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果：结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好的产业政策

8月下旬张维迎教授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的讲演，在经济学界引发了一场围绕产业政策的论战。论战主要在张维迎教授与林毅夫教授之间展开，并引得众多有识之士纷纷参战，就产业政策的是非功过表达自己的看法。

除却张维迎与林毅夫教授个人的影响力，为什么此次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会在中国经济学界和社会上引起如此广泛的关注？这无疑跟中国经济活动中政府所占有的重要地位相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步步引入市场机制。然而，中国各级政府在经济的转型和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在目前新自由主义占主导的西方世界很难一一找到对应。这种独特性催生了人们心中的疑惑。中国这么干对吗？

一方面，过去三十几年辉煌的发展成就为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提供了佐证；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理论又明确不支持任何形式的“大政府”。执行层面的种种不尽人意，似乎亦印证“代理人”问题的存在。现在关于产业政策的种种争论，说到底是人们仍然不清楚市场和政府究竟应在经济活动中起什么样的作用。二者的边界在哪里？关系如何？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逻辑和历史两个维度入手。逻辑上，要探究支持政府和支持市场的理论基础。二者的长处是什么，又各有什么样的局限。历史上，就要从实际出发，明确我们现阶段面临的主要挑战和希望实现的目的，做出当时当地最符合中国利益的取舍。

张维迎教授做出“废除任何形式产业政策”判断的理论依据，是新古典经济学。该学派兴起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时间并不久远。然而作为目前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它拥有广大的受众。这一学派以一般均衡理论为核心，擅长对完全竞争性市场的静态分析。通过精巧的数学模型，早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让很多人相信：通过价格机制，竞争性的市场会自然而然地将资源进行最有效率地配置，从而使整个经济活动达到最优均衡。以这个结论为准绳，必然会得出政府不应干预市场的推论。这就是张教授之所以要大声疾呼反对产业政策的理论根据。

然而，自新古典经济学诞生以来，不少学者表达了对这一理论框架局限性的担忧。首先，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市场是普通商品市场。这只是市场的一种类型。很多在现代经济中更具决定性的市场类型，如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并不符合新古典经济学的定价规律。以股票市场为例，在这个市场里，没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任何人在任何时间都可能成为买方或卖方。如果股价上涨，对于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是有利的。而股票价格又取决于人们对其他人预期的预期。于是贪婪驱动需求，需求推动价格上涨，而价格上涨又进一步刺激所有人的贪婪和需求，直至整个市场进入疯癫的盛宴狂欢。

随着各国经济金融化的加深，这种货币的游戏在股市、楼市、债市、期货市场， 和房地产市场反复上演，充分说明金融市场无法自我调节，需要其他社会制度的限制。而劳动力市场则涉及到整个社会的公平公正和均衡发展，更不是通过一个单纯的价格机制就可以描述和调节的。

即便只考虑商品市场，“一般均衡”也只在收益递减或定常收益的情况下有效。在收益递增的情况下，生产可能选择不再是凸集，而是一个凹锥。这就违反了马歇尔的“连续性假设”，并导致“一般均衡”不再必然存在（汪丁丁，1996）。用通俗的话来讲，“收益递增”会导致“穷的越穷，富的越富”。这可不是什么特例。随着网络经济的崛起，收益递增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在这种条件下，市场竞争越来越不是价格的竞争，而是市场占有率（市场规模）的竞争。想想互联网企业的烧钱大战吧，“收益递增”、“赢者通吃”就是烧钱背后的逻辑。显然，如果完全竞争不存在，所谓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有效性，即是大打折扣的。

而且，“收益递增”的广泛存在还会带来单纯市场完全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因为在收益递增的条件下，收入和财产分配会越来越两极化。如果没有市场以外的社会制度调节，人类社会将面临解体的风险。美国此次大选的乱相，正是在收入分配极度不平衡下，美国社会急剧分化，共同价值迅速坍塌的一种反映。所以说，“一般均衡”理论还不仅是不适用的问题，已有越来越多的实例证明，滥用这一理论教条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诺思（North）对新古典经济学最大的批判，就是它没有将“制度”纳入其理论模型。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市场机制从来不是单一形态的，也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它与国家等制度安排共生演化，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经济主体的行为。经济学数理化、公理化的倾向，只是在李嘉图（Ricardo）和萨伊（Say）之后才慢慢占据统治地位，背后另有其他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欧美经济学界对整套自由市场经济学进行了深刻地反思。即使在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尝试突破一般均衡和完全竞争市场的限制。如张维迎教授这般极端排斥其他形式的制度干预，认为单纯市场就是最优社会制度安排的学者，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说绝无仅有，也已经为数不多了。

具体到产业政策，就不能不讲讲新古典理论的另一大缺失：新古典理论基于静态均衡模型，关注的是特定时刻的资源配置。因此，它对经济结构性变迁，技术变革等各种形式的动态演变过程及创新行为，并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而产业政策所针对的，恰恰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动态问题。当我们的眼光从现有要素的有效分配，转移到创造新的要素禀赋，并促进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建立时，我们需要更好的理解“变化”，并寻找能够促进这种变化的制度组合。当年熊彼特长期不为主流经济学家所容，正是因为他将“变化”，而非“均衡”，作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因此建立了截然不同的理论框架。

那么，单纯市场究竟能否自发促进要素禀赋的变化和经济结构的变迁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为什么？因为市场无法给将来的有效资源配置定价。越是具有颠覆意义的创新，越难对未来的投资回报进行预期。这恐怕就是张维迎教授的故事里，思科创始人跑了72家风投也没拿到钱的最大原因吧。因此，在没有其他制度干预的情况下，市场可能进入一种“创新需求缺失”的情况。也就是说，即使不缺乏科学家和创新型人才，企业家也不愿意为创新，特别是为改变产业结构的创新买单。因此，社会的潜在增长能力无法得到充分发挥，经济发展渐渐停滞（类似目前欧洲国家普遍陷入的情境）。

导致这种“创新需求缺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此种创新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且投资体量往往非私人部门所能承受；二是对这种创新的投资可能具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和巨大正外部性，然而，却并不一定能给企业家自身带来高额经济回报。这就是马克•卡尼（Mark Carney）所谓 “眼界的悲剧”（Tragedy of Horizon）。第三，对产业结构发生系统改变的颠覆性创新往往需要多行业、多组织的大规模协同投资，才能显现其价值。这就是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ck）所谓的“协调外部性”(coordination externality) 。而企业家个体，往往无法动员和支撑这样系统性的大规模协作。

产业政策的意义恰恰就在于，它能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创新需求缺失”，释放和激发企业家的创新潜能。一方面，产业政策可降低企业家进行产业升级的成本，提高产业升级成功的概率；另一方面，产业政策可直接介入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的基础性研发工作，亦可通过改变激励机制，促进私营部门加大对此类创新活动的投资和参与；再者，产业政策以国家的权威，给予企业家们长期发展的方向感和确定性。北京大学路风教授多年的产业研究表明，政治领导层为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方向和新的推动力，是中国经济屡次实现平稳产业升级的重要原因。这种方向感帮助企业家建立投资信心，并且促进了投资的系统性和战略性，进而实现“协调外部性”。

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说，尽管产业政策很可能失败，但产业结构升级从来不曾在没有产业政策的国家成功。在考虑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后，更是如此。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国际分工与各国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相适应。也就是说，国际竞争会固化一国现有的要素禀赋结构和专业化方向，而不是促进产业结构的多样化和升级，从长期的结果来看，这不是自由竞争，而是强迫分工。并且，内生增长理论告诉我们，技术进步内生于物质和人力资本积累。所以，在没有其他社会制度干预的情况下，穷国和富国之间的距离将越拉越大，而不是像新古典理论描述的那样产生收敛。成功的赶超和产业结构升级，只有在利用各种因素和手段促进物质和人力资本“超常”积累时，才会出现。

不只是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等实现了成功赶超的东亚国家，都实施了相当长期和激进的产业政策。就是以自由市场自居的美国，也在二战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新兴产业和相关科技实施了大量的倾斜政策和战略投资，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的三十年间里，美国政府对科研的投资，占全国研发总投资的47%－65%。而同时期的日本和韩国，政府在研发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过20%左右。张维迎教授宣布凡产业政策必然失败，显然与大量经验事实不符。

当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新一轮深刻的结构性产业转型升级。这次转型以数字科技、信息科技、和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为依托，以建立更高附加值、更绿色、更具可持续性的增长机制为目的。这是我们所有判断的现实起点。在这种产业结构的转型和升级过程中，需要合适的产业政策的参与，以促进具有强大正外部性的投资和创新。

中国过去几十年的成功，都是在充分发挥国家和市场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取得的。好的产业政策，并不是要否认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不是用公共部门替代私有部门在创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不是简单的减税、发补贴，而是通过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共同协作，寻找适当的方法，克服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的阻碍因素，释放企业家和其他经济主体的创新动能，实现经济发展。

中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好的产业政策。

参考文献：

白果、米歇尔•阿格列塔， 2016， 《中国道路：超越资本主义与帝制传统》，上海：格致出版社。

Freeman, C. and F. Louca. 2001. As Time Goes B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s to the information r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路风，2016，“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在哪里？－产业升级与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文化纵横》2016年8月。

North, D. (1990), Institutions,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drik, Dani, “Industrial Polic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November 2004). CEPR Discussion Paper No. 4767.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rn.com/abstract=666808

汪丁丁，“连续性假设的社会科学涵义”，《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6年秋季卷。

汪丁丁，2015,《经济学思想史进阶讲义：逻辑与历史的冲突和统一》，上海：文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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