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传》作者：中国领导人面临治党治国治全球三大课题

9月8日，《学习时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传》作者罗斯·特里尔所撰写的《习近平复兴中国》的连载。在这篇连载中，特里尔提出了中国领导人在治党治国和处理国际关系中所面临的的三大课题。

罗斯·特里尔

在当代中国，如何治国理政？如何定国安邦？

中国作为亚洲第一大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大国治理史。在治理大国的政治经验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抓大事，抓主线，抓主要矛盾，中国古典哲学称之为“纲举目张”。

早在战国时期，著名政治家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就指出：“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东汉著名学者郑玄在《〈诗谱〉序》中也指出：“举一纲而万目张，解一卷而众篇明。”

所以，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就是理清脉络，分出重点，抓住主线，重点解决最主要的矛盾。

当中国迈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时候，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最主要的课题就是完成三大治理，即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全球治理。

在这三大治理中，执政党治理是核心。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决定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也是中国发展之路上至关重要的领导核心，执政党党员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先进分子，是这个国家和社会的精英与中坚力量。执政党如果涣散不振，甚至腐败不堪，中国就会失去凝聚力，就会重回一盘散沙的状态，中国的崛起与尊严就无从谈起。

国家治理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只有实现对中国这样超大型国家的良好治理，才能保证长治久安，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如期达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国家治理还要实现现代化转型，只有实现科学治理、民主治理和依法治理，国家治理才能走出中国历史上治乱循环的周期律，迈上持续稳定繁荣之途。

全球治理是基石。中国已经是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中国的发展与世界局势息息相关，世界不安宁太平，中国也不可能独善其身。不断开放的中国需要一个和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参与全球秩序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这是大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这样的大国不可推卸的责任。

自2012年底中共十八大以来，围绕“治理”主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创新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的理念和思路，已经基本形成完整系统的治国理政思想框架体系。

这个框架用数字的方式简单概括就是：一个梦想——中国梦召唤，两个百年——“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引领，三大主线——治党、治国、治军统筹进行，“四个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布局，“五位一体”——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建设协调推进。

这一治国理政思想框架体系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引领下，总的目的就是实现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协调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巅峰梦想。

一位著名的英国政治学家曾经说过：在过去15年中，国际社会科学文献中最为流行的术语之一便是“治理”。

从统治到治理，虽然字面上只有一字之差，但其背后的理念支撑却大相径庭。中国著名政治学者俞可平等均认为，统治重在管得住，治理意在管得好，实现善治。“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所以，完成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以及全球治理的任务，不仅是要管得住，而且还要管得好，成为良政善治的典范，让中国成为一个全球瞩目的大国。

治国先治党，治党先过权力关

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是公认的演说高手，他的讲话通常从讲故事开始，不时还穿插一些事例，在幽默风趣中启迪听众的哲学思考。

为了让美国最著名的知华派基辛格先生深入了解新一届中共领导集体的治理逻辑，王岐山向他的这位老朋友又一次讲起了中国故事。

2015年11月2日，王岐山在中南海紫光阁再次会见基辛格。王岐山说：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五位一体”协调发展，关键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好。中国的历史文化决定13亿人民离不开中国共产党这个坚强领导核心，党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必须全面从严治党。

2013年3月，刚刚担任中央纪委书记的王岐山在会见基辛格时，基辛格曾经暗示王岐山担负的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仅仅两年半后，这位博闻强记的老牌政治家对中国共产党治党能力的评价发生了根本转变——基辛格对王岐山表示，已经观察到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深刻变化，非常钦佩中国共产党的勇气。中国的成功符合世界利益，愿为美中关系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

“无产阶级的解放是一个艰苦的事业，只有坚贞不屈的人才能胜任，只有那些在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的时候能够保持不屈不挠的精神的人，只有那些意志锻炼得坚如刀剑的人，才配称为工人阶级的战士，才配称为革命者。”这是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生前名言。这一名言道出了无产阶级政党既掌好权又不变质，绝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总结治国执政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报纸版面截图

习近平的治党目标很清楚，那就是要打造像钢铁一样坚强有力的执政团队。

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后第一次会见中外记者就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他表示，执政党要想履行好历史使命，首先就得解决党内各种消极腐败问题。他要求全党都警醒起来，下力气解决这些问题，使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毛泽东曾经说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于2016年1月7日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再一次强调了这一重要原则。

习近平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根本保证。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关键是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要实现制度化、规范化。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

正因为领导中国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所以执政党治理也就成为了三大治理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政党，拥有8700多万党员。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唯一的执政党，其领导和执政地位不是自封的，而是中国人民在经历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作出的历史选择，并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所决定的。中国的《宪法》也在法理上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但中国共产党也深知，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它最终取决于执政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以及执政党与人民的关系。习近平曾对此尖锐地指出，“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700多万党员、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不仅直接关系党的命运，而且直接关系国家的命运、人民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最牢固的根基。”

习近平在这里指出的“四大考验”与“四大危险”，反映了中国共产党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此尖锐的自我批评和自我风险评估，这在全世界执政党里边也是绝无仅有的。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拿出“壮士断腕”“刮骨疗毒”的果敢勇气，在党内开展了前所未有的反腐败斗争，坚持“零容忍”“全覆盖”“无禁区”，并且取得了阶段性重大胜利。习近平在2016年1月召开的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首次使用了“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的肯定性评语：3年来，我们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失之于软的问题，使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全党同志对党中央在反腐败斗争上的决心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取得的成绩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带来的正能量要有足够自信，对反腐败斗争的光明前景要有足够自信。

在执政党治理问题上，习近平已经作出部署，执政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决心没有变，坚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势头的目标没有变。

时事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中共反腐败的力度不会松劲，但今后的治理重点将逐步落实到制度治党、依法治党上来。

对于执政党的治理方式，习近平用了四个“铁”字来概括——具有铁一般信仰、铁一般信念、铁一般纪律、铁一般担当。

制度治党、依法治党，这是中共长期坚持并不断完善发展的基本经验之一。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提出，“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没有党规党法，国法就很难保障”。

所以，习近平抓制度治党，第一条就是要求全党尊崇党章。习近平说：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尊崇党章。各级党委和纪委要首先加强对维护党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党的集中统一，保证党中央政令畅通。

“党纪严于国法”。这是中共近年来在制度治党方面提出的又一条重要经验。“必须让纪律成为管党治党的尺子、不可逾越的底线。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管党治党要靠党规党纪，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用严明的纪律管住全体党员。”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这样阐述了中共下一步治党的基本思路。

“权力既是腐蚀剂更是毒品。”在全世界广为流行的美剧《纸牌屋》里的这句台词道出了执政党治理的最大难题。

权力不仅能腐蚀人性，更像是戒不掉的毒品，一旦染上终身难以摆脱。执政党拥有巨大的权力，但也承担着无比巨大的责任。曾经拥有无限权力的苏联共产党，因为权力过于集中、民主监督缺失，造成人亡政息的悲剧，这一历史教训再一次说明驯服权力、承担责任不是一件轻巧的事。“我们国家无论在体制、制度上，还是所走的道路和今天面临的前所未有的境遇，都与前苏联有着相似或者相近乃至相同的地方。弄好了，能走出一片艳阳天；弄不好，苏共的昨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习近平在执政伊始就向全党发出了如此严厉的警告，说明执政党治理永远在路上，只要权力的腐蚀性存在一天，严格治党的任务就不能停歇。

国家治理现代化，古老大国的全新课题

治理中国有多难？

这是中国之外的执政者难以体会的。

明太祖朱元璋在临终前起草的《遗诏》里这样描述自己的治国体会：

“朕受皇天之命，膺大命于世，定祸乱而偃兵，安民生于市野，谨抚驭以膺天命，今三十一年矣。忧危积心。日勤不怠，专志有益于民。奈何起自寒微，无古人博智，好善恶恶，不及多矣。今年七十有一，筋力衰微，朝夕忧惧，虑恐不终，今得万物自然之理，其奚哀念之有？”

“忧危积心”“日勤不怠”“朝夕忧惧，虑恐不终”。这些词语的意思就是说，朱元璋自从担当皇帝的治国重任以来，经常忧惧，天天劳心，尽管从早到晚未曾懈怠，但还是担心做得不周到，唯恐出现纰漏。

朱元璋面对的还只是一个治理面积不算大，人口不算多，经济结构单一，社会阶层固化的传统国家，其治国难度和复杂性与当今的中国如何能同日而语？

一位美国总统曾感叹，原本以为美国总统既要面对美国又要面对世界，已经是世界上最麻烦的人了，没想到中国领导人每天仅仅面对国内事务，就相当于在面对整个世界。

台湾大学政治学教授朱云汉在与欧美政治学者交流时，总是提醒同行，中国面临的治理挑战的复杂程度，已经超越目前西方主流政治学理论与知识的范畴：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面对相当于2.6倍大的欧洲这样一个巨型国度，并实现有效治理。“平心而论，历史上人类社会积累的各种公共治理经验，面对中国当前所处的历史情境都会显得有所不足”。

作为超大型发展中国家，极高的复杂程度是中国一个首要特征。尤其当前，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格局、秩序、规则的大变动、大调整阶段，中国自身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与转型，增长速度、增长方式不同于以往，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正在转化，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正在深刻调整，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更加艰巨，经济社会转型挑战更加严峻。

习近平2014年在俄罗斯索契接受俄罗斯电视台专访时也坦承治理中国“很不容易”，他说：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56个民族，13亿多人口，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人民生活水平也还不高，治理这样一个国家很不容易，必须登高望远，同时必须脚踏实地。我曾在中国不同地方长期工作，深知中国从东部到西部，从地方到中央，各地各层级方方面面的差异太大了。因此，在中国当领导人，必须在把情况搞清楚的基础上，统筹兼顾、综合平衡，突出重点、带动全局，有的时候要抓大放小、以大兼小，有的时候又要以小带大、小中见大，形象地说，就是要十个指头弹钢琴。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图为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

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形成了一个大一统国家体系，这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统一国家体系，比西方统一时间最长的罗马帝国还高出一倍多。但传统中国总是走不出治乱循环，繁荣和衰败交替的循环圈。如何打破历史循环怪圈，将中国带上一条长治久安之路？并且在当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如何让中国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21世纪上半叶摆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最主要的课题。

了解现代化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是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还不是全面意义上的整体现代化。如果没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现代化，那中国的现代化不仅难以全面，也难以最终达成解放生产力的目标。

国家治理能力落后和国家治理体系原始，这是中国传统社会迟迟未能迈进现代化门槛的根本原因。毕生探究中国大历史规律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发现，中国直到20世纪中叶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国家一直未能实现数目化管理，整个社会依赖的还是部落社会遗留的“伦理式管理”——传统中国像一块潜水艇形状的三明治。其上一片狭长的面包是“文职官僚”，其下一片狭长的面包是农民阶层，二者都数量巨大，而且毫无差别。上下两层的制度性联系并非建立在法律观念或经济纽带之上，而是完全依靠一系列社会价值观念。男尊女卑，长幼有序，读书人统治文盲，这些社会规范统治中国长达数百年。

“这种组织体系根本不具备机构上的稳定性和实用的灵活性。”黄仁宇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体系的批评，一针见血指出了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为何如此艰难曲折。

以法治取代人治，以制度取代长官意志，运用市场与政府两只手激活经济，推进治理制度现代化建设，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毕生都念兹在兹的一件大事。

1978年12月，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他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

1980年，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奥林埃娜·法拉奇的采访中，回答如何避免和防止“文化大革命”事件重演时再一次强调：“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

1992年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一次强调：“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同样是在1992年，邓小平还进一步提出设想，再有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

邓小平的这一设想，终于在2013年细化成为中国国家治理战略的行动方案。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指出，这一总目标是在邓小平战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推进所有领域改革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习近平在面对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讲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深远意义时，语重心长地指出，治理国家，制度是起根本性、全局性、长远性作用的。然而，没有有效的治理能力，再好的制度也难以发挥作用。综观世界，各国各有其治理体系，而各国的治理能力由于客观情况和主观努力的差异又有或大或小的差距，甚至同一个国家在同一治理体系下不同历史时期的治理能力也有很大差距。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才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结合起来一起提。

随着习近平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的国家治理将迈入崭新轨道。许多外国媒体称之为“第五个现代化”，比如多维网发表的文章认为：这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后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习近平因应世界局势，彻底实现现代化政党转变和长期执政的必然之道。

该文认为，习近平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是一个现代化视野下的概念，它强调“国家治理”而非“国家统治”，强调“社会治理”而非“社会管理”，这不是简单的词语变化，而是思想观念的变化。正如习近平强调的，治理和管理一字之差，体现的是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施策。

“第五个现代化”回答了坚持改革总目标必须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价值体系建设等重大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里程碑。推行“第五个现代化”，将使中国彻底走出人治的阴影，使治理国家变得文明规范，也将使中共成为全面现代化的执政党，古老中国也将实现自秦始皇、汉武帝以来最大的治道变革，这是中国全面迈入现代化的关键一招，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理体系的又一次重大变迁，必将产生全球性影响与示范作用。

全球治理，中国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

快速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主导性大国之一。自2012年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在世界舞台中央放射出强烈的光芒，可谓气场十足。连习近平也形象地把中国的发展体量比喻成“大块头”。

快速膨胀的“大块头”将如何发挥自己的影响力？换句话说，中国这样的“大块头”会不会像过去的列强那样，走上“国强必霸”的道路，唯我独尊，欺凌弱小，对别国要求“严守本分”，对自己则“网开一面”，完全不顾他国感受？

妖魔化中国一时间成为一种国际时尚，“中国威胁论”也成为西方的流行语。连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参与进了揶揄中国的大合唱，语带讥讽地称中国为“800磅大猩猩”，暗批中国不安分，高兴怎么干就怎么干，横冲直撞，不可理喻。

对于射向中国的种种“明枪暗箭”，中国人普遍感到愤怒与不解。因为中国的发展靠的是勤劳致富，没有侵占一寸殖民地，也没有掳掠黑奴，更没有发动掠夺战争，可以说中国的发展史最清白、最正当，也最有说服力。

但只有胜利者才能不受谴责。中国要过当下的“挨骂关”，首先要依靠中国改革的成功，只有骄人的发展业绩才能让嫉妒者闭口无言。其次，中国还要运用自己的智慧，提出让国际社会心悦诚服的全球治理方案，倡导新的全球治理观，承担起改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责任，这是大国崛起不容回避的课题，也是大国对于世界不容推托的责任。

杭州G20峰会前，习近平和奥巴马在西湖国宾馆夜话

法国杰出的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曾经精辟地分析过大国与小国的不同：“小国的目标是国民自由、富足、幸福地生活，而大国则命定要创造伟大和永恒，同时承担责任与痛苦。”

当前的人类历史已经发展到“大国责任时代”，如果中国重蹈大国霸权的覆辙，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如果中国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那将是走上一条死路。无论如何，身处全球化时代的中国，除了勇敢前行，别无他途。

近两百年来，中国对参与全球治理经历了拒绝、期盼、受挫、抵触到深度参与的曲折过程，历史和现实充分说明，主动参与是上策，建设性参与最稳妥，回避或鲁莽破坏是自毁长城。

对此，习近平深刻地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持发展中国家定位，把维护我国利益同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不仅要看到我国发展对世界的要求，也要看到国际社会对我国的期待”。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生前曾这样评价中国未来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的意义：西方在经济和技术上影响和征服了全球，但是却留下了政治上的民族国家林立世界的超级难题，这个政治真空将由中华文明来补足。而只有中华文明，才能真正给予世界永久的和平。

汤因比为未来人类社会开出的药方不是武力和军事，不是民主和选举，不是西方的霸权，而是文化引领世界，这个文化就是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汤因比最终的论点是：一个历史上一直是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为取向的天下文明，也将在21世纪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

事实证明，中国已经是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大国。中国在维护联合国权威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是世界经济复苏主要的发动机之一（与美国并驾齐驱）；中国还成为世界数一数二的资本输出国，是非洲最大的援助国，也是发展中国家摆脱落后地位的主要政治经济依靠。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天下情怀，“达则兼济天下”“四海一家”“民胞物与”“厚往薄来”“怀柔为上”“为万世开太平”等富有启示意义的天下治理思想均源自中国；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具国际治理经验的国家，其主导的东亚秩序维护了长达两千年的地区稳定和平。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被称为“发现新大陆”之后，全球最大的发展构想。

中国全面参与全球治理，不仅是中国的内需，也是世界的刚需，必须激流勇进。

戴高乐曾经说过，“没有了伟大，就没有了法国”。

同理，如果中国失去伟大理想和济世情怀，抛弃“环球同此凉热”的价值追求，中国也将不可避免地堕落成二流三流国家。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不会被国际社会尊重，只会被历史的滚滚洪流湮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