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汉：G20峰会跨越了三道历史分水岭

上个月，由中国主办的G20集团杭州峰会是一场开启历史新页的盛会，这场峰会必定成为21世纪全球秩序重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次G20领袖会议达成对多项政策纲领文件的共识，等于正式启动了全球经济合作机制的系统性改革，也标志了人类历史正式告别以西方为世界中心的时代。

杭州峰会一举跨越了三道历史分水岭：第一是G20集团核心任务的转换，第二是经济政策与全球治理主导思想的演进，第三是全球经济合作议题倡议者与引领者角色的交替。

美国总统布什2008年首度在华府召集G20集团领袖会议，最初的动机很单纯，就是意识到西方国家已经深陷金融海啸的深渊难以独力脱身，必须藉助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增长与高额储蓄，才能及时稳住全球经济，避免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大萧条悲剧再现。所以，G20集团峰会最初的任务，就是藉助各国领袖的威信，及时达成对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重整金融机构，以及稳定金融市场措施全球协同行动方案的共识，并强化各国对于履行政策承诺的决心。

在全球经济逐步走出金融风暴之后，G20集团峰会的关注重心还是集中于如何协调中短期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措施，引导全球经济迈向稳健复苏，适度拉抬经济增长速度，并以能在2018年前让全球GDP多增加2%为努力目标。

G20领导人合影

这次杭州峰会将G20集团的核心任务从偏重应对全球经济的中短期挑战，正式提升为谋求全球范围中长期的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性发展，与维护当代与子孙后代的共同利益，并为此制订与推动结构性改革行动纲领，以及同步推进全球治理机制的系统性改革。这是G20作为全球最重要的经济合作平台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为此，杭州峰会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制定行动规画，第一次制定“G20全球投资指导原则”，第一次制订“G20创新增长蓝图”。并在既有的G20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定期会议外，增加主管经济与贸易的部长定期会议。

过去多年，G20的政策共识文件深受G7集团主流政策思维的影响，以及西方国家政治体制失灵的约束，其着眼点是挽救面临逆转危机的既有全球化模式，这个模式让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的利益极大化，但在世界各地都遭遇到弱势群体的强烈反弹。

这几年G20集团内以中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倡议G20应为全球化找到新的动力与社会支持基础，一方面要对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进行系统性改革，要优先照顾到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需要；另一方面要鼓励各国采取积极行动推动结构性改革，以创新带动增长、发掘互联网经济与跨境电子商务的巨大潜力、扶植中小型企业、普遍提升劳工的技能、建立完善的社会转移支付及收入再分配机制，大力推进基础建设投资、以及积极发展绿色能源。

杭州峰会第一次将上述倡议形成完整的论述，公报首次确立“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的长程愿景，第一次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作为行动方案的目标，并首度提出支持非洲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合作倡议。杭州峰会也决议针对结构性改革建立具体量化指标，督导各国进度。同时，峰会还针对建设更有效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架构，推进一个全球性公平和现代化的国际税收体系，以及持续提高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股权份额等三项全球治理机制改革议题，提出原则性倡议。

杭州峰会的第三个重要历史性跨越标志就是中国影响力凌驾美国，北京跃升为全球经济合作议题的主要倡议者与引领者。这次峰会公报将会议通过的一揽子行动方案正式命名为“杭州共识”，不仅仅是为了让东道主风光收场，更是体现绝大多数国家对中国的领航角色寄予厚望，期待“中国方案”可以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动力，可以将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带上可持续发展的坦途。

毕竟，在过去七年里，中国的增长速度虽然有所放缓，但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近三分之一，明显超过G7的总和。同时，中国大陆在推进产业创新、发展电子商务、加速基础建设，与发展绿色能源等方面进步神速，不但可以与各国分享经验，更采取了具体行动，分别与亚洲、非洲、中东欧、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建立了完整的多边经济合作平台与开发融资机制，让西方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本文原载于《中国时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