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深：没有情感投入，就谈不上精准扶贫

9月16日，甘肃康乐县农村妇女杨改兰杀死四个孩子后自杀的案子发生20天后，康乐县发布了对该案的调查和处理结果，副县长以下六个人受到处分，包括副县长、镇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村支书、村委会主任。

作为一个恶性案件，该案之所以能够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效应，要拜那篇流传甚广的网文所赐。该文将该案的原因直接归结为贫困，从而让人对现行农村扶贫政策的情况极度关注。

和类似案件一样，案发后当地的调查处理多少带有向公众和舆论交代的意思。调查结果只是非常模糊、笼统的表示各级干部在执行扶贫政策时存在简单化操作的问题，对案发家庭内部矛盾调处不及时，并没有直接指出受到处理的六名干部在工作上存在什么样的问题，但却对他们给予处分。

至少从程序上看，这几名干部在执行过程中看不出有什么太大问题，甚至杨家的低保被取消，也是经过村民民主评议的，杨家拒绝按照政策领取补贴进行危房改造，责任也在杨家家庭内部意见分歧，无法达成统一，而不在这几名被处理的干部。

总有人在批评中国的一些现象的时候喜欢说，美国怎样怎样，比如那篇流传甚广的网文就照抄了一个虚构的美国法官关爱贫困老太太的故事。那么，假如此次事件发生在美国，情况会怎么样呢？

可以参考的例子是前两年发生的黑人青年布朗被警察枪杀的案子。美国小城弗格森的黑人青年布朗并无明显威胁警察安全的举动，却被警察当场击毙，引发当地黑人暴乱。即便如此，当地法院明知如果判处警察无罪，将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暴乱，依然坚持“依法处理”，判决当事警察无罪。判决结果公布后，果然引发美国多个城市的黑人暴乱活动。当然，对这种暴乱，一向坚持法治的美国毫不犹豫的采取了果断措施，平息了暴乱活动。

也就是说，如果按照美国这样的规定，只要当地干部在执行国家相关政策过程中程序上没有明显瑕疵或违纪违法之处，那么即使杨改兰案件引起再大的舆论轰动，他们也无须承担任何责任。

这里还要顺便提一下，经常有媒体舆论批评警察“暴力执法”，呼吁出台具体规定执法人员行为的执法规范。其实，在一些为警察服务的公众号上，同样有人呼吁出台具体的执法操作规范，对他们在执法过程中可以采用的措施做出明确规定，以免出现恶性事件之后，无论涉案警察是否有过错都要承担责任。

和警察的这种诉求类似，一些基层干部近些年来也一直在私下议论，希望能对他们的工作做出具体规范，而且尽可能规定得细一些，以免发生恶性事件后他们无辜背锅，连具体的错误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却受到了纪律处分。

如果只是像雷洋案发生后很多人呼吁的那样，要坚持法治，这种诉求当然是没有问题，而且应该大力支持；但问题在于，如果坚持这种程序主义的法治，那么杨改兰案件就只能说是她自己的问题，国家和当地政府、干部只要程序上没有明显错误，就不必要承担任何责任。

然而，提出这些诉求的人也许忘了，他们不止是国家干部，还是共产党员。他们不仅要遵守国家法律，还要遵守比国家法律对普通公民要求高得多的党的纪律，也就是毛泽东在黄克功案件发生后为共产党立下的规矩，党纪高于国法。

对基层干部来说，就是他们不仅要严格遵守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执行党和国家的相关政策，还必须做好群众工作。在杨改兰案件中，当地干部明知杨家存在较严重的内部矛盾，却没有积极介入和调处，而是作壁上观，甚至无视杨家的具体情况，以民主评议这种简单粗糙的方式取消了杨家的低保。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做到了法治，却没有做到党对群众工作的要求，从而导致了恶性事件的发生。

经常有人批评中国只有人治没有法治，总希望中国只要有法治就够了，不需要“人治”。殊不知，法治有良法之治也有恶法之治，“人治”同样有好的“人治”和坏的“人治”。那种通过非法手段干预司法机关执法的人治自然是要不得的，但在程序之外给予群众关爱和帮助，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则是好的人治。

在一定意义上，有没有法治之外的对群众的关爱和帮助，这也是社会主义法治和资本主义法治的区别。相比于资本主义法治只是冷冰冰地把一般民众当成执法对象，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他的法治必须是有温度、有人情味的，必须在法律之外给予群众关爱和帮助。正因此，这些年来国家一方面宣传和提倡法治，但我们看到的影视剧和国家树立的执法人员模范，却总是不只是依法办事，而是要帮助群众做许多本职工作之外的“分外的事”。也就是说，只有这样的执法人员才是党和国家提倡和鼓励的。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扶贫工作作为一项复杂、系统的工作，各级干部尤其是基层干部不仅要严格执行国家相关政策，把群众当成自己的工作对象，还必须投入感情，让群众真真切切的感受到党和国家帮助他们脱贫并不只是完成一项工作任务，而是让他们感受到党和国家在发展的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的决心和勇气。2013年10月，习近平提出了精准扶贫的概念，强调扶贫工作要“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次年1月，习近平又在考察中明确表示，“现在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只有五、六年时间了，时不我待，扶贫开发要增强紧迫感，真抓实干，不能光喊口号，决不能让困难地区和困难群众掉队。”

比如杨改兰家庭的情况，贫困就不只是物质上的，同时也是感情上的。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物质上的贫困不会直接导致杨改兰杀死孩子又自杀的举动，自杀是精神上和情感上的贫困导致的。杨家不仅家庭内部存在矛盾，与同村邻居关系也不和谐。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物质上的贫困户，也是精神上、情感上的贫困户。对这样的家庭和他们的成员而言，精神上的贫困也许比物质上的贫困更可怕，精神上比物质上更需要帮扶。而各级干部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以为只要按照国家政策发放补贴、贷款就算完成任务，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精神上、情感上的帮扶需要，从而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在这个意义上，那些被处理的干部并不无辜，而是为他们的错误承担了应该承担的责任。

杨改兰案是惨烈的，教训也是极其惨痛的，康乐县的调查处理结果通报也可以视为对公众和舆论所做的一个检讨。但很显然，康乐县的这份“检讨”中指出的问题并不只是康乐县存在，而是在基层政府和干部中广泛存在的，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同样的，康乐县已经开始进行的对扶贫工作的重新摸查，其它地方同样需要。如果能够通过摸查消除隐患，将类似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杨改兰一家六口的惨剧才可能不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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