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内功比拼”将成中美竞争关键

无数史实已证明，源于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中所谓“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之间战争不可避免”的理论假设，是基于特殊时代、部分区域的历史经验而形成的总结，带有浓厚西方中心主义、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逻辑色彩。

1980年代，美国作家赫尔曼·沃克曾以“修昔底德陷阱”警示美苏冷战的恶果。2012年8月22日，哈佛大学格拉姆·阿利森教授在英国《金融时报》再以“修昔底德陷阱”一词的历史学隐喻，复燃了西方学术界尤其是美国研究者对美国衰落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崛起的担心，成为当下国际研究与大国博弈的热门话题。对此，只有让全球进行完整的历史观察与全面的时代思考，才能让打破这个美国焦虑者“自我实现预言”式的假设，使中美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理论魔咒。

“修昔底德陷阱”是某些西方学者的自我臆念

“大国争霸战争”的现实主义假设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然而，无论是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还是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大多西方学者经典理论阐述的史料来源，均局限于1500年以后欧美大国兴衰进程，更是站在霸权国的立场上虚构来自崛起大国的威胁。突破这个时空区间，“大国争霸战争”便只是一个自我臆念而已。

西方学界惯以“1500年以来”为限，描述曾出现过16次守成大国和新兴国家对抗的情况，其中有12次最终导致了战争，剩下的4次避免了战争。但细究发现，并不是所有对抗都与“争霸”有必然联系。如从19世纪末开始的美国崛起并没有与守成霸权英国发生过战争，相反，美英在一战、二战中并肩作战；20世纪下半叶，苏联与美国全球争霸，并没有发生过军事战争；二战后的德国、日本相继在本地区崛起，与美国也没有发生过战争。而20世纪与守成霸权美国发生军事战争的，如越南、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等都无意、也无实力与美国争霸。

通观整个世界历史，多数守成霸权的衰败并不是由崛起大国的战争引发的。以中国为例，20多个王朝的衰败绝大多数源于内部原因，而非外部侵略。古代罗马帝国的例子更明显，千年帝国先是分裂成东西两部分，接着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衰败。罗马帝国也并非是源于崛起大国的战争，而是从内部先腐烂。

美国学者卡伦·默菲在其代表作《美国是罗马吗？》中提到，美国的衰落极有可能像罗马帝国，国内精英权贵为争夺控制权而内斗不止，国内腐败加剧，体制崩溃，经济停滞而失去对世界事件的影响力，最终由于“帝国的过度扩张”，导致失去对全球的控制权而绝对衰弱。德国历史学教授亚历山大·德曼特在其1984年专著《罗马兴衰》中列举了罗马衰亡的210种原因，其中相当多内容都适用于美国，“美国与罗马帝国之间唯一的区别就在于，美国不驾马车”。

由此看，与其说拿“修昔底德陷阱”生搬硬套，借中国崛起建构美国衰弱的威胁感，不如说美国人自身造成了本国的衰落。与其说担心中国崛起会与美国爆发一场战争，不如反思一下为何美国在过去一个多世纪每隔3-5年便会发动或参与一场对外战争，造成全球和平遭受的严重破坏。

战争崛起是最不合算的崛起方式

西方学界所臆测的“大国争霸战争”作为一定崛起方式，多只适用于早期西方列强的殖民主义时期。在殖民主义时代，从大英帝国战胜西班牙无敌舰队、英法争霸，再到拿破仑帝国战争、俄国扩张，以及20世纪上半叶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盛行，战争一直被视为夺取领土、资源、人口、财富的最低成本与最快捷的路径，而领土、资源、人口与财富的递增则是一个国家崛起的基础。

更糟糕的是，由于西方学术界长期以来粉饰殖民主义史的思维惯性，战争并不是视为屠杀生命、财产破坏的贬义词存在，反而会被视为国家发展、社会强大与世界和平的必要手段，加以正面论证。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2014年新著《战争》中就充分肯定了战争的历史贡献。在他看来，“战争创造出更大的社会，不仅让人们生活得更安全，也让人们变更富有。”大量西方学者如克劳塞维茨、埃利亚斯、苏伦斯·基利、阿扎尔·盖特等都以“文明进程”的方式颂扬战争的积极意义。这使得臆想“战争会推动大国崛起”成为西方学术界的某种思想传统。

这种西方推崇战争的思想传统与中国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完全不同。在中国人看来，“军事战争”是最后的被迫手段，如《孙子兵法》中就讲“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古代圣贤不断提醒历代君王，要警惕“国霸必衷”，“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些文化传统使战争在中国历史演进中的特殊作用：多用于内部的政治整合或军事防御，而非对外的势力扩张。

基于对20世纪下半叶以来历史的总结，战争的负面教训在中国精英层已形成了共识，中国政府数次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提醒“绝不让战争的历史悲剧重演”，要“更好认识和平的珍贵”等等，表明了中国人爱好和平的决心。

事实上，在21世纪，战争对于提升一国国家实力来说算得越来越“不合算”，甚至可以说，越发动战争，衰弱得越快。以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为例，10多年战争耗费美国约2万亿美元的军费（后续支出会更多），导致了3.6万美军伤亡（其中死亡约5000人），本国经济占全球GDP由2002年的33%下降到2015年的24%。这些还不算约100万在战争中死亡的伊拉克民众。正如美国学者戴维·梅森在《美国世纪的终结》中的评价，战争“是美国在寻找绝对安全的徒然折腾中自我毁灭”。

当地时间2005年4月4日，一名受伤美军刚刚抵达巴格达的美军医院，后援医疗部队护士长Patrick McAndrew正为其实施心肺复苏术，试图挽救该名士兵的生命

另一方面，以军事为基础，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是新时代最能获利的国家发展手段。笔者在《美国的焦虑》一书中曾给美国算过一笔金融账：美元的铸币税收益、负债消费收益、超额投资收益和金融政策自由等四大金融优势每年能为美国得到隐性“结构收益”高达上万亿美元。而这恰恰是支撑美国霸权的根基。

由此看，超越修昔底德陷阱，避免通过战争方式崛起，是客观层面上中国文化的历史惯性，更是主观层面上国家发展的理性诉求。正如习近平主席在2015年9月访美期间指出：“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

中美竞争，未来是“谁更能解决国内问题”之争

中美两国作为经济规模最大的全球两个经济体，客观上肯定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但与历史上任何一组崛起大国与守成霸权不同的是，中美博弈是第一次处在互联网时代的大国关系，相互融合、相互依赖对两国发生冲突的抑制作用空前强大。类似“修昔底德陷阱”这种简单粗暴的军事冲突方式不可能牵制中美博弈的未来趋势。

在互联网时代，“安全困境”虽仍存在于中美关系的“结构性矛盾”，但中美融合发展已是大势所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国关系新格局，不断塑造和强化相互依存的广度和深度，从而界定了中美博弈的“非零和”性质。互联网更使信息即时传播，信息放大了大国博弈中的蝴蝶效应，即便如中美两国股市中的波动、汇率的微调都会使其负面影响外溢至全球，引发体系动荡，要发生一场中美之间的战争，全球更是承受不了。

西方谚语中所说：“大象若打架，遭殃的是草地”。冷战时期，核武器的相互毁灭性大大抑制了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而互联网时代的利益关联性更使得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性降到了最低。任何公民社会都会对大国之间爆发全面战争甚至擦枪走火产生恐惧和高度警惕，并通过互联网快速传播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使政府冷静头脑而不是启动国家的战争机器。

更重要的是，世界发展远未到弗兰西斯·福山所说的“历史终结”期。互联网使得国家治理和发展道路趋于透明化、传播化，以国家宣传战略为主要方式的国家形象打造远抵不过互联网时代的自传播方式。在自媒体传播方式的时代背景下，美国模式正在被越来越多人所重新审视甚至摒弃，中国方案正在越来越多国家所借鉴甚至复制。

弗兰西斯·福山

在非西方世界看来，美国已不再是过去的美国。美国已处在资本垄断政治经济大权的治理模式下，形式上是民选的总统、议员等所谓精英实际上是金融资本的傀儡，既无动力、也无能力解决贫富极度分化、产业严重空心化、社会阶层相对固化的顽疾，此前以垄断技术和超强的金融军事实力榨取他国人民的超额利润或掠夺他国财富的发展道路再也无法维系美国的霸权。2016年以来，美国大选爆出各类候选人丑闻，不满意两党推举候选人的选民数量陡增，国内民粹主义高涨，越来越印证了美国的“政治衰败”。2015年，美国本土仅有15%人信任国家体制。美国虽仍保持着可观的军事与金融实力，但对全球的影响力已下降到空前的地步。

相比之下，经过近40年改革开放，中国在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基础上，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越来越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争相研究、学习和效仿借鉴的对象。尤其是2016年9月初在杭州举行的G20峰会获得巨大的成功，中国引导全球关注发展中国家利益与2030年可持续增长目标，集合全球各国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勾勒了令各国印象深刻与信服的全球秩序愿景。

笔者过去10年曾到访数十个国家，与当地多数一流智库的学者交流，越来越感受到中国经济转型、主张社会稳定、切实改善民生的务实发展经验，得到了各国的高度肯定。多年来，中国各地的经济开发区、产业科技园、农业示范区、官员选拔制度、基础设施优先、城市治理等经验，大量被发展中国家甚至有一些发达国家所复制，成为未来可能具有全球普适性的经济发展模板。

综上比较，21世纪全球互联网时代的传播镜像正在变成两幅截然相反的图景：各个地区的危机折射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越来愈无力作为稳定和发展的标杆，为动荡的国际体系中提供维持秩序的力量。而“中国方案”赢得越来越多国家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支撑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话语权的提升。

可见，中美结构性权力的此消彼长并不是以“修昔底德陷阱”所设定的军事冲突模式所进行，而是“谁更能解决好本国国内问题”为轴展开下去。中美之间未来谁更能在全球秩序中拥有话语权，关键不是谁能在两国战争中胜出，而是谁更能创造本国的美好社会，并帮助全球建立更好的未来。从现实中看，目前的中美博弈方式更像是延着后者而持续下去，而不是前者。

中国要保持对美的战略定力

38年前，中国毅然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决定对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世界开放；约20年前，中国理性地认识到国际现实环境，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对美“十六字方针”；约5年前，中国提出对美“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中国方案”，其核心要义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互利共赢 ”。近40年的中国对美战略始终都围绕着回避中美战争、越超“修昔底德陷阱”的中心思想而展开。

必须承认，对中国而言，美国依然是决定中国能否和平崛起的主要外部国家因素，关系着中国可持续崛起的国际成本。中国无意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更无意以军事方式挑起一场对美战争，不是说一说的空话，而是历史与实践证明的利己利人之策。

现在看来，当年的远见、多年的坚持换来了中国今天长远的发展与稳定，这种战略大局观与定力理应在可预见的将来得到继承。毕竟，从大国兴衰的“势”上，时间站在中国这边。

中国正在完善和优化先前美国主导的国际游戏规则，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欢迎世界各国搭乘中国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的便车，依靠基础设施建设、对外投资越来越赢得世界的支持，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成立的亚投行得到各国积极响应，G20杭州峰会更是发挥了中国大国实力、协调力、感召力和亲和力。中国正在以非战争方式逐渐超越美国，塑造中国的战略信誉和威望。

尽管中美都有一些舆论希望中美发动战争，两国肯定也有一些利益集团怂恿着两国冲突，但从两国领导层与主流精英的角度，看不出中美会跳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迹象。

不过，天有不测风云，在全球形势复杂的今天，战争仍像达摩利斯之剑那样悬在大国博弈的空中，中美对于可能导致两国冲突、将中美绑架至战车的“黑天鹅事件”要保持高度警惕。只有中美两国精英都把解决本国难题、推动全球发展，而不是武力征服对方视为本国长期战略目标，“修昔底德陷阱”才算在学理上真正被消除，在实践上真正被超越。

（本文主体首发于《参考消息》，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刊载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