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之光：世界公民的死亡证明——来自特丽莎·梅

“If you believe you’re a citizen of the world, you’re a citizen of nowhere. You don’t understand what the very word ‘citizenship’ means.” （如果你幻想自己是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不理解‘公民身份’这个词的真正意义。）

新晋英国首相特丽莎·梅在10月5日保守党大会上，激情满满地发表了一番被视为是“硬性退欧”（Hard exit）宣言的讲话。在讲话中，特丽莎·梅这位牛津大学毕业、曾经的英格兰银行金融顾问、Jimmy Choo和Vivienne Westwood等高级时装鞋的狂热粉丝，带着她一脸的精致妆容，站在了广大跟她一样衣着楚楚的保守党高级成员前，面无表情地宣布，要为广大受压迫的英国人说话了！梅姨告诉大家，过去英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都是移民造成的。社会分层严重，是因为工作都被低能的外来移民抢走了；社会不公平，是因为福利都被移民分光了；政党政治无效力，那是因为工党宣扬虚假的世界主义、拥抱移民、并残酷迫害他们自己的议员。总而言之，英国的未来是要靠保守党这群精英老爷们，一鼓作气，闭关锁国，清除意识形态中的社会主义左翼（socialist left）和自由主义右翼（libertarian right）、领导下层百姓，重塑辉煌。

梅姨宣布，从今以后，如果“你自以为属于世界公民，那你就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因为你完全不理解“公民身份”的意义。梅姨还提到，国防是我们的重中之重，“我们再也不会让那些社会活动家（activists）、人权律师（human rights lawyers）开嘴炮（harangue）威胁（harass）我们行使国家权力”。在这句话结束后，保守党大会全场进入了一种集体高潮，掌声与叫好声久久不散。

就在英国保守党精英们开大会之前不久，“文明世界”的另一座灯塔，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也用他们的方式演出了另一场类似的大戏。总统选举共和党候选人、大地产商和电视明星唐纳德·川普在迈阿密人群的狂热欢呼中，伴随着《悲惨世界》音乐电影中号召人民起义的进行曲《你是否听到了人民的歌声》（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像皇帝一样走上台，接见他的子民。像梅姨一样，川普也向他的子民们保证了一个清洗移民、加强国家权力的强硬政府。

这不是西方世界精英阶层第一次将国家乃至世界引入深渊。事实上，至今仍有不少对自己充满信心的知识精英们，无法理解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既有“文化”又充满“理性”的德国人，为什么会通过民主选举，让一个“疯狂”的独裁者当上国家领袖。他们真诚地信任，自己代表的“理性”与“教化”、以及由他们指引的精英主义政治必然能够将国家与世界带向美好的未来。然而，无论是二十世纪的文明灯塔德国，还是今天的民主标杆英美，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向我们展示了精英政治的褊狭与机会主义色彩。而从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式的地球村、取消国家管控、绝对个人自由，以及西方左翼政治对少数群体权益的极端推崇，到今天像瘟疫一样蔓延所有欧美国家的民粹主义、以及各类保守党政府重新提倡国家主义。短短三十年，西方便从一个极端跳到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个过程中，骄傲的西方精英们自信满满，自以为是地不断塑造整个世界秩序，而在这个过程中被卷入战乱、因贫困而遭到奴役、甚至失去生命的世界人民则不计其数。这种精英政治到底为我们这个世界带来了什么？

梅姨的这句名言，一定程度上揭露了今天精英政治中的重大困境。就在三十多年前，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大行其道时，“世界公民”（Citizen of the world）取代了曾经的共产主义者们的“国际主义精神”（internationalism）认同，成为了似乎能够联系整个世界、并代表了人类普遍未来的精神。但是，与那种国际主义的理想不同，世界公民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几乎就是一种奢侈的梦想。世界公民对广大城市中产者来说，是那种坐着私人飞机，早上在香港维多利亚湾畔醒来，下午在巴黎的街头喂鸽子，晚上便到纽约的第五大道上吃米其林餐厅的生活方式。对自诩有着左翼世界革命理想的人来说，则是那种带着自己同性伴侣去上午去奥尔良街头为黑人权利呼喊、下午到伦敦诺丁山去参加文化多样性嘉年华游行、晚上背着一个简单的行军包，夜宿机场，为了赶第二天的早班机去坦桑尼亚保护动物顺便还能看看乞力马扎罗山上的云彩。他们是一群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群人民的特殊阶级。而他们，却仗民主之名，成为政治活动中全体人民的代言，用自己的利益，裹挟全体人民。

每当问我那些和蔼可亲的邻居们，他们怎么看待退欧这事儿的时候，他们总是不加掩饰地重复“移民夺走我的工作和福利”这句话。此时，他们又会很快地看着我的眼睛说：“哦，当然你除外。”这种尴尬的对话，恰恰反映了精英政治的虚伪与空洞，而这种虚假的政治也进一步创造了一种民主的幻想。当指责取代理想成为政治的主线时，一种政治的衰亡便历史性地开始了。

抛开一切语境，特丽莎·梅的这句话不无道理。事实上，那种摧毁了政治理想的、只属于少数人的“世界公民”想象，的确将人同他们所属的时代与所属的社会环境割裂开来。它将一个社会的精英从他们脚下的土地，与周围的人民分离出来。它不但创造了一群试图“拔着头发想让自己离开地球”的精英，更创造了一个以此为生，并为之而生的精英阶级。这个阶级有意或者无意地，将自己的偏狭当做一种“普遍”的理想福音，从遥远的天上传到地上。全然不顾这种“福音”将会对世上的国，世上的人民造成何种创伤。他们的确“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他们不愿，或者是无法真正属于任何一个国家。

然而，讽刺的是，高高在上的特丽莎·梅也属于这个“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的人群。她将对“世界公民”的批判当做一种党争的武器，用来阻击工党、拉拢英国独立党的选民。她将精英政治带来的政治与社会断裂，以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来的社会严重不公归因于面目模糊的“外来移民”，她用一个几乎全部是白人上层男性金融精英组成的政府，来领导一场代表“每个人”的社会变革。而除了口口声声要求控制外来移民，但却不愿退出欧洲共同市场的保证之外，除了要求所有雇佣外国人的公司公示并登记它们雇佣的外国人比例之外，特丽莎·梅却并没告诉英国人，她究竟会如何完成这场世纪变革。更让人感到困惑的是，在她口中作为国家基石、且被她的政府所代表的“每个人”究竟指的是谁？在这一番激动但却空洞的讲话中，我们仿佛看到了半个世纪前欧洲大陆上，那个曾经发生过“水晶之夜”的严谨且理性的国家的影子。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再走回到原点，“文明”的西方才花了不到一个世纪。

而每到这个时候，我便不免想起60多年前在国庆一周年前夕，天安门城楼上挂起的那个令今天许多人感到不解的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也许，从西方的视角来看，这个宣言的最初版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更加合理。对习惯了二元论世界观的人们来说，世界与国家两者之间格格不入。要么，应当像国家主义者那样，一切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要么，像无政府主义者或西方的左翼那样，主张消灭国家。而也正是在这种当代政治最根本的二元论世界观基础上，西方近半个世纪来对“第三条道路”的探索始终聊聊无果。

事实上，人民共和国的建国历史便恰恰是在这种国家利益与人类普遍利益辩证关系中行进的。正像天安门城楼这则宣言中表示的，中国走向富强的现代化建设，不但是在一个世界现代化历史背景中展开，更是为人类走向未来的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的重要工作。正像毛泽东在1956年时谈到，中国经济发展是6亿人民的自救，而这种自救，不但减轻了整个世界共同体的负担，也为世界其他受到压迫、处于经济发展低级阶段的人民提供了重要的普遍经验。这种普遍经验，在其多次谈话中，被总结为一种结合本地区、本民族、本国家社会发展实际而进行 “自力更生”的努力。这种“自力更生”不单单是为了摆脱依附，独立发展国民经济的努力，也是一种不迷信“外国”，通过摸索道路的政治实践。国家，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是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差异的产物，也是各个差异人群在世界范围内“自力更生”实践得以实行的基本单位。同时，所有在经历这种伟大的“自力更生”建设的国家又构成了一个互助共同体。也正是在这种以自身努力为基础的平等互助共同体中，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才真正得以诞生。

尽管它有着异常丰富的实践和成就，但从西方的二元论视角来看，这种国际主义的理想不切实际。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理想也更加被视为是沙文主义的面具，是苏联国家利益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面具。随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展开，西方用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用“世界公民”的语言，重新塑造了一种新的仿佛是代表了全人类利益的普遍主义理想。然而，今天，恰是在这种虚假的普遍主义的出生地，特丽莎·梅将其判了死刑。

世界公民死了。它作为人类的理想活了大约30年。就在2016年，它被它的生父母判了死刑。而国际主义精神还活着。在天安门城楼上，在人民的觉醒中，它从未离去。

【本文选自微信公众号“经略网刊”（jingluewang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