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复兴中国》：中共为何在西方一片唱衰声中不降反升

9月22出版的《学习时报》继续刊载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题目是《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文章如下：

如果在亚马逊网站上输入“习近平”三个字搜一搜，你会惊奇地发现，不仅有很多关于习近平的书，习近平自己也写过好几本书。从1992年到2007年，在15年时间里，习近平出版了7本著作，除了《摆脱贫困》（1992年）、《干在实处走在前列》（2006年）和《之江新语》（2007年）等政论性文集之外，习近平投入精力最多的是农业，在1999年到2002年期间，他先后出版了三本关于农业方面的著作：《现代农业理论与实践》（1999年）、《中国农村市场化建设研究》（2001年）和《福建农村市场化发展探索》（2002年）。在他任职福建期间，习近平还主编了一本研究福建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的文集——《科学与爱国：严复思想新探》（2001年）。

在任期间出版多部著作，这一方面反映了习近平爱读书、勤思考的个人爱好，就像他自己所说的“读书已经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中共自身历史和使命的理解。2013年3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发表题为《依靠学习走向未来》的讲话，“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他回顾历史，“延安时期，我们党就注意到‘本领恐慌’的问题”；今天，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过去，党是依靠学习克服了重重困难，今天，依然要依靠学习才能赢得未来。

如果说中共在西方的一片唱衰声中不降反升是依靠其超强的适应能力的话，那么这种适应能力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就是学习。专门从事政治精英研究的新加坡国立大学研究员薄智跃认为，“中国模式”实际上是一种学习模式。中共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庞大的学习系统，使之不仅能定期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从而保持坚定的信念和勤政为民的作风，而且能迅速吸收新知识，掌握新措施新实践，克服“本领恐慌”，应对不断出现的新挑战。“学习”部分地可以解释中共为何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民主化、全球化、信息化和网络化压力下，仍然能够保持其执政地位。

中共这套庞大的学习系统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的是政治局集体学习制度，中间是各级党校系统和行政学院系统，最外围的是中共与国内外高校合作的培训项目。

学习：从政治局做起

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胡锦涛执政时期建立的定期学习制度。从2002年底至今，每一届中央政治局领导集体平均每年会举办8到9次学习，第十六届、第十七届政治局分别开展了44次、33次学习，其制度化程度很高。学习的主要形式是邀请中央党校、高校、社科院、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为其讲课，每一次学习主题都经过精挑细选，回应治国理政的重大问题、国家的重大战略和民众的诉求。政治局集体学习不仅帮助中共统一思想、凝聚共识，而且还能推动政策的出台。政治局集体学习已经成为中共政策过程一种形式，并对各级党委领导干部的学习起到强大的示范作用。

截至2016年4月29日，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已经开展了31次集体学习，其频率超过了第十七届政治局，与第十六届政治局基本持平。与以前相比，十八届政治局集体学习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在学习形式上，十八大以来的集体学习形式更加灵活，不仅邀请专家来授课，也开展自学，这是以往集体学习所没有的。在31次集体学习中，有5次是采取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的形式。2012年11月17日，刚刚当选才两天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就开展了十八大以来的第一次集体学习。这次学习的内容是“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形式就是自学并谈体会。其后，第7次、第15次、第26次和第30次集体学习也都是采取自学并交流工作体会的形式。这5次自学的主题多为重大问题，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践行“三严三实”、“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重点等，这些议题也确非专家学者所长。自学的功能主要是凝聚共识，而非了解新知。

不仅如此，十八届中央政治局还把集体学习的课堂搬出中南海。以往，学习都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2013年9月30日，政治局第9次集体学习走出中南海，把“课堂”搬到了中关村，采取调研、讲解、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央视《新闻联播》的画面显示，这次集体学习的授课教师不是专家学者，而是企业家：小米手机的雷军、百度的李彦宏和联想的柳传志拿着话筒进行讲解。雷军用PPT向政治局委员们讲解，为什么他的互联网手机模式能够在与苹果手机的竞争中创造100亿美元的估值。李彦宏则讲解“大数据”，表示大数据在促进信息消费和关注社会民生方面有重要价值，还现场演示了大数据怎样提前预测旅游热点。

在学习内容上，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统计数据显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内容上变化比较大的有几个领域：

第一，政治、法治和经济议题呈下降趋势。尤其是经济议题，从十六届的10次和十七届的8次下降为十八届的2次。但十八大以来，这三个领域的改革措施却非常密集。在政治和行政领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力度空前；在法治建设方面，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中央全会的主题，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方案；在经济领域，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互联网+”、创新驱动发展等措施。也许，这种下降可以解释为中共对相关议题有较为成熟的思考。

第二，马克思主义和军事国防议题有上升趋势。尽管数量变化并不大，但议题本身的结构发生了变化。在马克思主义的议题中，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强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如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辩证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这是以往的集体学习所没有过的，这个特点与习近平强调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指导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吻合的。在军事国防领域，十八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了中国的海洋战略、军事创新和国家安全，与十八大以来大刀阔斧的军事体制改革相互呼应。

第三，传统文化和全球治理领域首开先河。十六届和十七届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没有讨论过关于传统文化的议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在过去的三年多时间里讨论了4次，而且这些议题都不是纯粹从文化继承的意义上来谈，而是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如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精神的历史形成和发展，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治理，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借鉴中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第四，有些领域虽然起伏不大，但指向性更明确。如党史党建议题，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的3次学习全部集中在反腐倡廉问题上，与十八大以来的重拳反腐工作高度契合。历史议题也是如此，虽然只有一次，但“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学习主题显然是为了配合“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战略。

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为模板，各地方和部门党委都建立了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这一集体学习制度。理论学习中心组就像是政治局集体学习的“地方党委版”，是中国共产党各级核心领导层进行政治学习的关键平台。

人类历史上最浩大的官员培训工程

如果说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是风向标的话，那么由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组成的官员培训系统则是学习型政党建设的主要载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浩大的官员培训工程，完备的培训体系和众多的专业培训机构，使官员的素质和能力均在不同程度上得到改善和提升，从而从整体上增强了中共的执政能力和治理能力。

中共一直非常重视干部的培养培训工作。毛泽东曾经讲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政治路线确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要组织他们，培养他们，并善于使用他们。组织和使用的工作主要由组织部门来完成，培养培训工作则主要由党校和行政学院来完成。正如沈大伟所言，党校系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组织设计，全国近3000所党校不仅负责对4000多万名有一定级别的党员干部进行培训，不少党校还发挥着智囊团、改革观念和政策孕育的功能。

进入1990年代以来，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中共开始对党校系统进行改造。进入21世纪中共进一步加大投入，迅速提升党校和行政学院的办学质量。由于中共对干部培训的高度重视，干部培训体系在中国成为仅次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二大教育体系，干部培训的规模相当惊人。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各级党政干部约有1.5亿人次受训，其中，1978年到2002年约培训3000万人次，2002年以来培训1.2亿人次。

中共干部教育培训有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理论武装、党性教育、能力培训和知识更新。

中共干部教育的首要目的是政治性的，而非知识性的。习近平多次强调，党校姓党，党校教育首先是理论武装和党性修养。中共的干部教育始终紧跟党的理论创新步伐，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系列重要讲话，通过党校教育进行理论武装，转变观念、凝聚共识。与此同时，在党校系统内，较长的培训班次都专门设立“党性修养”板块，而在较短的进修班次中，即使没有设置“党性修养”板块，也设置了专门的“党性分析”环节。党性分析需要学员写出思想报告，在思想报告中要深刻分析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指出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找到党性修养上的差距。有的党校在党性分析中嵌入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传统组织学习的要素。

加强能力培训和知识更新、克服“本领恐慌”，这是党校和行政学院学习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18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强调，领导干部要成为经济社会管理的行家。他指出，在市场、产业、科学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的情况下，领导干部必须有较高的经济专业水平。资本投入、安全生产、股市调控、互联网金融管控等都是高风险、高技能的，如果判断失误、选择不慎、管控不力，就会发生问题甚至大问题，严重的会影响社会稳定。

为了有效应对不断加大的治理压力，问题导向成为党校和行政学院组织教学的重要取向。在班次设置上，均以治理问题为中心，围绕问题确定教学计划，以短期、小班、专题班教学方式，力争培养能够立即解决问题、能立即上“战场”的官员。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党校和行政学院不断自我革新，以更加现代的方式对教学课程加以改革。例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和2008年的汶川地震直接推动了中共的应急管理技术培训，党校与行政学院的各种班次都设置了相应的应急管理技术培训课程，而且建立了专业应急培训基地。如2009年以来，中央党校着手建立包括应急指挥系统与新闻模拟系统的“情景模拟教学实验项目”，能够承担新闻发布、公共危机处理、电视访谈、网民互动的行为训练。实验室的场景布置模拟危机发生时的情景，非常注意灯光、背景的设置。比如公共危机处理会模拟应急指挥系统，在大屏幕上播放发生地震、水污染等危机时的处置场景。在教学过程中，学校让学员扮演不同的角色，如让学员扮演总指挥进行现场协调指挥，扮演新闻发言人对外发布政府信息，扮演记者进行现场提问；同时，全程进行摄像，能够同步进行回放，由学校请来的专业人士如电视台新闻主持人进行专业点评。

为了配合大规模培训干部，中共还在党校、行政学院之外，新建了中央直管的高级别干部学院，用以培养训练中高层领导干部，尤其是中组部战略性选调干部。2003年之后，中央连续在上海浦东、江西井冈山、陕西延安、辽宁大连四地创建了四所国家级干部学院。其中，中国浦东干部学院主要是利用上海作为建党之地的革命资源和国际大都市的战略位置，对中高层领导干部进行党史党性、金融管理、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忠诚教育、能力培养、行为训练”；江西井冈山干部学院和陕西延安干部学院，则主要是利用中共革命历史资源和两地的地理资源，侧重于对领导干部进行党史与党性教育；大连高级经理学院，则是一所提升中国国有企业领导骨干国际竞争能力的干部学院。这四所国家级干部学院，前三所直属于中央组织部，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直属于国务院国资委管理与指导，都拥有全国一流的教学设施与师资配备，其中浦东干部学院与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更加突出国际化发展，不少国外知名教授都被邀请作为兼职教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中共马上组织关于金融管理的应急性培训。在中央层面，中组部连续组织3期“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为主题的省部级干部专题研究班，其中的课程还包括美国高盛公司高管讲授的“美国金融形势与危机防范”。与此同时，中国浦东干部学院还加速优化培训资源，使中组部调训的领导干部能够接受最为现代的金融管理训练。2008年底建立“金融交易实验室”，领导干部能在这种模拟课程中得到具有实效性的金融管理技术的训练；2010年与美国三所大学的顶尖金融教育机构（哈佛商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与教育学院）合作，将国外最先进的金融课程引入到对领导干部的培训序列中。

从这些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中共的干部教育培训，既坚持自身优良传统，又借鉴大量现代培训技术，其能力已经大大超越许多发展中国家，帮助中共干部获取了较高水平的行政技能。有不少发展中国家官员已经开始在中国接受培训，比如中央党校、中国浦东干部学院等都开设有此类班次。

兼容并蓄为我所用

除了党校和行政学院等中共专门的培训机构，中共还充分利用高校知识门类齐全、知识更新速度快的优势，与各大名牌高校合作，通过设计专门的培训项目，迅速提高干部的知识技能。

2000年代后期，中共为了引入优质的教育资源，将高校纳入干部培训体系之中。2009年，中组部与教育部联合在北京大学等13所重点大学设立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在中央的示范下，地方组织部门也纷纷将地方高校设置为干部培训基地。高校拥有的教学资源，能够及时和系统地补充干部在经济发展、公共管理等方面的现代知识，从而提升干部在治理危机中的综合素质。十八大以来，相关培训项目的课程设置更加灵活，干部学习采取选课方式，根据自身工作需要，“缺什么补什么”，在不同的高校中选择自身需要的课程。

国外的大学也成为中共进行干部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与国外一大批著名高校建立了多个合作培训项目。例如，2011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与哈佛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合作举办“中国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每年一期，由中组部负责选拔年轻的优秀副厅级以上干部参加培训。据统计，至今已有30多个国家的100多所高校、企业和国际组织承接中国党政干部的培训项目。从国外高校的分布来看，主要集中于东亚国家与欧美国家，其中东亚国家偏重在日本、新加坡的知名大学，而欧美国家则集中于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等知名大学。

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在治理压力下，不断强化学习型政党建设，不断改造学习体系，创新学习机制，将中国传统、党的建设与现代治理技术都融入马克思主义政党这一组织主体上，大大提高了党员干部的党性和治理能力，也强化了中共自身的适应能力。中共的学习系统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