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建国：中国增长模式不可持续？——从临沧看云南看中国
九月下旬，笔者参加了云南省临沧市市委宣传部、市网信办主办，新浪网云南站承办的“V影响力临沧行——2016新浪全国名博探秘临沧”活动。此行下来，感慨颇多，再加上之前对其它省区的已经有了不少观察与思考，汇集一起形成此文，以图对临沧、云南以致整个中国在环境、基础建设、工业化、城市化、扶贫等方面的发展进行经验性总结，并期望对未来中国如何继续发展有所阐述。
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改善能否同步？
多年来，舆论一直在向社会灌输这样一种印象：随着经济高增长和工业化的推进，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恶化，中国的发展方式根本不可持续。不过从森林覆盖率这一角度来看，上述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先从临沧说起。
临沧，临澜沧江，又傍依怒山山脉。一到临沧，扑面而来的是漫山遍野的森林，一路走来，几乎没见过一座光秃秃的荒山。有大江大河（澜沧江怒江两大水系），有大山峻岭，临江傍山，再加上遍布森林，临沧风光的大秀大美就不难想象了。
临沧的森林
临沧森林覆盖率在“十五”末（2005年）是46.63%，2012年提高到62.21%，2015年进一步达到了67.5%。临沧森林覆盖率虽然如此之高，但是在云南所有地市的排名中并不突出，整个云南森林植被的改善可想而知。目前，云南的森林覆盖率已经由1996年的40.66%提高至2015年的55.7%，据报道有八成多的重要物种和九成的典型生态已得到了有效保护。
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事实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经济高增长期恰好与森林覆盖率高增长期基本重合，这不仅是临沧与云南的特点，在全国也是基本如此。
森林覆盖率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仅约为8.6%，1989年第三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时为12.98%，1993年为13.92%，1998年为16.55%，2014年初结束的第八次全国森林资源清查成果显示为21.63％（如果再刨除新疆西藏青海等几个自然条件不适合森林生长的西部省区，那么中东部地区的植被改善就更加明显）。
经济高增长与森林覆盖率高增长的重合是显而易见的。
森林覆盖率的增加，会促进生物多样性的稳定或恢复。笔者去年去西藏时，就注意到随着当地的地表植被保护以及动物保护措施的落实，像电影《可可西里》曾讲述的一度濒危的藏羚羊，近十余年来数量猛增，最近已被从濒危动物名单中剔除（详见拙文《西藏经济观感》）。
今年九月中旬笔者又刚去了西藏，遇到阿里地区的一位干部，该干部讲，目前阿里地区的藏羚羊还好说，令人头疼的是藏野驴，现在不光不稀罕了，反倒是泛滥成灾了。
我第一次发现中国植被得到明显改善的时间是2008年，那年夏天我去陕北，本想尽情领略一下“黄土高坡”的风采，没想到所过之处极少见到大片裸露的黄土，全都实现了绿化。往后进一步发现，这种改善在其它省区也都在发生。
2015年夏天，我去过吉林和辽宁，当地的蓝天碧水青山绿树令我大吃一惊大饱眼福。期间，我的一位发小一家人恰好正在畅游北美，他发来当地的照片对我说，中国已经没有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了，想移民到照片上的地方。我当时在“煤都”抚顺东部靠近长白山处，顺手就发给他刚拍的几张照片说，你看中国环境不输北美的地方也有的是，你移民不必越洋跨海舍近求远，到白山黑水来即可。
不光云南、西藏、东北等边远省区的植被、生态在恢复或改善，就是在“霾都”北京，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
1980年，北京市的森林覆盖率仅为12.8%，此后森林面积逐年回升，2014年已上升到41％。植被增加令动物种群的数量随之增多，野猪、狼、猪獾、狗獾、豹猫等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斑羚的踪迹。
在2000年左右，北京市的一次动物资源普查，得出的野猪种群数量仅为约50只，被列为北京市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现在呢，有些地方野猪却成了灾了。2007年野猪被从一级保护名单中清除，2009年北京又专门通过了《北京市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造成损失补偿办法》，来应对野猪等对农民作物造成的损失（见《京郊野猪等动物明显增多》，人民日报2015-1-31）。
遗憾的是，在当下的中国舆论场上，上述变化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道，到处响彻的是“生态崩溃”、“环境崩溃”的声音（比如关于森林植被，坊间至今还流传着“中国大肆砍伐森林向日本出口卫生筷子”之类的无稽之谈）。
如何观察报道现实？应该是有坏的、有错误的地方就承认，有好的、有正确的地方也要承认，这才是全面与公正的态度。只有这样，才能将坏的改正，将好的发扬，推动社会进步。一味叫好、粉饰固然该鄙弃，可一味唱衰、丑化也并不更为可取。
拿北京来说，要全面准确地表述北京的生态与环境问题，就不能只讲雾霾严重，不讲森林植被与动物种群数量的改善，不讲沙尘暴现象的基本消除。不仅如此，在谈论雾霾问题时，也不能一味夸大，不能有雾霾的时候就大肆渲染，没有雾霾的时候就视而不见，像今年北京雾霾天明显减少，舆论似乎就没什么反应。
自2015年冬天起，环保部门响应媒体的呼吁，屡次在京发布雾霾红色警报，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结果雾霾根本就没那么严重。尤其是一发布红警，孩子就必须得放假不能上学了，拖累一家人。
临沧、云南以及中国其它地区下一步在发展时，不要陷入“要发展还是要环境”这种主要由舆论制造而并非完全来自现实的两难选择。不是说环境问题不存在，不是说森林植被改善了其它问题就都没有了，而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大而化之地渲染崩溃论，作茧自缚。
基础设施建设急需跑步前进
一到临沧，立即感受到了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一方面是极其秀美的风光与优良的物产，一方面是极其落后的交通设施。临沧全市面积达2.5万平方公里，接近北京与天津的面积总和，可是，至今竟然没有通铁路。
不通铁路也就罢了，更令人吃惊的是，境内连一条高速公路也没有（目前铁路、高速公路已开工在建）。整个云南，像临沧这样不通高速公路的地市，也竟然不止一处，另外还有两处。
不光铁路建设滞后，高速公路建设滞后，近年来在全国兴起的高铁建设热潮中，云南也没能跟上步伐，要等到今年年底，云南第一条高铁线路沪昆线以及云桂线才能正式开通，这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中是比较少见的。
国内舆论对交通以及其它基础设施建设的轻视甚至丑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交通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近年来，舆论用了大量篇幅来嘲讽“铁公基”等基础设施建设，说中国的高增长依赖这种“投资拉动”，问题很大：第一是粗放低效，第二是过度建设、“不可持续”。
这种观点广为流传，但却是没有道理的。
第一，基础设施建设正是是经济发展的“基础”，良好的基础设施会降低成本、促进整个经济效率的提高，脱离了基础设施建设谈什么提质升级、创新驱动，就是空喊口号，就是沙上筑塔。
最近的例子，紧邻云南的贵州省，过去长期保持全国人均GDP倒数第一，近年来大举投资交通建设，短短数年间成效显著，成为中西部第一个县县通高速的省份。
高铁建设也同步发力，目前与外省的高铁线路已四通八达，昔日交通落后的贵州转眼间成了铁路枢纽。基础设施得到根本改观后，贵州经济就随之迅速增长起来。
临沧玉溪高速公路五老山隧道施工现场，隧道长达六千余米，建成后将令临沧市告别没有高速公路的历史。作者（中）与现场工作人员
第二，中国的工程机械制造业水平目前是世界一流的，建设施工技术更是世界第一，这说明中国的“铁公基”建设水平本身也是高效的，根本不是“粗放低效”的。像2012年刚投入使用的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其航站楼目前是亚洲最大的，比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还要大，机场从开工建设到通航，只用了三年多的时间。
中国的工人与工程师使用自己制造的工程机械，用最快的速度，建造起了全球最高的大楼（之一）、最长的跨海大桥、跨径最大的陆上大桥、最长的隧道、最大的大坝、最长的高速铁路与高速公路、最大的人工海港、最大的航站楼（之一），怎么能把这一切说成是“粗放低效的投资拉动”呢？（其实，不光是工程机械制造业与工程施工技术，整个中国的制造业，从低端到高端，各个环节普遍早已处在世界一流水平，而且有越来越多的环节处在世界领先位置。这一事实被舆论严重低估，对此笔者已有众多文章予以讨论，兹不赘述）
第三，与中国高速发展的基本面相比，中国的基础建设总体来说不仅没有超前，反而有很多滞后之处，不仅像云南这样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如此，甚至在东部发达地区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交通就不说了，东部大城市还在不断扩张中，光地下管网建设的缺口就非常大。
跟“铁公基”建设密切关联的零八年“四万亿”，近年来也遭到了媒体的口诛笔伐，不过临沧当地老百姓似乎不这么看。临沧机场就建在大山上，笔者所乘的飞机降落后，出机场乘车驶入了一条二级公路。别看只是条二级公路，可这笔投资这对当地政府也是个很大的负担，适逢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国家出台了“四万亿”反周期政策，这条公路因此得以在政府资金的支持下而建成。四万亿通过钢铁水泥改变了中国，改变了许多中国人的生活。
临沧机场链接市区的二级公路，正是用四万亿款项修建的。
2012年9月7日云南昭通市彝良县发生地震，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飞赴震区视察。地震四天后，9月11日，温家宝出席天津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时，就专门以云南为例来批驳“那种认为经过3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的增长速度已经到尽头的观点”，并强调“经济转型还需要推进与生产和民生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
“我刚从灾区回来，这次地震灾害发生在云贵交界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我发现那里的居住条件、交通条件以及人们的生活同我们广大的城市人民还有很大的差距。如果使中国的城乡都进一步得到发展，我们还需要苦干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温家宝同时还批驳了舆论对“四万亿”的马后炮似的指责：
“对于我们应对危机的一揽子计划（俗称四万亿计划），有人不顾事实地歪曲和指责，现在说是不必要的代价，我想郑重地说明，正是因为当时的果断决策和科学应对，我们才避免了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农民返乡，继续保持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防止了现代化进程出现大的波折。”
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对“四万亿”也进行了充分肯定：“2008年以后，国际金融危机使我国发展遭遇严重困难，我们科学判断、果断决策，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球率先实现经济企稳回升，积累了有效应对外部经济风险冲击、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重要经验。”
中国经济增长太快了，基础设施超前建设的情况是极罕见的，相反，交通基础设施滞后制约经济发展的明显例证则随处可见。近年来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全国垫底，这其中被舆论严重忽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交通问题。东北地区本来是中国铁路交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可是至晚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很少再有新的铁路投资。
截至2015年夏天，东北三省竟然仅仅只有哈大线与京沈线这两条高铁，而且京沈高铁只是在老的京沈铁路的基础上的改建，建设标准低，线路也绕了一个大圈子（走天津与山海关）。整个关外与关内的交通就依赖这样一条既低速又延长的线路，从北京到沈阳，七百公里，高铁竟然需要四个多小时，徒有其名。更为快捷省路的取道承德赴沈阳的高铁，开建遭严重拖后，最快要到2019年才能完工。
东北与关内直通的另一条捷径大连烟台跨海道路工程，技术上早已不是问题，可是也一直没能落到实处。东北与整个关内的交通都不畅通，经济谈何快速发展呢？
不光中西部地区，东部发达地区也一样需要急需建设。江苏是中国最为发达的省份之一，今年春天笔者去江苏盐城，发现那里竟然也没有通高铁。第二条京沪高铁早就应该修建了，从北京出发，不经过天津，走河北黄骅与山东滨州潍坊临沂，连接江苏连云港盐城启东，直通上海，一方面缩短了京沪间的距离，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沿线城市的发展（交通以及交通之外的巨大需求还多的是，笔者就不一一列举了）
“要致富，先修路”，从西南边陲到东北平原，从中国到美国，这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过了这村没有那店，现在中国有钱、有技术、有人力，应当充分利用所有这些有利因素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并促进整个经济发展，否则以后经济形势变化了，再想发展也没有这些有利条件了。
像美国，其公路、机场、港口等基础设施，大都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修建的，现在已日趋破败，美国朝野上下对此心知肚明，多年来也都一直呼吁予以改善，可是美国现在一是经济不景气、政府财政紧张，二是产业蜕化、工程建设效率降低，因此这一改善就一直落在嘴上和纸上，而难以真正大规模地展开投资建设了。
当前上上下下都在为巨大的产能犯愁，不知道如何利用，甚至要销毁压缩“去产能”，其实，这是在自己给自己找麻烦。
比如临沧，两万五千平方公里却至今不通铁路高速公路，干嘛不把钢铁水泥产能用到这里呢？从临沧到北上广，中国需要建设的地方，多了去了。与其把重点放在被动地无视需求地“去产能”、消灭生产力上，不如主动地正视需求消化产能，尽可能将生产力充分利用起来。
现在中国的工程施工技术已经非常先进、非常高效了，只要定下决心、投入足够的资金，那么一个地方的交通面貌就能够在短时间内焕然一新。
习近平强调：“中国经济稳定发展的基本面没有改变。中国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深入推进，国内市场需求强劲，经济发展具有巨大潜力、韧性、回旋余地，结构性改革正在深化，中国经济的前景十分光明。”（2015年10月18日，习近平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的讲话。）
如本文所示，中国落后的、需要建设的地方还有很多，中国虽已较发达但仍需要进一步建设、进一步升级的地方也很多，中国人民进行建设的能力与效率也是极高极强的（这一点被严重低估）。如果不是无视、而是继续坚持将这些潜力都发挥出来，那么这将足以推动中国经济在未来继续保持高速增长。
工业化是脱贫与发展的正道
临沧风光秀美，物产优良，不过由于历史原因与地理条件导致的交通落后等原因，经济目前还比较落后。临沧面积有两万五千平方公里，接近北京天津合起来那么大，人口两百五十万，其中城镇人口92.48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为36.86%。2015年地区总产值五百亿，人均GDP只有两万人民币，约为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四十，全市八个县区中，有七个还是贫困县。
现在一提起脱贫，许多地区就把旅游业当作一个重要的甚至主要的抓手。我本人并不反对旅游业，尤其是像临沧以及整个云南这样旅游资源丰富的地区一定要予以大力发展，我想强调的是，不能高估或夸大旅游业以及其它服务业对推动经济发展与脱贫致富的作用。
就拿临沧来说，八个县区中，只有耿马自治县不是贫困县，而耿马县的旅游业相对来说并不突出，2015年全县完成生产总值73.77亿元，旅游总收入7.88亿元，占生产总值的10.68%。
耿马自治县为什么最早脱贫？无非是第一，农业自然条件比较好，平地多；第二，工业相对发达。大力发展工业以及推动农业现代化，在此基础上让旅游业等服务业锦上添花。对于大多数地区来说，脱贫的重点还是应该放在发展第二产业以及第一产业上，无工不富；再就是同步加强城市化与改善基础设施。
近年来，流行着一种贬低工业、拔高服务业的舆论思潮，说什么服务业比工业更高级、服务业在经济中占比高才是先进的表现，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除了少数领域，服务业大都是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非资本与技术密集型产业，怎么可能比工业更高级呢？
工业进展缓慢，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这不是产业升级、质量提高，这是产业降级、质量降低。结构调整有好有坏，不能一概而论，这种盲目推崇服务业的结构调整就是坏的结构调整。
还有人说，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先进的，我们是落后的，他们服务业占比越来越高，因此我们也要向他们学习。如后面所举的弗林特的例子证明，当前西方国家服务业占比过高，其实是产业蜕化而非升级的表现，是前车之鉴，根本不是榜样。
像我老家山东淄博博山区，是一个老工业城市，在全国来讲，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还属于先进行列，人民生活也相对富裕。九十年代适逢国企改革与产业大调整，当时博山一方面对自己传统优势工业关注不够，一方面又把旅游业等当作重点来抓，可是当地的旅游资源却又乏善可陈，结果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传统的工业衰败了，而新的旅游业等服务业也收效甚微，根本不足以弥补工业衰退造成的缺口。
迈克尔·摩尔是美国的纪录片大师，其出生地密歇根州弗林特，曾是美国仅次于底特律的汽车工业重镇，通用汽车公司的发源地。早在1989年，迈克尔·摩尔在其成名作《罗杰与我》中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受里根“新自由主义”或“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八十年代弗林特抛弃了传统的工厂和工人，指望靠旅游业、娱乐业等服务业来拉动经济，结果却竹篮打水一场空。
迈克尔·摩尔虽然只是一个艺术家，可是，他比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和管理学家都更早地看清了当今美国经济的弊害所在：废弃工业，青睐投机或服务业。衰败后的弗林特最近再次引起世人注意，还是自来水危机事件。为节省公共财政开支，弗林特市2014年起改以当地弗林特河为水源，不再从底特律地区买水，结果酿成了大事故。从全球工业重镇到自来水危机，弗林特的大起大落令人唏嘘。
“要不要工业化”的问题解决了，下面再来谈谈“如何推行工业化”的问题。
2016年1月中旬笔者曾去贵州考察。当地一个原来的贫困县，近期经济发展迅速，该县县委书记刚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他对我讲：无工不富，经济要发展就得完成工业化与城市化；要发展就得有投资，现在有不少人贬低“招商引资”的作用，这是不对的，我们落后地区自己一无资本二无技术，不从外部吸引资金和技术，光靠我们自身根本无法快速实现工业化与城市化；新加坡香港那么发达，照样有招商局等机构；像习近平刚去考察的重庆京东方，一个项目就投资三百多亿，有力促进了地方发展。
大道至简，这位县委书记的话比无数学者专家媒体人的高论更接近真理。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对重庆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和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人民日报2016-1-7头版），并进行了“高度评价”（重庆日报2016-1-12头版）。近年来，跟云南一样都属于中西部较不发达地区的重庆以及稍晚一些的贵州，其发展大致有如下相同的特点：
第一，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在全国居于领先位置，这一点在当前全国经济明显下滑的情况下尤为突出；第二，经济增长依靠投资，工业投资与基础设施投资都保持着很高的增速，也在全国名列前茅，如贵州固定资产投资2012—2015年年均增长29.5%，高于全国同期11.7个百分点；第三，除了当地传统产业，高新产业发展尤为迅速，并逐渐形成集群优势（这一点在重庆尤为明显），提质增效与高增长同步；第四，环境生态建设同步推进。
重庆以及贵州的这些做法，并非新鲜事物，完全是对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高增长实践的正面经验与主要经验的继承和提升。
近年来，流行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经济理论，如：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是提高质量，而不是高增长，降低速度有利于提高质量，只要质量上去了可以不要速度；投资拉动是不可持续的，是粗放低效的，应该升级为消费拉动和“创新拉动”。这些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质量当然要提高，但是通过降低速度的办法是就能实现吗？我看未必，无论从逻辑上还是经验上这都得不到支持。经济下滑过快，企业连盈利都没了，连生存都困难了，拿什么去提高质量？拿什么去“转方式、调结构”？
至于“消费拉动”一说，其实很大程度上是本末倒置、倒果为因，消费增速取决于产出增速，产出增速则取决于投资增速，因此真正的事实是：投资增速决定产出增速，从而决定消费总量增速，而不是相反；投资增速下降后，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提高了，但是消费总量增速却下降了，消费占比增加不等于消费总量增加。
将“创新驱动”同投资对立或割裂开，也是错误的，提倡创新如同前述的“提高质量”，都是正确的，但是，创新不是无源之水，创新的落实，最终只能靠具体的投资来实现。集成电路、航空发动机、量子通信，这些正在大力推进的创新性或更高级的产业哪一项离得了投资呢？（上述观点详见拙文《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居民收入跑输GDP “降速提质”行不通》等）
目前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标是增加有效的高质量的供给，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做减法是不行的，还要靠做加法、补短板。而做加法、补短板要落实，也只能通过具体的投资的途径。如被习近平当作供给侧改革有效例证的液晶面板产业，就完全是大规模投资的产物。有效的高质量的供给，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近年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证明将速度、质量、投资等割裂或对立起来的观点是错误的。保持高增长、高投资的重庆贵州等，经济质量提高也最快，低增长、低投资的东北地区，质量提高也最慢。要的是高效的投资，不是不要投资；要的是更高质量的速度，不是不要速度。
对照中国过去的高增长经验，以及近年来各地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临沧市与云南省完全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与途径，来更快更好地推动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让精准扶贫与城市化工业化形成合力
整个云贵高原到处都是大山，群山环抱间的平地被当地人称作坝子，这些最为适合人类生产居住的坝子，成为临沧与整个云南经济发展的核心地带。县城一般都位于一个大坝子，县城周边的小一些的坝子地区，农民日子也都不错。日子还比较苦的，主要是那些远离平坝住在深山里的（当然也不绝对）。
过去读书，看到毛泽东经常强调“国民党在平川，红军在高山”，对此不太理解，来云南看到坝子地区与高山地区明显的经济差异，就有了深切感受。临沧唯一的非贫困县耿马自治县，其突出特点就是海拔低，坝子面积大而且数量多，再加上光照条件好，农副业以及相关联的加工工业就较为发达，城市化程度也较高。加强城市化与工业化，把高山上的人转移到平地，把农村的人转移到城市，这是脱贫的根本途径。
现在，中国有不少人开始畏惧城市化，这是不可取的，城市才是集约与高效的。不光中小城市，包括超级大都市在内的城市化还需要进一步扩大，中国有十几亿人，经济规模又如此之大，完全应该产生几个与之相匹配的全球最大的都市群。
此行中笔者参观了位于海拔近两千米高山上的临翔区南美乡南美村。该村是一个纯拉祜族村落，过去经济落后，直到2013年之前，人均年收入才两千元。
南美拉祜古村落
2013年之后，乡里干部手把手地逐户教会了村民种植烤烟，以及烤烟与豌豆油菜轮种，再加上同期原茶收购价格提高，仅用了三年时间，拉祜族村民的收入就翻了一番多，2015年已经超过了人均五千元。
该地区的拉祜族，历史上发展水平就很低，以打猎采集为主，加上一些刀耕火种的农业，生活非常艰辛。解放后，农业水平虽然有了提高，但是仍旧很粗放。
乡干部们教会他们精耕细作，这个变革可谓不小（顺便说一下，乡镇干部通常是舆论揶揄的对象，被视作不干正事成天价胡吃海塞的一群，不过现实是很复杂的，像在这种贫困少数民族乡村任职的，工作还是很辛苦的）。
毫无疑问，像南美村的这种“精准扶贫”是值得肯定需要推广的。笔者在此想进一步提醒的是，目前不少人存在着对“精准扶贫”的片面理解，认为只要采取了精准扶贫措施，那么即使经济增长放缓了，城市化放缓了，也一样能够达到脱贫目标。脱贫靠的是两个途径，一个宏观一个微观，宏观上指的是整体经济发展，微观上指的就是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对应的是粗放扶贫，不是宏观扶贫。脱贫的成效，取决于宏观微观的合力，单单强调一方，效果都不可能达到最佳。
习近平在就十三五规划作说明时，强调十三五期间增长速度不能低于6.5%，否则无法实现2020年两个翻番的既定目标，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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