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邓达德：国企怎么做大做强？瑞典新加坡的经验值得借鉴
国有资产经营、交通设施等公共资产的管理，在中国不但牵扯到重大理论问题，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挑战与难题。
前几日，中国国新集团成立了2000亿国家风险投资基金，用于支持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国企国资改革，这是中国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的有益探索，是中国国企改革从管企业到管资本迈出的重要一步。
那么，下一步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机制如何创新，再下来，铁路桥梁、港口、森林、公立学校、医院等等这些公共资产又要如何管，才使得公共资产保值增值，这是中国的国企改革仍然没有破题、仍需探索的关键领域。
简单私有，绝对不是解决办法。巧合的是，日前，瑞典工业部原部长、瑞典国有企业Stattum前董事长邓达德（Dag Detter）访问中国，他刚刚出版了一部《新国富论》，此书着重论述国有资产及公共资产的管理，获得多方好评。观察者网日前在上海对邓达德进行独家专访。
邓达德在演讲中
邓达德曾在80年代留学中国，在复旦大学学习古代史。随后，作为瑞典银行中国区负责人援建农村清洁水源工程，几乎走遍中国农村。
90年代，邓达德开始担任瑞典工业部部长。在此期间，他抵制住了私有化的压力，领导瑞典国有商业资产迈出了转型第一步，对瑞典的国有资产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进私有部门工作纪律和股权文化，最终使瑞典国有资产投资组合的表现是当地证券市场涨幅的2倍，而且与原先私有化的部分组合相比，收益为其5倍之多。
据邓达德向其中文版新书出版方远东出版社副总编辑匡志宏透露，2000年初，中国汇金公司和国资委筹建之时，邓达德与当时的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王岐山、国家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等一起参与讨论，曾为中国献计献策。
现在，邓达德作为投资银行家和顾问，主要服务于亚洲和欧洲的企业、房地产及金融等领域。
针对国有企业改革的大问题，“‘卖’还是‘不卖’，这是在面对国家持有的公司股份、土地和基础设施时，资金短缺的政府经常问自己的问题。而有关公私区别、左派和右派的争论，通常是一场‘虚假的战争’。”邓达德在他的新书《新国富论：撬动隐秘的国家公共财富》中如是说。
观察者网编辑听了他的讲座，又和他一起聊了两个多小时。60岁的邓达德详细阐述了他对国有资产、公共资产管理的认识和看法。其理论和实践框架，与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史正富的观点不谋而和。
从管企业到管资本，正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而中国正在寻找和探索属于自己的国企改革路径，邓达德的看法听来大有裨益。
公共财富是金矿 但没有被有效挖掘
我们知道，现在经济和国有企业面临一些问题，诸如生产率变低，银行的坏账率变高等问题，我们注意到了，邓达德也注意到了。
很多人关注企业资产，可企业的资产只是冰山一角。但是，还有很多的公共资产，我们没有完全看到。在海平面以下的，才是更大的、以前没有进行测量和关注到的部分。
我们看到的公共资产只是冰山一角。
中国和其它国家一样，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社会保障等等，政府都急需资金。而利用公共资产增值，可能帮助政府实现经济发展。
公共资产有多大的规模？邓达德发现，公共财富和公共资产，和1倍的GDP等同。但是现在，一国有数据可考的国家公共财富，可能是总体公共财富当中的1/3。因为我们也知道在大部分的国家，很多的公共财富并不是在帐面上面的，很多情况下这些公共财富并没有记载，可能是隐性的。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倍GDP的规模，很有可能是多倍GDP的规模。
比如中国，中国社科院的数据显示，中国政府掌握的主权资产规模，在2013年底，其净资产达到352万亿人民币，等于中国当年GDP总值的619%。相比之下，美国的净资产84万亿美元，占GDP总值的499%。
不过，据邓达德介绍，根据中国科学院、麦肯锡和香港方面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的公有资产投资回报率比私有资产投资回报率低30%。
邓达德说，几个月前麦肯锡的报告表明，如果我们可以提高生产率，尤其是提高公共行业的效益，我们的GDP在2030年能增加5万亿美元的规模。在全球范围内而言，公共财富1%的增长就会带来年均全球GDP1%的增长，这等于沙特阿拉伯一年的GDP增速，如果说我们公共资产效率提高3%，比如说去看一下养老金基金和其他的一些专业资产还有一些房地产的管理等，就等同于全球全年基础设施投入所需的资金。
邓达德向观察者网表示，为了要实现更高的回报，我们需要一些全新的观念，我们需要新的资产体制改革，他觉得这个体制改革这个词用得非常多了，但是最后还是得要用这个词，因为它的确非常重要。如何能做到这两点，一定要去认识到公共资产应该是可以转化成两个层面上的资产。
公共资产运营也需要一个竞争环境，第一个大类就是政策性资产，第二类是商业性资产。政策性资产一般是垄断的，可以依靠税收支持，那商业性资产是参与竞争的，管理好可能产生的费用。
在中国，国企的这两类资产，分别叫做公益性资产和商业性资产，邓达德的说法并不难理解。
管理这好两大类资产需要用两套不同的方法。这是实现成功管理公共资产的第一步。
他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应该放松政府管制，如果这些行业的管制被放松，那他们就应被归类为商业性资产。但如果仍然处于垄断之下，那就是政治性资产了。
那么，究竟如何对公共资产进行分类，邓达德认为是政治家们决定的事情，而不是他或者市场说了算。一旦政治家们决定放开市场，那政策性资产就会就会转变成一个商业资产。而一些还没有开放市场的资产，应当像那些花了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开放的国家一样，像开放市场一样去进行管理，否则的话很难撤除管制。
政府不应充当资本家
由于政府具有三重身份：规则的制订人，规则的执行人，资产的所有者，因此，邓达德认为，三种身份的重合产生了一种风险——政府往往会浪费国有企业得到的种种优待，偏向企业员工的利益，而并非消费者的利益。
具体到中国来说，虽然中国有很多人在国企工作，但不可否认，大部分中国人都不在国企工作，尤其是那些喜欢挑战和忙碌工作的人，他们会对在那些国有企业环境中四平八稳的工作不感冒。
邓达德向观察者网强调，即使政治不正确他也要这么说，尽管这一切在中国、巴西、越南等国十分常见，“但如果政治家们只关注保护一部分的人民利益——那些在国有企业工作的人，那么另外一部分人就会对此感到不满。”
他说：“80年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国有企业工作，而今天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我估计中国目前还在国企工作的人不到三分之一，未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降低**。而在国企工作的人效率是比较低的，这是绝大多数国家的特色。”**
当经济状况变糟的时候，例如像希腊那样，人们才会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什么铁路公司员工的数量会是其他公司的五倍？为什么一个没有花园的医院需要20个园艺工人？只有当事情变糟的时候人们才会去思考更深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政客会尽可能说万事无恙的原因。
“想想冲浪时的潮起潮落吧，高潮的时候大家都会玩得十分快乐，而只有在低潮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某个家伙没有穿泳衣。”邓达德说。
谈国企资本运营的机制改革，首先得承认，我们能轻易发现国有企业明显效率低下的证据，例如中国工业部门的交通、能源等方面都属于国有企业，这些庞大的国有企业们效率都十分低下，效率只有私有企业的三分之一甚至更少。而这对于中国的高速发展十分不利。
虽然中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私有化并不是解决的方式，因为问题的关键在于政府本身。
另一个例子是银行，银行系统的效率越来越低，因为他们喜欢贷款给国有企业。尽管从商业上来看这并非是一个很好的投资行为，但由于政府不会坐视国有企业破产使得这项投资变得十分安全。
邓达德向观察者网提问：“中国的国有企业经营存在着巨大的风险。国有资产的价值是什么？世界上有一个总理很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新加坡总理，他知道每一笔国有资产的价值。”
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是邓达德以及国内很多人推崇的国有资本运营模式：放弃私有化，而是创立一个跟民营企业一样高效的国有资本运营机制，从而在全球四处投资，使得新加坡的国有资本获得增值收益。
中国的国企改革，似乎也在朝着这个方向走，比如前不久国新刚刚成立2000亿国有风险投资基金。但国有战略性基金运营管理的机制尚在探索之中。中投公司海外投资时不时传出亏损消息，这说明国有资本运营管理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中国当务之急。
邓达德为此举了个例子:“假设有一群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的人，他们在没有地图、没有火炬的情况下进入了丛林之中，当他们孤立无援的呆在丛林中不知道怎么走时，你会怎么看？什么都不带地走入丛林中，什么危险都没有？事实上这是最大的危险。
那些什么都没有的人正是在没有人监管的情况下使用着人们的存款。而几乎所有世界上的大公司都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没有足够的国有战略性基金管理人才，中国怎么办？邓达德以新加坡作为例子进行了回答。
“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都是东南亚的经济大国，他们也是穆斯林国家。他们的旁边是一个比芝加哥还小的岛国——新加坡。它直到1965还是军事管制的国家，他们中甚至还有从中国来的难民，那些认为革命中的中国即将完蛋而逃到新加坡的难民。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
这就是1965的新加坡，有着和牙买加一样GDP的国家。牙买加是一个加勒比的岛国，在60年代它和新加坡都是英国在殖民地。牙买加是一个处于和平环境的国家，由于美国充当了它的保护伞，这个国家一百多年来甚至没有经历过战争。
而新加坡身处充满战火的亚洲，这块区域先后经历了日本侵略战争和中国革命，
当时几乎所有的东南亚国家都是殖民地国家，都在争取独立，而且苏联的共产主义开始传播到朝鲜。东南亚先后经历了马来西亚独立战争、印度尼西亚独立战争……60年代几乎整个亚洲都在战火之中，绝不是什么和平的环境。
当时的牙买加和新加坡有着相同的GDP，几乎一样的人口，几乎一样的人均寿命。再看看现在，牙买加各个方面都严重落后于新加坡。而新加坡甚至击败了瑞典、美国、香港。哪一个国家能像新加坡这样在战火中发展起来。
当年新加坡还是个小村庄，一个英国殖民下的小港口、中国难民的避难所。正是那些没有国家的难民们建立起了这个国家，而中国有着14亿的人口，有着比欧洲更多的高等教育人口，一年能培养出欧洲十年数量的工程师，条件完全是优于新加坡的。”
国资管理效率更重要
邓达德还表示，从政策上来看的话，从公共资产管理来看应该是全新不同的管理的实践方法，同时目标也应该是要区别于其他的资产管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一篇非常有名的文章，它是谈到了里约热内卢的科帕卡巴纳海滩这样一个市政学校。科帕卡巴纳海滩的旁边豪华酒店林立，但是当时在这边有一个三层楼高的市政学校，归里约热内卢政府所拥有。
这个学校的位置其实和教育质量并不相关的，也就是说在这么贵、这么繁华的地段科帕卡巴纳海滩，这么多豪华酒店林立的情况下还建立这样一个学校，说明教育的价值与土地的价值是无关的。
如果这个学校按照机会成本或地段成本来被收取租金，那这个学校就开不下去了。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这存在重大资源错配的问题，这就是机会成本透明度的问题了。
邓达德向观察者网特别指出，他并不是指这个学校就应当立刻搬迁到遥远的郊区或者关闭。而是指如果政府可以拿这块土地出租或出售来获得一个较好的回报，政府完全可以拿着收益在毗邻的街区以更低的价格建立一个同样的学校。显而易见，投资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他称，在我们的公共资产管理中缺失了两块拼图，现在并不是谈所有权的时候，东西方都已经浪费了50～70年的时间去谈到底是私有化好还是国有化好，哪种产权管理公共资产更有效率，而他觉得所有权对于公共资产管理效率来说毫无关系，这就是一种简单的资产管理效率问题。
从公共领域来看，有两点他认为对于我们管理来说非常重要的，第一是资产负债表，这是商业管理当中非常看重的一点，风险管理，这是第二点。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目标，我们要把商业资产剥离出政府体系之外，真正难的点在于政治框架和政治环境，能否把这样一些公共财产转化成像商业资产一样管理得更加有效。
就像是一个车轮当中的三个轮辐一样，三个内容，它是彼此去相关的。如果我们能关注好这三大领域的内容，其实对于公众来说，拥有公共财产和财富，管理起来和拥有起来也是非常简单，是可以借鉴于商业资产管理的工具和理念的。
所以要让一个资产清单上面的内容变得要有商业资产，该如何起步呢？编制资产清单，做粗略的市场估值等都是可行的做法。其实这样的工作在全球很多国家已经推行了，现在在瑞典公司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措施，瑞典公司是瑞典很多资产的最大所有权，也有这样一些投资的目录和产品。
他称，如果三年以后我们通过把公共资产变成商业资产般的管理，让它变得完全高效市场化运营，使得投资组合优于当地的股票市场的表现，对于中国来说，对于其他国家来说，这样做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
这样才能够去催生强大的国际企业，可以帮助房地产部门进行调整，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吸引国际投资，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家庭收入。但对邓达德而言，更重要的是，今天我们需要做的是一定要强化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要用商业资产管理的理念去做。这样的模式也能够为“一带一路”政策的实行和成功提供补充，最终助力中国实现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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