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席勒：“公平革命”即将摧毁国籍特权

在过去几个世纪里，世界经历了一系列针对多种形式压迫的知识革命。这些革命在人的脑海中发生，并最终在世界绝大多数地方普及——但不是通过战争，而是通过语言和沟通技巧。然后到了某个时候，这些新知识就不再存在争议。

我认为，下一场此类革命预计会在21世纪的某个时刻发生，它将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内涵形成挑战。它将集中在不公的问题上，这种不公是由有些人出生在穷国，而另外一些人出生在富国这种完全是出于偶然的事实所导致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为跨国公司工作并结识了更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所以这将对我们的公平感产生影响。

沟通改善促进公平革命

这绝不是没有先例的。在《1688：第一场现代革命》一书中，历史学家史蒂文·平卡斯坚信，人们最好不要从议会推翻天主教信仰的国王的角度来看待英格兰所谓的光荣革命，而是应将它视为公平范畴的一场全球性革命。

人们想到的不应当是战场，而应是在当时变得普及、有免费报纸可以阅读的咖啡馆——这是当时人们进行复杂交流的地方。光荣革命明确标志着，不认同强势国王所要求的意识形态的群体的合法地位开始得到全球承认。

托马斯·潘恩的政论小册子《常识》在1766年1月一出版，就在北美13个殖民地火爆畅销，这标志了另外一场此类革命——他与后来在同一年开始的反对英国的革命战争不是一回事。《常识》的影响范围无法估量，因为它不仅仅是销售，也会被拿来在教会和集会上大声朗读。书中坚决摒弃了世袭君主们以某种方式在精神上优于我们普通人的思想。今天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包括英国——都赞同这一点。

在取消奴隶制的问题上也可以这么说。奴隶制的取消主要不是通过战争实现的，而是公众日益增强的对残忍和不公的认识。1848年欧洲各地的起义，本质上是对选举权仅局限在少数人——地主和贵族——手中的抗议。之后不久则是女性选举权。在20世纪和21世纪我们看到了公民权是如何扩大到种族和性别上的少数与弱势群体上的。所有这些过去的“公平革命”都源自沟通交流的改善。如果人们根本碰不到或者看不到被压迫者的话，压迫将随着人们之间的疏远而愈演愈烈。

经济自由减少国籍特权

下一场革命将不会消除出生地的影响，但是国籍的特权将减少。尽管今天全球敌视外来移民的情绪蔓延似乎指向了相反的方向，但是不公平感将随着沟通的进一步增进而变得更加强烈。最终，关于不公平的认识将带来巨大的改变。

眼下看来，这一认识面临着来自爱国主义越来越强有力的冲击和竞争，后者建立在国民之间社会约定的基础之上，他们多年来通过纳税和服兵役等建设或捍卫他们自认为专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加限制地允许外来移民似乎是违背了这种约定。

但是在减少出生地带来的不公方面，最重要的措施可能不是鼓励外来移民，而是应更多地集中在推动经济自由上。

1948年保罗·萨缪尔森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以敏锐且有洞察力的方式表明，在没有运输成本的无限自由贸易条件下（并假设其他条件都已理想化），市场力量会令全球所有市场要素的价格趋同，包括各种标准化劳动类型的工资。

在理想世界中，人们无需为获得更高的工资而从一个国家迁往另一个国家，他们只需要有能力参与生产可以在国际上销售的产品。

贸易协定要有社会保障

眼下，技术使运输和沟通的成本向零的方向靠近，这种价格趋同实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但是实现这一点要求消除旧的壁垒并防止新壁垒产生。目前正在磋商的自贸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遭遇了挫折，因为利益集团为了自身目的而令协定扭曲变形。但是说到底我们需要的是比这更好的协定，而且预计我们也会有更好的。

为了令市场要素价格趋同，人们需要有可以真正从事终生事业的稳定基础，后者与自己实际居住的国家密不可分。所以我们必须为现有民族国家内部因对外贸易而利益受损的牺牲者提供支持。美国可以追溯到1962年的“贸易调整援助计划”、加拿大1995年开始试行的“收入补充计划”都是此类支持。美国总统奥巴马建议扩大“贸易调整援助计划”，但是迄今为止除了试验和建议之外几乎就没有什么了。

最终，下一场革命可能将由每天和外国人在电视屏幕上的互动产生。这将带来更好的贸易协定，但其先决条件是更强有力的社会保障的最大发展，以便在向着更公平的全球经济过渡时可以为国内的人们提供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