短以赢得战争，毛泽东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五次反“围剿”进行两个月之后，当福建事变出现之时，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
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这种方法是必能确定地援助它的。此计不用，第五次“围剿”就不能打破，福建人民政府也只好倒台。
到打了一年之久的时候，虽已不利于出浙江，但还可以向另一方向改取战略进攻，即以主力向湖南前进，不是经湖南向贵州，而是向湖南中部前进，调动江西敌人至湖南而消灭之。此计又不用，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就最后断绝，剩下长征一条路了。】
必须承认，1932年后客观不利条件在增强，毛泽东也没有说自己的方案必定应验，但至少他指出了红军在长江中下游扭转局势的最好机会。因为国民党“中央军”缺乏政治动员，士气低，行军慢，野战能力差，前几次围剿以数倍的兵力优势被红军野战击败，这次只能靠堡垒步步为营，以战术防守来实施战略进攻。
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进得一步，即守一步，不为防线而为铁板式平面，逐渐推进，缩小匪区”、“匪区纵横不过五百方里。如我军每日能进展二里，则不到一年，可以完全占领匪区”。这种保守战法显然存在非常大的漏洞。
具体而言，中国是个农业国，几万个水泥碉堡和几千公里的军用公路是一笔巨大的投入，蒋介石不可能在中国东部修满工事。而且碉堡和公路不能移动，国民党军的侧面和后方必定存在巨大的机动战场空间，只要能突破（绕开）防线到敌军后方，威胁江浙沪核心区，切断敌人围困兵力的后勤，“中央军”就必须脱离碉堡回援，在红军的预设战场上进行野战，这就是扬长避短。
当然，在碉堡群中间打出突破口也不是容易事，但在半殖民地经济下，蒋介石并没有钱搞全面包围，只能在北方设置主防线，由顾祝同带领中央军龟速前进。西面防线交给了半心半意的湖南军阀何健，南面防线交给了粤军陈济棠——就是那个长征前夕和红军达成让路协议的陈济棠；
至于东面……是早就想干掉蒋介石的十九路军蔡廷锴。这三支军队未必喜欢红军，但绝不愿意看到蒋介石一家独大。红军如果以蒋介石的地盘为目标进行迂回突破，他们也不会很认真抵抗。
实际上，参加过一二八抗战的十九路军何止是消极怠工，他们在第五次围剿的高潮阶段宣布福建独立，反蒋建国！蒋介石的防线出现了漏洞，还被迫从正面抽调部队进入福建对付十九路军，为此把众多主力的侧翼暴露给中央苏区。
图6 福建事变地图。红军未能侧击入闽作战的“中央军”
十九路军策动福建独立，客观上是因为蒋介石集团封建本性和年轻军官社会改革思想的矛盾，但能在如此恰当的时机爆发，可以说超额完成了毛泽东对军阀矛盾的预期，对危机中的红军是一个天赐良机。就在长征前数月，寻淮洲从东路带几千人北上，以实际上两个团的兵力在敌后纵横数月，靠1200条步枪杀入福州郊区，联合十军团（合计数千战斗兵员）打到了长江岸边的青阳县，充分说明了机动作战的可能性。
此时中央红军尚有5万骨干，如果积极配合十九路军，完全有可能打破蒋介石的封锁，甚至可能直接重创蒋介石政权。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在红军领导层，博古、李德等高层领导战术上崇尚硬碰硬，战略上拒绝和十九路军合作，坐视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再回来围剿，浪费了最后一次立足南方的机会，只能选择战略转移，走上长征之路。
第五次反围剿之前的多次错误决策也要为红军被迫长征负责。
比如说，当时的党中央醉心于攻击中心城市，多次强令各路红军围攻武汉、长沙等中心城市。本来1932年苏家埠战役后，四方面军已经有三四万骨干力量，在鄂豫皖根据地大有可为，结果中央一声令下围攻武汉，中央代表张国焘、沈泽民带领四方面军南下大伤元气，被迫放弃淮河流域的大别山，向西1000公里到四川北部去发展。
同时被中央强令攻击武汉的还有洪湖的贺龙部队，贺龙因此不得不放弃洪湖苏区，到贵州边境重建根据地。甚至四川川东游击军的王维舟部队也被命令奔袭武汉，为此差点丢光了四川红军的家底，险些无人接应四方面军入川。之前毛泽东彭德怀被强令第二次攻击长沙，也几乎葬送了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老底子……
这一系列错误决策浪费了大量实力，如果积攒起来，本来也可以在1934年多上几万精锐红军和十几个县的根据地，让蒋介石剿不胜剿。
但历史没有如果，一个新生的组织不可能避开所有失误，战争往往就是比双方谁的失误少。每次都指望自己掷出六点才能的人，必定是末路赌徒。毛泽东也不是天生就应该有绝对的权威，他的决策能力不仅要用他的正确来证明，往往也需要很多人的错误来证明。
第五次反围剿的结果固然是失败，但为年轻的共产党提供了一次新的磨合机会。毛泽东跟着自己参与创建的红军和党走上了长征路。
长征去哪里？
既然长征是一个大概率事件。那么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选择目标？
正如毛主席总结，革命的第一批种子源于北伐军和412政变前的大革命，所以大多数苏区都在南方长江流域。这里接近蒋介石的核心区域，是南京政府向内地扩张的首要障碍，要正面承受蒋介石集团的压力，在蒋介石集团坐大之后是一个很危险的区域。
而且长江不仅仅是商业通道和蒋介石集团的财政来源，在军事上也有非常有利于反动派——外国列强和南京政府都有军舰，可以借江河阻断交通，也可以用客轮快速运兵。寻淮洲、方志敏率领红十军团北上的时候，蒋介石就从水路紧急调49师到福建围剿，最终击败了这支孤军。
红军两次攻击长沙，也都遭到美英等国的军舰炮轰。长江及支流日益成为红军发展的不利条件。可以说，从南方长江流域向北方转移，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地转移，是有客观合理性的。陕北正是符合这一条件的战略转移方向之一。
图7 帝国主义积极干涉的地区，也就是红军无法自由机动的地区
但北方或者说西北很广阔，不止是陕北一地，哪里是最合适的落脚点呢？
前面提到了，红军30年代的重大失误之一就是强行攻击地区中心城市。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之前，共产党军队几乎所有攻击省城的行动都失败了，只有彭德怀的三军团短暂攻入长沙，然后在地方军阀、“中央军”、帝国主义炮舰的联手攻击下只占领了九天。
为什么不能攻击中心城市（及周围的平原）呢？因为红军是一支从农村建立的轻步兵军队，没有兵工厂，缺乏攻坚所需的重武器，攻城和平原作战往往损失巨大。而且平原地区和省城是地方军阀的统治核心，平时军阀可以看着红军和中央军对打乐观其成，一旦红军企图占领省城，地方军阀会瞬间和蒋介石结成牢固的联盟。
再加上南方大多数省级城市都在长江或支流沿岸，便于军舰和运输船出入，很容易触发发帝国主义亲自下场的战斗（比如彭德怀攻长沙），攻击省城一般得不偿失。
所以，红军在有能力席卷全国之前，应该尽量避免攻打中心城市，尤其避免对方有军舰和运输船通航的中心城市和平原。这意味着红军最好的发展方向在各省交界处的山区。成功的红军根据地和后来的抗日根据地般都有多个省的冠名（如鄂豫皖根据地、湘赣根据地），往往还要加上一个“边”字（如湘黔边根据地），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样看来，既然四方面军在大别山淮河流域没站住，中央红军在福建江西的山区没站住，就应该向西寻找类似的地方——而且最好远离长江能通航的干支流。四方面军在长征前选择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落脚，就比较符合这个条件。
一方面军仓促转移，一路向西，先是到湘西寻找贺龙兵团的企图受挫，然后在遵义转由毛主席指挥，一度也想穿越四川去找四方面军。但毛主席也没办法在军舰攻击下偷渡长江——蒋介石在宜宾和江津之间布置了炮艇和装甲商船，所以四渡赤水，红军甩开国民党军队继续一路向西，直到金沙江（长江上游干流）不能通行大船的地方，才从皎平渡穿过长江，沿着中国地理第一阶梯的边缘北上，得到和四方面军汇合的机会。
一时间，似乎川陕革命根据地要成为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然而，当中央红军到达川西的时候，发现来迎接的四方面军已经放弃了川陕山区，全军西渡嘉陵江来会师。
原来在张国焘的领导下，四方面军内部肃反太严重，干部水平急剧下降，民政工作搞的很差，再加上经济政策过于激进，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动员能力到了极限，不足以支持两支红军长期休整。所以张国焘简单粗暴地放弃了根据地。红军再次面临去哪里的问题。
到此为止，红军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首先不可能是少数民族地区（新疆西藏被排除），其次必须有一定的农业基础（甘肃大多数地区不行），第三要是远离省城的山区（秦岭不合适），第四需要地形开阔，方便红军大步进退打运动战（汉中安康被排除）……
如此看来去陕北最合适。恰好中央此前从报纸上获知陕北根据地尚存，还有红25军（四方面军留在河南湖北的野战部队）前去支援，北上去陕甘边区就成了最优选择。
然而，此时张国焘的个人野心问题逐渐暴露。西征后，张国焘号称拥兵八万（实际战斗兵员约4万），明显多于长征到半途的中央红军（1.5万）。他企图通过军事优势取得党的控制权，消极抵制中央决策乃至发出武力威胁。
结果是一方面军先期北上去陕甘，四方面军（和一部分一方面军部队）的战略出现了极端摇摆，时而要去青海新疆避战，脱离中国核心省份；时而转身冲击四川的平原地区，喊出“打到成都吃大米”的流寇口号。最后百丈关一战，“中央军”和四川军阀联合起来击败四方面军，张国焘只能带着剩下的3万红军撤退。
此时二方面军孤悬南方，沿着一方面军类似的路线北上，再次于川西和四方面军汇合，一起前往陕北。此前25军第二次在鄂豫皖根据地撤退，虽然没带电台，不知道中央红军的动向，但几经周折也选择了陕北。于是百川归海，陕北根据地成了几路红军长征的共同终点。
周边的东北军、西北军、晋军和西北马家武装再次形成了互相牵制的军阀割据局面，为红军提供了发展空间。可以说，虽然红军用了一番曲折才确定目标，但长征从东南方向出发，向西北山区转移，这个总趋势也是一种历史必然性。
图8 长征路线图，未包括四方面军自鄂豫皖转移。下方紫色线条为六兵团先期出发的战略侦查路线
偶然和必然
自然规律是世界上最中立的力量，任何人都可以利用。革命者和革命领导人不一定比他们的对手更聪明、更博学，但革命往往能够解决旧社会内部的矛盾，建立超越旧利益集团的新生力量，从而利用旧统治集团无法利用的力量。
30年代的红军也许错过了很多取胜的机会，但他们打破封建秩序，灌输革命思想，在中国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党和军队，能在上万公里的征程中保持战斗力，还能扩大政治影响。
所以，即便所有客观条件都转向不利方面，即便有选择最优作战方案，红军依然可以选择进行战略转移，在反动力量鞭长莫及的地方继续革命。而在同样的道路上，国民党军无论扮演追击者还是被追的一方，都未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可见革命的胜败不仅仅是个谋略问题。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今天的世界格局——在大洋贸易线路、重要海峡和金融制高点都被美国控制的现状下，身处全球最大一块陆地的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选择向内陆发展，依托实体经济和内陆-沿海贸易来发展新的世界秩序，本身并不是一个难以预测的方案。我们也可以预料到某些国家未必会喜欢这个趋势。
但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成败因素，重要的是中国是否能突破200年来的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满足本国和世界人民被压制的梦想，进而动员出完全不同于西方发展模式的新型政治-经济组织，在世界经济危机的年代开出一条有希望的发展道路。
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算甚至发展中出现一时的失误乃至错误，这个国家也一定能像当年的红军那样，通过战略转移来找到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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