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特蕾莎·梅为啥不喊“世界公民”的口号了？

【新晋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在10月5日保守党大会上，面无表情地宣布，“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程亚文教授撰文指出：英国首相道破了“世界公民”的真相。本文由环球时报首发，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刊载此完整版，以餮读者。】

英国新晋首相特蕾莎·梅日前在其所在的保守党大会上的发言，惊呆了英国人，也让世界大跌眼镜。她说：“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不理解‘世界公民’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遥想二三十年前，以英国为重要代表的西方，可是“世界公民”论的产生地，这种世界主义的高大尚口号，对“主权”、“国家”的“狭隘性”表示了强烈不满，对非西方国家没能达到西方国家的民主、人权标准总是居高临下横加指责。在这种信心爆棚的道德优越感驱动下，还时不时发生对非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和赤祼裸的军事颠覆。

特蕾莎·梅如今对“世界公民”论大加鞭挞，对外来移民表现出十分不友好，甚至强调“我们再也不会让那些社会活动家、人权律师开嘴炮威胁我们行使国家权力”，这种把“政治正确”扔到一边的言论哗哗哗出来，真可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其背后的一把辛酸，则是在“世界公民”的道德高调下，西方国家的对外干预，不仅把世界很多地方弄得一团糟，而在西方国家内部，经济持续低迷、民粹主义兴起、社会对立加重、外来移民带来冲击等等问题，业已让西方国家捉襟见肘，也让“世界公民”论的不切实际暴露无遗。

特蕾莎·梅

“世界公民”的对立面是 “民族主义”，是对国家民族的怀疑甚至否定。正如“民族主义”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一样，“世界公民”论在上世纪后期的兴起，实际上乃是旧话重提。仅从晚近以来渐成显学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来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之间，就一直有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这一争论的思想格局，又有几分颇似“世界公民”与“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而其流风余韵还一直绵延至今。

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H·Carr）所著的《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就具体探讨了乌托邦主义（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争论及国际政治中的权力、道德、法律等问题，这本书今天已经成为西方国际政治学尤其是现实主义的经典读物，很大程度代表了欧美世界对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个人关系的理解。

爱德华·卡尔

19世纪末西方世界曾经流行的乌托邦主义，就不太主张个人只效忠于国家，而要有做“世界公民”的情怀和理想，也就是说道德标准无国界，要如基督教《圣经》所要求的那样用同样的情感来博爱任何国家的公民。在这方面比较典型的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美国总统威尔逊（Wilson），他的顾问在前往巴黎和会的路上问他是否认为国际联盟的计划切实可行，这位有“世界公民”观念的理想主义者或国际主义者如是说：“即使计划不是切实可行的，我们也要使它切实可行。”（《20年危机》P9，2005）。

不过，英国学者霍布豪斯（Hobhouse）的这句话却不太中听，他说，“最原始的人群”有一个特征，“他们评判一个观点是否真实的依据是这个观点是否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20年危机》P6，2005）显然，经验主义的历史分析与现实判断，远不如高尚的道德理想容易使人“产生愉悦的感觉”。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上的现实主义，走的是与威尔逊式理想主义大为不同的路径，他们很不“愉悦”地发现不仅国家是私心私利的产物，而且在国家建成之后还将会维护这种私心私利。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不需要讲道德”。

霍布豪斯

卡尔调和了这种矛盾。一方面他指出国家或国家中的个体在任何时候都按某种抽象道德准则行事是不可行的，原因是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平等原则在世界共同体中难以实施，而且整体利益高于局部利益的原则在世界共同体中也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任何国家和个人又不能完全放弃追求道德上的“愉悦的感觉”，比如现代战争法就是以“不得造成其他人不必要的死亡和痛苦”这一道德准则为基石。

卡尔在书中讲述了格莱斯顿（Gladstone）所说过的一段话，这位曾经的英国首相有一次告诫英国人：“你们要记住，在上帝的眼里，阿富汗大雪漫漫的山村里人的生命，与你们自己的生命，是同样神圣的。”

但是卡尔“冷酷”地告诉人们这才是事实：“可以比较确定地说，在这个问题上，上帝的眼睛与大多数人英国人的眼睛所关注的并不是同样的事情。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义务感方面，大多数人首先考虑的是家人和朋友，其次是本国同胞，再次才是其他国家的国民。”原因在于：“英国人对‘外国人’了解的清晰程度会随着地理、种族和语言的远近程度而发生变化。”（《20年危机》P148，2005）据卡尔所述，一家美国报社在欧洲的记者因此设立了一条规则，那就是如果一个事件涉及的死亡人数中有一个美国人、或者五个英国人、或者十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这一事件就值得报道。

卡尔的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观念有着相似性。“天下主义”的实践形态乃是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描述过的“差序格局”：“我”处于伦理和认知的中心，其它一切关系----父母、兄弟、夫妻、朋友、君臣，都由“我”而派生，仿佛一个同心圆，圆心、与圆心外一圈圈散开的涟漪，构成了传统中国社会“不断扩展的秩序”。

这一“差序格局”也是传统中国人看待和沟通世界的方式，是儒家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文化理想的具体表达，用句现代的话说，它就是传统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种传统世界观和价值观包含有两层基本内涵：其一是爱有差等。“差序格局”也是一种亲疏格局，亲近近的，疏远远的，随地理空间与血缘关系的不断延伸，亲密程度也在逐渐稀释。其二是人性共同。虽然爱有差等，但人与人都“性相近”，那无穷多的“我”，在心理结构、情感方式与欲求上都是相似的，因此又要有一个底线，“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在感知自我之后又要以已度人，以此达成人间的相互理解。传统中国社会以文化主义超越种族主义、以和平主义超越军事主义，即以“天下为公”为追求的所谓“天下主义”，就来源于后者。

无论卡尔式的西方国际政治观念，还是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在个人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间的认同上，其实所做的功夫都是调和，既在确认人和国家的自私性，又不否认人和国家的超越性，但这种超越性的道德关怀，并不是先验的，而是对经验生活的总结和升华。

现实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在1932年与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竞选美国总统时，就曾嘲讽后者因在欧洲开展人道主义活动而得到的名声，而提醒胡佛应“将自己的注意力从那些所谓的‘贫困落后的国家’转向美国国内，转向堪萨斯、内布拉斯加、艾奥瓦、威斯康星以及其他农业州里巨大又遭受打击的市场”。（《20年危机》P144，2005）卡尔对此如此评述：“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义务在不损害国民利益的前提下，适当接受外国难民。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敞开国门，让难民大量涌入，因此降低了本国百姓的生活水平，这就不是人们普遍接受的道德义务。”（《20年危机》P148，2005）

世界是普遍化的世界，世界又是有差别的世界。“人”不仅属于特定家庭、村落、社区、民族和国家，也属于世界，“世界公民”当然应该作为评判是非的一种向量，但却还无法成为“审视一切”的最高尺度。没有对自身家庭、社区和国家的爱，没有相应的生活源泉和实践经验，“世界公民”情感便无从谈起。泛泛谈论“世界公民”没有意义，也背违人性之常。中国过往年代曾有过要求公民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让儿子揭发父亲、妻子告密丈夫的经历，造成了国家整个伦理生活的颠倒，至今仍对中国人的道德生活，产生着深刻的负面影响。

人类生活中其实并不少见“世界公民”。有一类“世界公民”今天极为常见，他们不必承担对任何国家和生活群体的责任，却可以享受在世界各地享有各种好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西方世界被骂最多的投资银行家们，他们就无所谓国家不国家，哪里有钱赚就以哪里为爹娘，至于生活之处是水深还是火热，则与他们毫无关系。

罗杰斯

美国大投资家罗杰斯，2007年底移民到了新加坡，这位“世界公民”远走美国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对美国前景已不看好。金融危机后被美国法院判处150年刑期的前华尔街纳斯达克股票市场董事会主席麦道夫，也是一位典型的“世界公民”，曾经伙同其他一些“世界公民”骗了全球各地不少人的巨额钱财。也因于此，2008年底去世的美国政治学家塞谬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曾经专门著文忧心忡忡地指出少数原籍美国的“世界公民”在美国之外也有了自己的生意和住所后，对美国不再有国家忠诚，这正在严重损害美国国家认同和大多数美国人的利益。这何尝不也是对当代中国一些“先富起来”、持有多国护照、并经常穿梭于全球各地的“世界公民”们的写照。

以一则曾在欧洲广为流传的老故事作为结尾。说的是有一个人在1775年的里斯本地震中四处兜售抗震药物，但是，有一点却被忘记了：有人指出，抗震药物可能什么用处也没有，但卖药者回答说：“抗震药没有用，那你们又能用什么代替它呢？”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当前所抛弃的，就是那味被西方世界吆喝了很多年的“抗震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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