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雅克：新自由主义之死与西方政治危机
【观察者网近期就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这一问题，刊载了一系列理论文章，包括马丁·雅克的《民粹主义正在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系译自英国《卫报》文章。
作者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此文的完整版本，比《卫报》文章增加了成倍的内容。本网特将全文译出，以飨读者。
我们在此时连续刊文讨论民粹主义，不仅仅是要提供一种纯粹的理论和概念分析，也希望通过相关的讨论，来反思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就在几天后，主要围绕世界经济治理的G20峰会即将在杭州召开，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新自由主义闯下金融危机大祸的后一年，G20集团成员国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
如果说西方各国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愤怒，一种“杂乱的反抗”，那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对于应对新自由主义新阶段，祛除西方治理的迷信，是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与路径？****】
2007-08年的西方金融危机是自1931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但是它的直接影响却出乎意料的温和。这场危机挑战了长期以来占据主流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的基石，但后者几乎毫发无伤地摆脱了困境。银行得以纾困，欧美国家几乎没有银行家被起诉，而他们的行为所付出的代价不出意料地落到了纳税人身上。随后的经济政策很大程度上仰赖货币政策，特别是量化宽松政策，这点在英美国家尤为突出。西方国家的经济陷入停滞，到如今迷失已近十年，前方出路仍然遥不可期。
特朗普希望回到上世纪50年代新自由主义萌发之前的美国
经过近九年的岁月，金融危机所引发政治旋风终于刮到了我们脸上。但新自由主义是如何做到几乎毫发无损地生存下来的？虽然它未能通过现实世界的考验，导致了七十年来最糟糕的经济灾难，但无论政治上还是思想上它仍然是舞台上唯一的主角。无论是左翼右翼还是中间派都接受它的思想，英国新工党便是活生生的经典案例。政坛里的人们除了新自由主义，不具备其他的思维或处事方式，它已经成为某种常识。根据安东尼奥·葛兰西的理论，新自由主义便是今天的霸权，但这个霸权在现实世界的考验之下，终究无法生存下去。
在众多的政治后果中，第一个迹象是公众对银行、银行家和商界领袖的态度明显发生了转变。几十年来，他们做的事只有对、没有错，他们被誉为时代的楷模；被默认是能解决教育、医疗和几乎所有问题的人。然而现在他们的光芒在迅速黯淡，精英阶层整体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不如前。金融危机削弱了公众对执政精英能力的信任。这标志着一场更广泛的政治危机已经开场了。
导致大西洋两岸这场政治危机的原因，远较单纯的金融危机和几近流产的经济复苏计划来得深刻。而这一问题需要深究新自由主义的核心，这得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新自由主义工程的核心，里根和撒切尔的政治崛起，以及该主义的核心观点：商品、服务和资本的全球自由市场。英国于1986年、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先后废除了大萧条时代确立的银行监管体制，从而为2008年的危机创造了条件。平等观念遭到蔑视，涓滴经济学（观察者网注：即里根政府执行的经济政策，政府在经济发展中不给予穷人政策优待，而通过优先发展起来的群体或地区带动落后地区发展，靠财富总量增长最终使穷人受益）受到称赞，政府被批评束缚了市场，因而缩减规模，移民受到鼓励，监管制度被减少到最低限度，税收削减，企业逃税也被刻意忽视。
应该指出的是，按历史标准衡量，新自由主义的表现并不突出。战后西方经济增长最活跃的时期是从二战结束一直到70年代早期，那是福利资本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当时的增长率比起从1980年至今的新自由主义时期高了整整一倍。
里根和撒切尔共同迎来了新自由主义时代，摄于1984年
但迄今为止，新自由主义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特征是不平等现象的急速增长。直到不久前，这个问题才开始得到重视。在极短的时间内，不平等问题已经成为大西洋两岸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之一，尤其是在美国。它以无与伦比的力量促生社会不满，席卷西方政治。在统计数据面前，人们困惑而震惊：这个问题竟被忽略了如此之久。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新自由主义及其价值观处于霸权地位。
但如今现实击碎了主义的外壳。在1948-1972年间，美国人的生活水平经历了全方位大幅度提高；而在1972-2013年间，收入垫底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下降，而收入最高的10%人口，财富增速却比其他所有人都高得多。在美国，全职男性工人的中位实际收入比四十年前还低，收入较低的90%人口收入增长停滞超过30年。
而在英国，情况也并无太大区别。自金融危机以来，这个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平均而言，从2005到2014年，25个高收入经济体中65-70%的家庭实际收入都陷入停滞甚至下降。
原因不难解释。超级全球化时代已经系统性地朝资本而非劳动力倾斜——国际贸易协议基本都是秘密签订的，只有商界参与，而工会和公民被排除在谈判之外，“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就是最近的例子；工会受到政治和法律双重攻击；美国与欧洲鼓励大规模移民，从而降低国内劳动力的谈判筹码；也没有任何实质性手段对失业人员进行再就业培训。
托马斯·皮凯蒂向我们揭示，当缺乏平衡力的情况下，资本主义自然倾向于加剧不平等现象。从1945到70年代末，冷战竞争可以说是对资本主义最大的限制。但自苏联解体以后，就再也不存在这样的平衡力了。然而随着民众的反对越来越不可抗拒，这种“赢家通吃”的制度在政治上已无可维系。
如今，美国和英国都有大批人开始反抗被分配到自己头上的命运，对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支持以及英国退欧公投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民众的这种反抗常常被轻蔑地贬低为民粹主义。或如弗朗西斯·福山最近在《外交事务》撰文中所说的那样：“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强加于自己不喜欢、但普通公民支持的政策的标签。”民粹主义是一种反对现状的运动，虽然它的反对性大于建设性，但也代表了某种新事物的开端。民粹主义可以是进步的或是反动的，但通常两者兼而有之。
英国退欧是这种民粹主义的经典例子。它推翻了英国自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根本政策。虽然表面上是关于欧洲，实际上它牵涉更多：许多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生活水平就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无法控制的大规模移民潮中，他们就业受到临时工威胁，岗位越来越不安全，感到慌乱、被时代抛弃，他们因此开始大声疾呼、强烈抗议。这些人的反抗使得统治精英不知所措，首相卡梅伦黯然辞职，并迫使新任首相在黑暗中笨拙地寻找“神的启示”。
英国退欧标志着工人阶级的抗争
民粹主义浪潮标志着阶级重返英美政治的核心，这在美国极具象征意义。几十年来，“工人阶级”的概念在美国政治话语中一直处于边缘。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这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据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2000年只有33%的美国人自称属于工人阶级；而到了2015年，这个数字变为48%，几乎是美国一半的人口。
英国退欧主要也是一场工人阶级抵抗运动。在此之前，阶级在欧美政治中的角色一直在消退，让位于性别、种族、性取向、环境等有关问题。而如今，由于其影响范围广泛，阶级问题的回归有可能重新定义政治图景。
阶级问题的重新出现不应与劳工运动混为一谈。它们并不是同义词：这在美国是显而易见的，而英国也呈现类似的趋势。事实上，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英国的阶级和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显著。工人阶级作为一股新的政治声音在英国重新出现，甚至左右了英国的退欧投票，这可以看作是一种不满和抗议的初步表达，但人们并不倾向于将它看作工人运动的一部分。
实际上，在影响移民和欧洲问题态度方面，英国独立党与工党同样重要。在美国，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提到了工人阶级的反抗，后者提的不比前者少。工人阶级不属于任何人：与左派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同，工人阶级是政治变量的表达形式，其政治倾向性是不可预知的。
新自由主义时代从两个方面被削弱。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它本来就拿不出亮眼的成绩单，如今更是一片惨淡。欧洲经济规模只比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略增长了一些；美国做得稍好，但经济增长也始终乏力。经济学家劳伦斯·萨默斯认为，未来最有可能的境地是陷入长期停滞。
更糟糕的是，由于经济复苏是如此无力，人们普遍认为，下一个金融危机很可能正在向我们走来。换句话说，新自由主义使西方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那种充满危机的世界。在这样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大多数人认为下一代人的生活水平达不到自己当年的高度，也就不足为奇了。其次，那些被新自由主义时代抛弃的人们不再准备默然接受命运——他们越来越努力地反抗。我们正在见证新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它还没有死，但已经奄奄一息，正如上世纪70年代的社会民主主义。
知识分子的反对声音，是新自由主义影响力下降的明显标志之一。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经济辩论逐渐被货币主义者和自由市场支持者主导。但自西方金融危机以来，知识界辩论的重心发生了深刻的转变。这在美国最为明显，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保罗·克鲁格曼、丹尼·罗德里克和杰夫瑞·萨克斯等经济学家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成为畅销书。他和托尼·阿特金森、安格斯·迪顿的著作把不平等问题推向了政治议程的风口浪尖。而在英国，在经济学界长期受到孤立的张夏准终于获得大批人支持，超过了那些把经济学当作数学分支的学者。
与此同时，那些曾经极力鼓吹新自由主义的人，譬如劳伦斯·萨默斯和英国《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如今都转持批评态度。如今，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声浪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在步步后撤。而在英国，媒体和政治世界却远远落后于时势，很少人意识到我们正处于一个时代的尾巴上。旧的态度和假设仍然占主导地位，无论是在英国广播公司的“今日”栏目，还是在右翼媒体或议院工党。
在爱德华·米利班德辞去工党党魁后，几乎没人能预见到杰里米·科尔宾在随后的领导人选举中获胜。当时的猜测大多大同小异，无非是一个布莱尔的支持者或是像米利班德一样的过渡者，但绝不是科尔宾那样的人。但时代精神已经改变了。工党党员们、特别党内规模空前的年轻人想要一个崭新的工党，一个彻底的突破。由于大多数社会民主党派在不同程度上已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极度全球化的拥护者，左派因而无法领导幻想破灭的工人阶级，失去了脱颖而出的机会。这一现象最极端的形式是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提出“第三条道路”的英国新工党和美国民主党，分别以托尼·布莱尔和比尔·克林顿为代表。
根本无人料到科尔宾能成为工党领袖
但正如戴维·马昆德在《新政治家周刊》评论说，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党派不代表那些不幸者、弱势者和失败者，那它存在的意义在哪里？新工党抛弃了那些需要它的人，那些它传统上应该代表的人。既然如此，那些被新工党抛弃的人如今抛弃新工党，还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痴迷金钱的布莱尔下台后，为别国名声不佳的总统和独裁者当顾问，他的旋转门简直是新工党消亡的最佳证明。
科尔宾的竞争对手——伯纳姆、顾绮慧和肯德尔——代表着旧政的延续。他们被科尔宾以60%的得票击败。新工党终结了，就像蒙提·派森的鹦鹉一般死得透彻。但很少人准确地把握到其背后的意义。《卫报》曾刊文对党员数量增加表示欢迎，并呼吁支持顾绮慧，这无异于自打耳光，浇灭新入党者的热情。议会工党拒绝接受科尔宾当选的结果，并尽全力试图赶走他。
20世纪70年代末，工党花了很长时间才适应撒切尔主义的崛起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诞生，并最终以新工党的形式拥抱了撒切尔主义。如今，撒切尔主义作为一种范式，已经快要寿终正寝，而工党还没有意识到。工党和其他人一样，都必须打开新思路。许多党员出于对新工党的厌恶，转向科尔宾——一个从未接受过布莱尔的人，他可以说是布莱尔的对立面，身上体现着后者不具备的真实和得体。
科尔宾不是新时代的产物，反而是朝70年代和80年代初的一种倒退。这既是他的优势又是他的弱点。他从未接受新工党，因而免遭其政治遗产污染；但他似乎也不理解新时代的本质。在一个高度流动、不可预测、几乎没有任何确定性的政治环境中，工党面临分裂和削弱的危险，而科尔宾如同泥足巨人，随时可能因内部缺陷而倒下。
工党或许处于“重症监护”之中，但保守党的情况也不是很好。戴维·卡梅伦在英国退欧上犯了一个巨大的、不负责任的错误。他被迫在最不光彩的情况下辞职。保守党不可挽回地分裂了，它在英国退欧之后不知路在何方。退欧者构想了一幅乐观的图画——远离衰退的欧洲市场，同时拥抱广阔的世界市场，但他们很少提及世界市场究竟是指哪些国家。现在看来，新任首相特蕾莎·梅似乎对中国持有不合时宜的敌意，并打算抹去前任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如果政府抛弃中国这个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英国将往何处去？
退欧已经使英国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苏格兰很有可能会选择独立。同时，保守党似乎还不明白新自由主义时代即将结束，现在只是在垂死挣扎。
即便在英国发生的事情已经如此具有戏剧性，它依然不能与那些发生在美国的“精彩”故事相提并论。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唐纳德·特朗普获得了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令党内外所有人都大跌眼镜。他的理念简单而直接，就是反全球化。他认为过去为了鼓励大公司在世界各地投资，工人阶级的利益被牺牲了，大量美国工人被剥夺了就业机会。此外，他还认为大规模移民削弱了美国工人的谈判筹码，从而进一步降低他们的工资水平。
在克利夫兰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再次强调“把美国放在首位”
他提议，应该要求美国公司在把现金储备用于本土投资。他认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把美国的工作机会让给了墨西哥。基于同样的理由，他反对TPP和TTIP。他还指责中国窃取美国的就业岗位，威胁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45%的关税。
针对全球化，特朗普提出了经济民族主义：“把美国放在第一位”。他首先吸引的是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长期被忽视的白人工人阶级。直到特朗普（以及桑德斯）登上政治舞台，他们才开始获得关注。过去40年的大多数时间，他们的工资一直在下降，统治阶级一直忽视他们的利益，这是令人震惊的。渐渐地，他们投票给共和党，但共和党人一直被超级富豪和华尔街所把持，而作为全球化的超级支持者，他们的利益与白人工人阶级完全相背。随着特朗普的到来，他们终于找到了一名代表：并为特朗普拿下了共和党候选人提名。
伯尼·桑德斯也大力追捧经济民族主义观点，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竞选中，他与希拉里·克林顿的差距非常小，要不是700多位由民主党挑选出的所谓超级代表一边倒地支持希拉里，桑德斯甚至可能取得胜利。尽管工会是民主党的基础，但民主党仍然长期支持新自由主义，支持全球化的战略。如今，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发现自身被全球化议题撕裂，党内支持与反对的声音都非常高，这是自里根总统转向新自由主义以来，40年前从未出现过的情况。
特朗普的民族主义诉求的另一个要点，是“让美国再度伟大”，这是他在外交政策上的立场。他认为，美国对大国地位的追求浪费了国家的资源。他认为，当前的结盟体系对美国不公平，因为它承担了太多成本，而盟友贡献太少——尤其是日本、韩国和北约成员国。他试图重新平衡这些关系，实在不行就从同盟关系中退出。
作为一个正在衰落的国家，他认为美国再也不能承受这种财政负担了。比起维护世界公义，他认为钱更应该用在国内投资上，例如修缮美国破败不堪的基础设施。特朗普的立场代表着对于美国世界霸主地位的批判。相较于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占据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和超级全球化思想意识形态，以及战后长期以来的“正统”外交政策，他的观点无异于一种激进的决裂。这些论点必须得到认真对待，不应该仅因为出自特朗普的“大嘴”而被视而不见。特朗普不是左翼分子，他是右翼的民粹主义者。他发起了对穆斯林和墨西哥人的种族歧视和仇外攻击。特朗普的诉求针对的是白人工人阶级，这些人觉得自己受到大公司欺骗，生活被拉丁裔移民破坏，常常怨恨那些他们长期以来瞧不起的黑人。
特朗普的美国代表着一种威权主义，它充斥着虐待、陷罪、歧视、种族主义、武断和暴力，美国将成为一个严重分化和割裂的社会。他威胁要对中国施加45%的关税， 如果实施，肯定会招来中国的报复，并迎来一个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时代。
最终，特朗普很可能输掉总统选举，就像桑德斯输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一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反对超级全球化的势力将偃旗息鼓，它们仍会争论不加限制的移民、TPP和TTIP、资本的自由流动以及其他许多议题。特朗普和桑德斯仅花了一年多时间，便改变了这场争论的实质和条件。批判超级全球化的声浪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在不断地增强。大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同意“我们不应该考虑那么多国际问题，而应该更多地集中精力对付国内的问题”。而且，最重要的是，一股力量将持续推动反对者，去对抗超级全球化。这股力量便是不平等现象。
（青年观察者凌子奇译自作者博客，杨晗轶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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