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里德·扎卡里亚：社会分化的罪魁祸首早已不是经济问题——而是身份认同

近来美国大选的关键问题在于：到底是谁在支持唐纳德·特朗普？若要回答这个问题，一种方法是将目光延伸至美国以外。特朗普所代表的，其实是席卷整个西方世界的民粹主义浪潮。在过去的几十年，民粹主义逐渐抬头。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不论在瑞典、希腊、丹麦还是在匈牙利，它都能找到扎根之处。在不同国家，其重心可能因各国独特的政治环境有所不同。然而，民粹主义竟能够适应如此截然不同的政体、文化和历史，这是否意味着它的背后存在着某种一致的决定因素呢？

竞选中的特朗普（资料图）

虽然民粹主义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但在亚洲却了无踪影——甚至在日本、韩国这样发达的经济体中也并无迹象。在拉丁美洲，委内瑞拉、阿根提和玻利维亚等国的左翼民粹主义势力在经历了过去十年的挫败之后，正逐渐消退。然而在欧洲，民粹主义却在迅速扩张，影响了几乎所有欧洲国家。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篇重要研究论文中，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皮帕·诺里斯估计欧洲的民粹主义党派势力（在大选投票中的百分比），已经从上世纪60年代的6.7%（右翼）和2.4%（左翼），飙升至近6年来的13.4%（右翼）和12.7%（左翼）。

此论文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两位作者指出了民粹主义势力膨胀的一个关键原因——政治的重心已逐渐离开经济问题。现今，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仍受限于上世纪“左翼-右翼”基本模式：左翼党派提倡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国家福利体系、加强国家对商业的监管；右翼党派则旨在限制政府权力、削减安全管控系统、提倡自由放任主义政策。以往的公民投票结果的确也印证了这样二分式的意识形态——工人阶级往往投票给左翼党派，而中上阶层偏向于右翼党派。

不过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皮帕·诺里斯注意到，其实这样的传统投票模式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发生改变了。“上世纪80年代”，他们写道，“在英国、法国、瑞典和西德等国，根据阶级区分的投票模式就已经不占主导地位。在美国，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此投票模式已经滑入最低谷。”而在今天的美国，用经济状况预测公民投票倾向的效果，远不如使用公民对同性婚姻的态度这一因素。两位作者还分析了几十年来不同党派内部的政策平台，发现自上世纪80年代起，经济问题就已开始失去主导作用，而非经济因素，如社会、环境等问题则变得愈发重要。

2015年6月28日，美国旧金山同性恋大游行（图片来源：新华社）

我想，原因部分在于左翼和右翼党派在经济政策方面史无前例的趋同性。上世纪60年代，两派在经济方面的立场大相径庭：左派想将产业国有化；右派则想将养老金和医疗保健私有化。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虽然右翼政治家们在这方面仍然号称坚守自由放任主义，但实际上仅仅停留于口号和理论。保守派逐渐习惯了混合型经济体，而自由主义者则逐渐接受了市场力量。布莱尔（英国工党）和卡梅伦（英国保守党）二人的经济政策的确有所不同，但和历史上两党政策的差异相比，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不仅如此，从上世纪70年代到今天的历史，还见证了西方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在过去的20年间，人们逐渐意识到经济政策也无法逆转这一趋势。比如投票者们发现，不论是减税、改革还是刺激计划，公共政策都效果甚微。经济问题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不再是影响政治的关键因素了，代替它的是一大堆混合型问题——这些问题可以笼统地用“文化问题”概括。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和皮帕·诺里斯写道，这些“文化问题”源于上世纪60年代，当时的年轻人开始接受一种“后物质主义政治”，关注诸如自我表达、性别、种族、环境保护之类的问题。这种趋势当然受到当时老一辈选民的抵触，尤其是那些无法接受年轻一代的新观念、并试图重建传统价值的男性选民。今天特朗普能在共和党初选中获胜，关键在于他意识到了，尽管保守党不断宣扬自由贸易、减税、放松监管、福利改革等政策，但保守派选民的注意力早已不在这些问题上，而是转移到移民、治安和身份认同等问题上了。

2015年3月11日，美国民众游行，抗议驱逐非法移民（图片来源：赫芬顿邮报）

这才是最新的政治现实，也正因如此，今天的党争才会如此严重，政治演说如此犀利，妥协似乎难以达成。你想，在经济问题上，不同党派间的确有空间求同存异——毕竟，钱总是可以分的。但要怎么在身份认同这种本质问题上求同存异？现在的关键问题是，每一派都执着于自己对美国未来的设想不愿妥协，每一派都真诚地认为其他派别不仅方向完全错误，而且观点荒唐至极——这种矛盾简直是无解的。

（青年观察者孙予聪译自9月15日《华盛顿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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