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政：在大国间“拨火”，新加坡玩得好吗

【南海欲静，而风不止。当人们以为，这股风主要来自于美日时，新加坡“露脸”了。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8日在访问日本时，与安倍就南海等问题“达成共识，寻求合作”，“强调海洋法律秩序的重要性”，声称欢迎****日本在本区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安倍则向李显龙的父亲李光耀追授“一等桐花大绶章”，称其为“亚洲为现代世界带来的最伟大智者之一”。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在此前的不结盟运动首脑会议上，有不少国家在磋商过程中**“明确反对强化涉南海内容”，令新加坡代表“气急败坏”，“冷嘲热讽”，甚至“出言不逊”，“恶意攻击”。对此事的报道，又引发了新加坡驻华大使罗家良与《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的“笔仗”。**

新加坡这样一个只有“弹丸之地”的小国，为何在南海问题上如此积极？】

李显龙访日，称欢迎日本在区域内更“积极”；安倍授其父李光耀一等桐花大绶章

新加坡很忙，所有的小国里面，新加坡恐怕是少有的几个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

它的活跃，不是因为它的内政，不是朝鲜那种隔三差五搞个关于核武的大新闻，而是它的外交，是它那种与自身国力并不相称的国际政治行为。

关于新加坡的种种神话，其中就包括新加坡颇为引人注目的“实用主义”外交这一条。

一个蕞尔小国，能够在中美等世界大国之间周旋，拉拉打打，左右逢源，不仅自己捞足了好处，还平衡了大国关系，改变了地缘政治环境，着实了不得。有一段时间，这一外交的实践者李光耀曾被赞誉为“小国伟人”、“大政治家”云云。

初看起来，难以理解，一个只有城市大小的国家，既无资源，也无实力，连饮水都需依赖他国，何来如此之大的能量？要做到“四两拨千斤”，自己起码够四两，但在世界上比较起来，新加坡甚至连这个量级的小国也算不上。

的确，当年的李光耀一代英才，政治智慧超出同时代政治家的平均水准，但这远远不够。拿破仑纵有盖世之才，也需要有百万大军供他指挥，否则什么都不是。

回归基本常识，“弱国无外交”、“小国无外交”的国际政治定律一向如此，并未失效，新加坡之所以如此特殊，背后其实另有原因。

最近一段时间，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又是一通忙活，就在中国眼皮底下，使出一连串的小动作，已经到了影响两国友好关系的边缘。

按说，新加坡并不是南海岛屿主权和海洋划界争端的当事国，但其搬弄是非的作为，甚至比其他国家更为积极，其忤逆中国的立场，甚至比其他国家更加极端。

这看起来不太正常，似乎超出了人们关于该国自身“安全困境”的原有理解。在中国与东盟各国普遍发展了良好关系的今天，新加坡的“避嫌”之举已没有多大必要，而在争端当事国也同意回归双边谈判的情况下，新加坡一味推动多边框架，更显得另有所图。

新加坡外交的另有原因和另有所图，到底是什么？是时候揭开来看一看了。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缘政治实体的代言人

一直以来，关于新加坡的外交，人们习惯于将其置于常规的国际政治理论框架中理解，将其视为一个完全的主权国家行为者。但实际上，由于其极端的脆弱性（vulnerability），新加坡本身并不具备在国际舞台上独立施展作为的外交能力。从根本上讲，该国的外交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东南亚”区域，第二个层面才是区域外的整个世界。虽然各国都有周边外交和世界外交之分，但新加坡的特殊性在于，如果没有第一个层面，新加坡根本没有在第二个层面有所作为的力量。

换句话说，新加坡是通过将自己塑造为“东南亚”这一地缘政治实体的代表，或代言人，才成为国际政治中一个重要角色的。

仅就第一个层面的外交而言，新加坡肯定是成功的，强邻环伺，没有被穆斯林国家吞并，没有被反华国家孤立，凭着经济腾飞支撑起的“小龙”地位，成了这一地区的明星国家，并且通过大力推行地区主义，为东南亚注入了政治身份，使之越来越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地缘政治实体。

回顾历史，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前，世界上并没有“东南亚”这一概念。在中华体系内，这一片地区就是帝国边缘的一群朝贡国，没有单独名词。在19世纪的西方殖民体系内，这一片地区属于“东印度”（East Indies）的一部分，而中南半岛由于进入了“南中华”范围则被称为“印度支那”，也同样不被视为单独的区域，更谈不上作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实体。

“东南亚”这一名词，是在二战后期，盟军划分战区时才临时创造出来的，而在二战结束后，又在冷战的东西方对抗格局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位置，所以一直保留了下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仅在大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获得身份，并没有形成自身的主体意识。

左下角就是盟军东南亚司令部的辖区

美国在1949年出台的一份安全政策文件中说：“假如东南亚也被共产主义席卷，我们将承受政治上的大溃败，全世界的其他地区都会产生连锁反应，特别是在中东和到那时暴露无遗的澳大利亚。”1954年，艾森豪威尔提出了针对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印度支那的陷落将会导致整个东南亚的陷落，而东南亚的陷落将使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和日本受到严重威胁。于是美国在那一年组建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与《日美安全条约》、《美澳新安全条约》一起构成了一道“反共防线”。

从1954年的“东南亚条约组织”，同年的“东南亚佛教国家集团”计划，到1961年马、泰、菲成立东南亚联盟，再到1963年菲、马、印尼成立“马菲印尼组织”，这个时期的东南亚，基本上是被大国所强加的一种被动的国际政治身份。

所谓的“东南亚条约组织”（SEATO），成员国多是域外国家

而这个时期的新加坡，还只是个地理名词，主要靠英军基地在当地的消费维持基本的生计。1965年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踢出联邦被迫独立时，李光耀当众大哭，那是对生存前景的一种绝望。

1967年英国政府宣布将在1971年4月前从苏伊士运河以东撤军，彻底离开亚洲。原本亲英反美的新加坡被迫调整立场，转为亲美。也多亏了美国的坚决反共，甚至多亏了中国在那个时期的“极左路线”，让新加坡以“坚定反共的华人国家”这个同时被美国和东南亚邻国认可的身份，在美国全球“反共防线”的东南亚环节中挤占了一个小小的位置。

新加坡独立时，伴随李光耀一声长哭，还有当时马来西亚总理拉赫曼一句恶狠狠的警告：“如果新加坡的外交政策损害马来西亚的利益，马来西亚将切断柔佛水供应”。

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期间，李光耀与拉赫曼是这样的

新加坡被踢出去时，李光耀只能流泪

按说，这样一个连水源都被外国掐在手里的国家，是谈不上什么外交的。对于这一点，新加坡自己很清楚，所以该国外交活动的中心目标，就是紧紧保住自己在“东南亚”这个区域内的生存位置。为此，它既要确保自己不被“东南亚”所排斥，同时又要尽可能提高整个“东南亚”的国际政治身份，增加“东南亚”的地缘政治份量，让“东南亚”这条大船和自己在船上的这个小船舱都尽可能地稳固和安全。

1967年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正是在新加坡的积极倡导之下成立的，其宗旨仍然是巩固“反共阵线”。马来西亚总理东姑·拉赫曼在成立之初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认为，对付来自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的最有效的力量就是东南亚国家联合起来，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和命运。”

新加坡自身并没有那么宏大的目标，它只是为了自救，李光耀直言不讳：“我们必须与邻国政府搞好关系，同时也与他们的人民搞好友谊关系，我们将来在东南亚的地位才有把握——永久的把握”。

自此之后，一方面借助整个东盟的份量周旋于大国之间，另一方面又借助与大国的关系游走于东盟内部，一切围绕着自身的安全利益，就成了新加坡外交的一个固定模式。

1970年代初，伴随着美国从越南撤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中美、中日实现关系正常化，东盟迎来了新的时期。1971年东盟五国发表《东南亚中立化宣言》，表示 “争取使东南亚作为一个不受外部强国任何形式或方式干涉的和平、自由和中立地区得到承认和尊重。”1976年东盟五国签署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和《东盟协调一致宣言》，开始推动经济一体化。

这一切，正是新加坡所乐见的，“东南亚”终于开始成为了一个地缘政治实体，而由于新加坡的特殊地位和李光耀这个特殊人物，它甚至成了这个实体的实际代言人。

新加坡作为“东南亚”地缘政治实体的经营者

中国在1970年代重新恢复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为新加坡对这一刚刚成型的地缘政治实体的经营，带来了绝佳的机会。

1971年8月缅甸政府总理奈温访问中国，两国重新恢复友好关系。1974年马来西亚与中国建交。1975年中菲、中泰正式建交。1974年中马建交后，新加坡为了避嫌，表示将在其他东南亚国家之后同中国建交。但那时虽未建交，但之后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已开始迅速发展。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和贸易高速发展，新加坡与中国的特殊关系，从过去的负面因素又转为了正面因素。这时的新加坡，开始扮演帮助东南亚邻国接近中国、了解中国的中间人角色。李光耀在1981年曾对邻国说，当一个像中国那样的大国真心诚意地接受和尊重东南亚各小国的完整和独立的时候，其它强国直接或利用代理人来威胁任何国家的机会就很有限了，这是一个崇高的愿望，我们可以建立持久的合作关系。

很显然，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快速发展，各国纷纷推动对华贸易，无形中也大大提高了新加坡在东盟内部的地位。1990年10月，新加坡紧接在印尼与中国复交之后与中国建交，自此新加坡又有了更大的资本，继续实行它两个层面的外交相辅相成的总体策略。现在，它甚至可以到大国俱乐部里和各国打中国牌了。

日子从来没有这么美好过。想当年靠央求英国晚几年撤军来讨生活，到现在成了可以和各大国一起玩耍的高等小国。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新加坡凭着和中国的经贸联系，短短一年就挺了过来，1999年GDP恢复正增长，2000年达到惊人的13.0%！

一整套的“东南亚小国战国策”已呼之欲出，新加坡外长拉贾拉南总结道：“在存在许多太阳的情况下，每个太阳的引力作用被削弱。而且，通过对这种引力作用所产生的拉力与反拉力的巧妙作用，小行星可以获得最大的运行自由。”

看得出来，小行星们发现了新的活法，太阳是谁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不能只有一个太阳，它们发现了多个太阳的好处，它们开始追求这种周旋于多个相互制约的太阳之间的“运行自由”。

但如果不能如愿呢？如果太阳们并不像小行星们希望的那样相互产生拉力与反拉力呢？如果有一个太阳越来越大以至于把其他太阳挤出去了呢？天呐！这可不行！太阳们不配合我们就要采取集体行动迫使它们按我们的要求相互削弱，相互抵消，相互制约！

至此，人们大约可以明白新加坡在南海问题上的种种作为了。也就是说，今天的新加坡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需要看所有大鱼和小鱼脸色行事、不敢轻举妄动的小虾米了，它现在不仅代表一个小鱼集团，而且具有利用小鱼集团左右和制约大鱼行为的意志和能量！虽然新加坡本身仍然脆弱，仍以确保生存利益为头等要务，但行为方式已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它现在要通过经营东盟，强化东盟的政治身份，增强东盟的政治能量，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舞台上保卫自己。

在它看来，南海问题是一个绝佳的题材。

一方面，“东南亚”作为一个区域整体的历史太短，东盟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历史也太短，这个地区需要一个大的“集体叙事”，一个能够唤起历史记忆的自身认同的重大主题。没有什么比南海问题更合适的了，该地区各国对于古代中华的恐惧，对于红色中国的害怕，对于未来中国的疑虑和担忧，正在通过南海争端凝聚起来，成了一种共同的意识。只要稍加煽动和刺激，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即有望构建起来，而对于当下这个已在中国高速崛起的冲击之下七零八落的东盟来说，这正是求之不得的。

另一方面，虽然李光耀早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就曾预测中国将在二、三十年后成为在亚洲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先于所有人，但恐怕就连他也没有预料到中国如此之快的崛起速度。原本以为中国将成为该地区的太阳之一，不曾想很快就成了最大的一个，照现在这个速度下去，用不了多久，东南亚就又要回到只有一个太阳的情景了。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把美国这个大太阳拉回来，抵消中国太阳的吸引力。而再没有哪个问题，比南海问题更适合成为美国 “重返亚太”提供的借口了，它简直就是为东盟量身定做的，一定要紧紧抓住！

综合上述，基本上可以解释清楚新加坡到底在忙活些什么了。过去那种单纯从该国安全困境出发来理解其行为的理论框架多少有些过时了。此一时彼一时，今天的新加坡已不是三十年前的新加坡，更不是建国之初的新加坡，只有从当前这个新的、更为复杂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建立新的理解，才能更加准确地描述并预测该国的种种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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