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反思“占中”两周年 48名“占中”主事者仍未被起诉

据环球时报9月29日报道，9月28日是香港“占中”爆发两周年的日子，一些反对派团体28日下午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进行所谓的纪念活动。对此，有香港评论直言，“占领”行动祸港殃民，绝无半点“纪念”价值，相反只有进一步揭露其祸害以及继续予以声讨的必要。

集会由反对派团体“六一七民间约章”主办，从28日下午5时开始，到晚上11时结束，超过50个团体及政党参与。在下午5时58分(两年前警方施放第一枚催泪弹的时间)，全场默站3分钟。星岛日报网29日称，当年的“占中三子”、学生代表黄之锋及罗冠聪分别上台发言，多名反对派现任及候任议员也到场。东方日报网称，警方展开严密布防，行人通道及中信天桥已架设铁马，并放置施放胡椒喷雾用的高台，预留百名警力防范。不过警方内部评估“二次占领”的机会不大。

9月28日，香港反对派团体在香港政府总部外集会进行所谓的“占中”纪念活动。（来源：台湾“中央社”）

2014年9月28日下午，在头一天晚上所谓“学运三子”翻墙进入政府总部广场及香港大学学者戴耀廷宣布“占中”开始后，大批民众到金钟一带集结，警方被迫施放催泪弹驱散，集会人数入夜后再有增加，其后部分人“留守”占领，其间行动扩展到铜锣湾、湾仔和旺角一带，并多次发生暴力对抗冲突，前后历时79天才结束。

这段期间，香港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乱象：政府总部门前及添马公园一带被公然占领，帐篷林立，公务员要绕道上班，警方用于维持秩序的“铁马”被“占领者”抢去作为阻止警方执法的“反路障”，堂堂国际金融中心、“东方之珠”面目全非。

如今“占领行动”已经过去两年，但其遗留下来的祸害却绝未结束，不少香港舆论对此进行了深刻反思。

据香港文汇报28日称，“占中”事件对香港法治造成严重冲击，诱发“港独”势力抬头，令社会撕裂愈趋严重。工联会理事长吴秋北接受访问时指出，“占中”搞手及一批反对派头面人物承诺会“伏法”，但他们至今仍逍遥法外，对法治带来很大的伤害，促请特区政府加快处理案件。

曾担任大联盟执委的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新社联理事长陈勇也称，尚有48名“占中”主事者久未被起诉，会造成“破窗效应”，令犯法者觉得有法不依都没问题，产生更多的违法行为。他们都认为，反对派现试图借两周年为“占中”招魂，全港市民都必须警惕，珍惜法治的核心价值，并严防“港独”之祸蔓延。

据了解，去年年初“预约拘捕”的48名主事者，包括“占中三丑”戴耀廷、陈健民和朱耀明，时任“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以及学联前秘书长周永康等，最终只有“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及“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被“预约拘捕”，且至今仍未被落案起诉。

香港文汇报还称，李、黎两人在这两年间继续发挥“祸港本色”，其中李柱铭和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多次出访英美“告洋状”。前年4月，二人高调访美，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随后又宣称获美国副总统拜登“顺道”接见。去年3月，加拿大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无视中方反对，邀请李柱铭出席听证会。报道称，两人下月将到澳大利亚出席圆桌会议及演讲，主讲香港未来及立法会选举对香港的影响，预料届时又会大放厥词。至于另一名“祸港四人帮”成员、天主教香港教区前主教陈日君被指曾在拘捕名单上，但最后仍逍遥法外。

此外，香港工商专联会会长杨志强28日也在香港文汇报刊文称，“占中”导致的“破窗效应”亟待修补，首先，香港社会需重拾守法意识，加强法治意识；其次，特区政府和法院必须依法严惩暴徒，让暴力乱港者付出沉重代价，不能再姑息手软，才能修补香港法治漏洞。（注：破窗效应，Broken windows theory，指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

今年8月，“占中”组织者黄之峰（左）、罗冠聪（中）被香港法院判处社会服务令，周永康（右）被判监禁3周缓刑1年。

另香港大公报28日总结称，两年前的“占中”对香港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所造成的破坏或许只是其次，以血淋淋的方式撕裂社会，以极端手法煽动青年暴力对抗，才是对香港的最恶劣影响。一直以来香港社会保持着相对的理性与和谐，在一些重大问题面前，尽管有不同甚至是根本矛盾，但总能通过各种讨论与协商达到一个基本共识。然而“占中”却是拒绝任何共识，将部分人的政治主张强加于全社会之上，硬生生将社会撕裂。文章说，“占中”更将香港青年与学生推到政治对抗的最前沿，大学生有之，连一些初中生也不例外。更为严重的是，在刻意的“洗脑”之下，将政治对抗说成是唯一的政治手段，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香港青年人的社会观、政治观和人生观。一些极端政客更将魔爪直接伸向中学校园，煽动所谓的“独立”主张，今年初的“旺角暴乱”堪称是“集大成的体现”。

香港文汇网提到，两年间，“本土民主前线”“香港民族党”等“港独”组织一个接一个冒出，他们鼓吹所谓“勇武抗争”，导致香港旅游业和零售业踏入冰河时期，而香港的竞争力亦每况愈下，评级机构穆迪更担心立法会紧张关系未能解决的话，为香港信贷评级产生负面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79天的违法“占中”在政治层面上掀起了一个公然对抗中央、否定“一国两制”的恶浪。香港大公报称，回归以来，港人社会当然不是没有对抗力量和声音，但公然否定“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否定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则是在“占中”之后才首次出现。如今“占中”团伙的真正目的已经随着时间的消逝更清楚暴露在全港市民面前，他们要的不是占领、不是违法、不是袭警，而是要从根本上动摇“一国两制”。文章说，香港可以承受剧烈的经济波动，却无法承受社会撕裂的后果。香港社会可以有不同意见，却无法承受青年的极端与暴力。在“占中”开始两周年回顾这段历史，是要汲取教训，避免出现更严重的事件。

此外，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田飞龙，在香港大公报刊发文章《法治、民意的恶化——占中两周年反思》，他认为，法治损害是占中两周年主要后果之一。香港裁判法院在“占中判决”中以公义动机因素轻判，成就黄之峰、周永康、罗冠聪之青年民主派政治声誉，变相承认其“公民抗命”之道德正当性，并凌驾于香港法治权威性之上。法官以青年社运之民主与公义面向而持同情理解之立场，比附美国民权运动的司法道德，但其未充分意识到香港宪制之地方性与从属性，以及轻判模仿对本土分离之违宪取向的纵容效果。

他还称，“占中”打破了违法禁忌，旺角暴乱打破了暴力禁忌。如今，法治权威实际上正在消解，“本土派”固然敬畏法官，但并不敬畏法律尤其是基本法。香港的核心价值，似乎从法治理性向斗争伦理转向，“本土无罪，造反有理”可能成为青年一代的座右铭。与法治价值屈从“社运”取向相比，香港青年的成才观与奋斗意识也在发生畸变，起身于本土分离主义的青年议会新星及“社运”新领袖可能成为青年世代的成功榜样，原本的自我奋斗精神屈居边缘。再者，青年世代拒绝在国家的国际化进程中积极参与和获得成长，而是局促于一方面留恋旧式殖民主义的国际身份，一方面埋头挖掘香港之“想象共同体”的独立自主的历史与历史观，而断然将香港意识隔绝于整体中国的历史和政治之外。对过去和乡土的过度留恋造成了一种独特的群体悲情意识与偏狭心结，从而与日益开放和国际化的国家成长背道而驰，也与宽厚深沉的中国文明传统及其政治生命形格势禁。

（观察者网综合环球时报、香港文汇报、大公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