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半死不活的台梵关系还要再续命吗？

这一个月以来，关于中国同梵蒂冈的关系发生了这样几件事：8月6日，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汤汉枢机在香港《公教报》上撰文，暗示中梵双方在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神职人员的任命问题上达成协议；上周六，“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表示愿意进一步发展梵中关系，而中方也回应将同梵方共同努力。中梵关系正常化进程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在中梵关系向好的过程中却再次跳出了不和谐的音符。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的副手陈建仁于9月4日作为蔡的“特使”出席在梵蒂冈举行的德肋撒（即特蕾莎）修女封圣仪式。台当局显然希望这个被称为“圣和专案”的访问计划能够使新上台的蔡政府在国际舞台上好好刷一下存在感。然而，台当局“圣和专案”丰满的计划却难以掩盖台梵关系骨感的现实。

处于“半死不活”状态的台梵“外交关系”

作为欧洲国家和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在台湾的所谓“邦交国”当中，梵蒂冈显然最有影响力，巩固台梵关系也理所应当地成为台当局的“外交重点”。但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之后，台梵关系的发展却并不顺利。

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历来都是梵蒂冈-罗马教廷向东方传教的重点对象，以利玛窦为代表的早期天主教传教士也为中西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从礼仪之争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300年，到借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在中国狐假虎威，罗马教廷在历史上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国家主权从来没有抱着尊重、包容的态度，并积极参与对中国的压迫和侵略活动。无奈当时中国国力孱弱，无力阻止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非作歹，使得天主教在中国的传教史成了一部中国人民饱受压迫的血泪史。

所以，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作鸟兽散时，时任“圣座驻华公使”的摩纳哥人黎培里仿效司徒雷登坐着不动，误认为人民政权跟旧政权一样有求于他，希望借着人民政权立足未稳进一步加强梵蒂冈对中国教会的控制，进而左右中国的政局，在乱世之中大捞一笔。

黎培里

不过跟最终识趣自己离开中国的司徒雷登不同，黎培里妄想趁中国混乱大捞一笔政治资本的同时，却傲慢地公然坚持反共和敌视中国人民的立场。然而新生的人民政权显然不是旧政权，在一系列颠覆人民政权、破坏抗美援朝的阴谋遭遇可耻的失败之后，1951年，南京市军管会将黎培里扫地出门。

然而梵蒂冈当局并没有吃一堑长一智，又为后来中国天主教自立革新运动设置重重障碍，结果是显而易见的，觉悟了的中国天主教爱国教徒自己走上了自主、自传、自养的三自道路，梵蒂冈在新中国面前碰了个大钉子，其政治势力被迫完全退出中国大陆。

不得已，为了保持在大中华区的传教成果和影响力，自1952年起，“圣座公使馆”便迁到了台湾。加上解放战争时期大批神职人员也先行逃往台湾，台湾当局不仅继承了中国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按照台湾方面特别是台湾天主教界理解，台湾还继承了整个中国天主教的“管辖权”。

不过，双方对这种“外交关系”并不感到满意，对于梵蒂冈而言，被赶出“传教潜力巨大”的中国大陆而龟缩在一个小岛上并非是其想要的结果，为此以反共著称的教皇庇护十二世也曾经批评时任南京总教区总主教、内战战犯之一的于斌“同蒋政权走得太近”。

于斌

而对台湾当局而言，“圣座公使馆”1952年才迁到台湾，反映出来的是梵蒂冈对台湾当局的“三心二意”。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梵蒂冈想要巩固在华的“势力范围”，台湾当局想要巩固“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双方互有所求，因此虽然互相都看不上眼，但又不得不结为“捆绑夫妻”。

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冷战的第一个高潮时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泾渭分明，势不两立，对于被共产党赶到台湾的蒋政权和反对无神论的梵蒂冈而言，“反共”成了他们共同的目标，因此，在五六十年代，台湾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得到了一定的发展，那个以反共著称的于斌总主教于1968年晋升为枢机，成为了继田耕莘（北平总教区总主教，1946年晋升枢机）枢机之后第二位华人枢机便是明证。

然而，进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在中国方面，新中国不仅巩固了自己的政权，而且通过自身的发展和对全世界人民解放事业的支持，大幅提升了自己的国际地位，成为国际舞台上无法忽视的重要力量，台湾当局已无法在国际舞台上垄断中国的代表权。

在梵蒂冈方面，为了面对天主教世界的危机，适应世界的新变化，1962-1965年召开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天主教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教义进行了改革，并开启了各种意识形态对话，缓和意识形态斗争的序幕。

这一系列变化使梵蒂冈有了改善中梵关系的愿望。在梵二会议结束时，时任教皇保禄六世就曾致电毛泽东主席，在呼吁停止越南战争的同时，表达了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而进入七十年代，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梵蒂冈已经意识到台湾当局大势已去，自1971年召回“圣座大使”葛锡迪总主教后，便至今都没有再向台湾派驻“圣座大使”，事实上单方面降低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等级”。

没有“大使”的“‘圣座’大使馆”

让台湾当局伤心的不止于此。改革开放以来，梵蒂冈不止一次表示过要改善中梵关系，实现中梵关系的正常化。

1999年，时任“圣座”国务卿索达诺枢机曾表示，如果北京方面同意教廷的条件，“圣座”大使馆“当天就可以迁到北京”。

2002年，梵方又表示，“北京所要求的教廷与台湾断交，明天即可执行”。

2007年，教皇本笃十六世发表了《致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天主教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教友》的牧函，虽然在这份牧函当中，教皇对中国的宗教政策和中国天主教的三自运动仍然采取大肆批判的态度，但是却不同寻常地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名称，表明了梵蒂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地位的认可。

至于新教皇方济各上任以来，中梵两国两国之间关系的改善更是有目共睹。而台湾的“圣座大使馆”四十多年未到任一位“圣座大使”，已然是一大“奇观”，面对中梵关系的改善，台梵之间的“外交关系”可谓“江河日下”，事实上已经处在了一种“半死不活”的状态。

“台梵关系”对台湾当局的重要性

从1971年梵蒂冈召回“圣座大使”以来，为了保住台湾与梵蒂冈半死不活的“外交关系”，台湾当局可谓“忍辱负重”。不仅一直坚持单方面向梵蒂冈派驻“驻圣座大使”，还在教皇葬礼上出洋相（陈水扁和克林顿握手事件），热脸去贴冷屁股。

陈水扁上前握手“转进如风”，克林顿背身回应避之不及

而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2000年，为了讨好梵蒂冈内部的反华势力，“台湾主教团”怂恿教廷册封了120个“中华殉道者”为“圣人”，而其中不乏充当侵略者帮凶，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传教士和中国教徒。台当局为了保持台梵“外交关系”，竟不惜数典忘祖，出卖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充当梵蒂冈反华活动的马前卒，一方面着实令世人不齿，令一方面也表明了台湾当局急于维护台梵“邦谊”的心态。

上文已经提到，梵蒂冈不仅是台湾“邦交国”当中唯一的欧洲国家，更是全世界天主教的中心，这一地位对全世界十三亿基督徒的影响是不可替代的，靠着这份影响，教皇可以在福布斯权势人物排行榜上与各个大国的领导人一争高下，梵蒂冈本身也获得了与其世界最小国家极不相称的政治大国地位，这个地位对于目前急于寻求“国际空间”的台湾当局而言，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按照台湾当局和台湾教会的理解，随着“圣座公使馆”和大陆部分反共神职人员的迁台，台湾当局和台湾教会理论上获得了对全中国教会事务的“管辖权”。而唯有保住台梵的“外交关系”，才能有机会“实现”这个“管辖权”。

虽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以及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合法神职人员地位获得教廷承认，这个“管辖权”越来越趋近于一张“空头支票”，但这份凭空许诺的“管辖权”对于台湾当局和台湾教会而言却是聊胜于无，对于已经千疮百孔的台湾“外交”来说，维护这样一个名份也已经算是不小的“成绩”了。

最为现实的是，根据梵蒂冈和意大利之间订立的关于梵蒂冈国家地位的《拉特兰协定》的规定，“圣座”独立行使外交权，驻“圣座”外交人员的地位得到意大利当局的承认。

这意味着，台当局的“外交人员”可以凭借台湾和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在意大利获得“外交人员”地位，可以在意大利的“驻圣座大使馆”名正言顺地升起“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而如果是受到梵蒂冈的邀请，台湾地区的领导人也会在意大利受到“国宾”的待遇，而台湾当局也可以接着与梵蒂冈的“外交关系”，在欧洲名正言顺地进行“外交活动”。

这对在全世界各地以各种协会为名偷偷摸摸进行“外交活动”的台湾“外交人员”来说实在是求之不得的“礼遇”。

这样看来，台湾当局“拼死“维护”台梵关系“，不惜拉上全中国人民的利益去当垫背的原因就很明显了：因为“台梵关系”对台湾而言太重要了。

梵蒂冈不要在台梵关系的“阴沟”里翻了中梵关系正常化这艘船

目前中梵关系正常化取得了重要进展，这意味着台梵“外交关系”出现了新危机，因此不难想象，台当局会对陈建仁的“圣和专案”给予厚望，希冀其能够成为垂死挣扎的台梵关系的“强心针”，而台湾当局也有可能为挽救台梵“外交关系”，而像以往一样“狗急跳墙”。

更重要的是，教廷内部以陈日君、韩大辉之流为首的反华势力仍然有很强的实力和市场，他们面对中梵关系的改善和自身既得利益的丧失，势必会同台湾当局内外配合，为早已气息奄奄的“台梵关系”续命，因此可以预见，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但中间的波折甚至倒退是不可避免的。

而据信目前中梵之间就神职人员任命问题达成一致，使得中梵关系正常化的最大障碍得以突破。因此，现在对于梵蒂冈而言需要做的就是兑现之前关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承诺。虽然梵方在之前多次表示过接受这一原则，但面对台湾当局的殷勤，教廷内反华势力的鼓噪，以及中梵关系仍然不甚明朗的前景，梵蒂冈的立场难免会出现动摇。

需要提醒梵蒂冈方面，如果梵方真的想改善中梵关系的话，就应该信守承诺，坚持一中原则，进一步与台湾当局划清界线。千万不要在台梵关系这个“阴沟”里翻了中梵关系这艘船，毕竟，一旦翻船，损失的只能是梵蒂冈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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