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扬：G20当看清，世界经济还在新自由主义废墟上挣扎
【本文是继寒竹《新民粹主义正将西方推向衰落》、福山《民粹主义兴起，证明美式民主还不坏》、马丁·雅克《民粹主义正在挑战新自由主义霸权》等文章后，观察者网就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这一问题刊载的又一篇重要理论文章，作者文扬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在本文中，文扬指出，西方各国民粹主义在近些年的兴起和泛滥，与新自由主义死而不僵，甚至“离奇的新生”有着紧密的关系，要解释民粹主义的沸腾，就一定要分析并认清新自由主义正在进入的新阶段。我们在此时连续刊文讨论民粹主义，不仅仅是要提供一种纯粹的理论和概念分析，也希望通过相关的讨论，来反思中国自身的发展道路。就在几天后，主要围绕世界经济治理的G20峰会即将在杭州召开，有趣的是，恰恰是在新自由主义闯下金融危机大祸的后一年，G20集团成员国的领导人宣布该组织已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合作的主要论坛。如果说西方各国的民粹主义是一种愤怒，一种“杂乱的反抗”，那么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参与推动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对于应对新自由主义新阶段，祛除西方治理的迷信，是否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与路径？】
关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的衰落、终结、消亡、破产、“超卖”[1]，学界已说了很多。今年以来，关于民粹主义Populism的兴起和泛滥，也成为了舆论的热点话题。显然，这两者之间有着某种共生关系，但又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民粹主义近年来的兴起，到底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最后终结、寿终正寝？还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死而不僵甚或死而复活？这是个问题。
一、新自由主义的“寿终正寝”
这一波新自由主义浪潮，是借助上世纪70年代因经济危机而起的“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运动而掀起来的。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这一主义最终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明确的政治、经济范式”[2]
基于市场原教旨主义信念，新自由主义否定凯恩斯主义通过扩大政府开支和公共投资对有效需求施行管理的主张，大力宣扬市场可以自动平衡，可以有效率地配置资源，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共利益，而政府的任何干预措施，要么效率低下，要么威胁市场的自由运行。正是这种市场原教旨主义催生出了80年代的“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和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动私有化和自由化，让各国政府在各个领域解除管治，让中央银行只关注通货膨胀这一个问题即可。
但情况并不美妙。近四十年来世界范围的新自由主义革命，在经济增长方面远远没有实现此前三十多年凯恩斯革命所达到的高水平，反倒是引发了大量触目惊心的经济危机和金融危机。在IMF杂志F&D今年6月号的一篇文章中，该组织的三位经济学家承认：自1980年以来，在超过50多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出现过大约150次左右的大规模资本流入，而其中约有20%最终引发了金融危机，并导致了大幅度的产出下降。[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网站刊文，题为《新自由主义：超卖了？》
另一方面，正是在这四十多年里，世界范围内的贫富两极分化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联合国的人类发展报告早在1990年代中期就拉响了警报。1996年世界最富裕的358人的资本净值“相当于世界最贫穷的45%（23亿人）的收入之和”。1998年世界最富裕的200人在过去的4年里资本净值翻了一番，超过一万亿美元，而其中最富裕的3位顶级富豪其资产超过了全部最不发达国家及它们的6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之和。[4] 发达国家内部也是如此，在最近的三十年里，90%的美国人口总收入增长了约15%，而1%最富人群的总收入则增长了150%！[5]
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对新自由主义的反思和批判也应声而起。2008年7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以“新自由主义终结了吗？”为题发表文章，他写道：“新自由主义不再讨人喜爱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里，发展中国家相互竞争，但胜负已定：那些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国家，没能赢得增长大奖。” 他指出，“自由市场这套说辞一直在被有选择地运用——当符合某些特殊利益时就拥抱，不符合时就不提。”“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学说不过就是一套服务于某种特殊利益的政治教条，它从来没有得到过经济理论的支持。”[6]
一直以来，新自由主义依靠经过了精雕细琢的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其经济理论基础，一大批“芝加哥学派”学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创造出一套又一套令人迷惑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模型，让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看起来如同物理学的科学真理一样。
然而，假的就是假的，一场金融危机，让貌似花岗岩一般牢固的理论堡垒不堪一击，面对如下追问，那几根最主要的经济理论支柱顷刻倒塌：银行作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机构，又依照最纯粹的市场规则经营，为什么未能促进整个人类社会的共同福祉呢？当今不受规制的金融市场是最自由的市场形式，被最先进的经济理论证明具有自我矫正的功能，怎么可能遭遇如此重大的麻烦呢？既然宣称“政府就是问题本身”，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越少越好，那为什么金融危机期间银行要跑去政府那里索求巨额资金，央求政府把它们从困境中解救出来呢？
金融危机至今又过去了8年，全世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普遍降低了调门，其中一些人甚至承认了错误，除了少数几位绝顶“聪明”的中国自由派经济学家，再也没有谁还像当年的米尔顿·弗里德曼、詹姆斯·布坎南、罗纳德·科斯、加里·贝克尔、小罗伯特·卢卡斯那样不可一世、煞有介事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原理论证各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所谓合理性。
在实践中，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全世界范围内遭遇了普遍的失败；在理论上，新自由主义已被证明无非是一套服务于特定政治目的的花言巧语。近十年来一系列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已将其本质揭露得清清楚楚。早在2005年就出版了《新自由主义简史》一书的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新自由主义本质上就是一个“阶级项目”Class Project，是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在经历了二战后政治上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的双重压制之后，借助70年代的经济危机实施的一次强力反扑，是其阶级统治权力的恢复。诺姆·乔姆斯基和罗伯特·迈克杰斯等人的看法也与之类似，认为新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些政策和过程：相当一批私有者能够得以控制尽可能多的社会层面，从而获得最大的个人利益。”[7]
少数私有者对整个社会的全面控制，这其实也就是马克思一直反复强调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所以，在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各种声音中，马克思主义者仍坚持将新自由主义解读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理论表现。
中国学界关于新自由主义也有一个基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定义，在中国社科院的专题研究报告中，新自由主义被定义为“主要是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它是在继承亚当·斯密的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的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8]
基于这一判断，全球金融危机即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失败、以新自由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再次破产，以及注定要寿终正寝的命运。正如何秉孟在《新自由主义评述》一书中所总结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规律依然在起作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虽然因为新自由主义及其实践模式的出现而派生出了一些新的现象，但不仅没有改变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这一基本矛盾，反而由于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加速向国际金融资本垄断过渡，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同时在更大的范围内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无疑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基本矛盾；同时，也没有改变资本的目的就是追求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这一基本经济规律。”[9]
二、新自由主义的不死之谜
按说，反思和揭露到了这个程度，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思潮已没有什么理由继续流行了。按说，在引发了各国大大小小几十次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对于该主义的彻底清算早就应该开始了。按说，至迟到了欧洲各国为应对债务危机而采取的各项紧缩政策相继失效之后，即使不反思、不批判、不清算，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应该自行终结了。
金融危机之后，斯蒂格利茨建议美国政府设立金融产品安全委员会，以确定银行和基金买卖的产品是否“适合人类服用”。2008年11月，哈贝马斯在德国《时代》周刊专访他的报道《哈贝马斯谈新自由主义破产后的世界秩序》中建议，人们不要再对新自由主义信以为真，而是要新自由主义离开舞台。那些在“市场命令”下毫无限制地征服生活和世界的全部计划都必须经过审查。
但是，这些为新自由主义准备好的坟墓并没有迎来入殓的尸首。那些想当然地认为一场金融危机足以置新自由主义于死地的人们惊讶地发现，新自由主义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在政治上更加咄咄逼人，变得愈发强大。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许多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的措施，不仅不是约束疯狂的资本机构，反而是大幅度削减福利和公共开支。
如今，对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记忆已日渐模糊，虽然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和检讨仍在持续，但却不再坚定的宣布其终结和死亡。在今年6月IMF的3位经济学家那篇引起很大轰动的文章中，作者只承认新自由主义的错误，最多不过就是“超卖”了，文中写道：“资本开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些资本流入，如外商直接投资，其中可能包括科技或人力资本的转移，似乎能刺激长期的经济增长。但其他方面资本的流入，如证券投资银行融资，尤其是热门债券或投机债券的流入，似乎既不刺激经济增长，也无法使该国与贸易伙伴更好地共担风险。这表明，经济增长和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共担型的利益取决于到底是哪种类型的流动，也可能取决于配套制度和政策的性质。”[10] 这简直近乎于装疯卖傻！犹如一个把病人给治死了的蒙古大夫，煞有介事地当众检讨说：看来毒药和病人健康之间的关系很复杂！
IMF这种玩世不恭的装疯卖傻，本质上与当年“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如出一辙，后者是进攻时的武器，前者是防守时的武器，进攻长矛有多锐利，防守盾牌就有多坚硬，而核心的态度只有一个：无论攻防，我们是唯一的胜利者！
关于新自由主义之不死、之再生、之愈加强大，学界也在尝试给出各种解释。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种因素被认为与这一惊人的反常现象有关，即：巨型企业的崛起，金融霸权的确立，社会控制的深化和意识形态的稳固。
1.巨型企业的崛起
2011年，英国牛津大学社会学教授科林·克劳奇Colin Crouch出了一本名为《新自由主义离奇之不死》的小册子，他给出的解释是：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政治经济进程，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了财富向最富阶层的集中，伴随这一过程的，是一大批巨型企业Giant Corporation，特别是巨型金融企业的崛起。这一批富可敌国而且政治影响力超强的巨型企业，主导了整个公共生活，所以它们并不属于通常意义上的市场。于是，传统的市场与政府之间的二元对抗，现在变成了市场、企业和政府的三角关系。这就意味着，新自由主义不仅只是实现了财富的集中和权力的重建，而且通过巨型企业反过来改变了整个社会结构。正是由于这一新型社会结构已经无法改变，寄生在其中的新自由主义也因此而获得了更长久的生命。
克劳奇在书中写道：“（巨型企业）这种力量具有比前两者（政府和市场）更大的潜力，并能够改变前两者的运作过程。这种趋势始于20世纪，在21世纪初继续发展。金融危机不仅没有削弱它，反而使它更加强化。在这种趋势中，政府、市场和企业已不再相互对抗，而是进行一系列舒适的调整。”
“我更愿意使用‘舒适的调整’来形容，部分原因是企业力量使三者捆绑在一起成为必然，部分原因是改变这种关系的唯一替代选择是一个相当悲惨的社会，其中至少有一种力量将被削弱到无法再起作用的程度。人们只需稍加反思就能意识到这种情况下的生活将会变得多么艰难。”[11]
巨型企业资产规模与中等国家GDP相当
简言之，由政府、市场和企业构成的三元社会结构已成新的现实，而巨型企业成为其中的主导也是新的现实。这个现实将不会随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破产和政策的废置而终结。
2.金融霸权的确立
通过金融机构在世界范围内榨取“贡金”，这原本是老式帝国主义的例行活动，但在新自由主义重建阶级权力的进程当中，这一做法再次大行其道。“新自由主义化就是将一切都金融化”，斯蒂格利茨将这种基于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金融活动视为新帝国主义的侵略工具，新时代的鸦片战争。19世纪西方列强在亚非拉等地到处冲破壁垒，强行打开市场，却反过来阻止殖民地的农产品进入它们的本国市场，必要的时候用战争手段推进他们的不平等贸易，这些做法，在今天就是通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金融财政手段来实现的。
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凯恩斯主义影响被逐步清理一空，转变成为了传播和执行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中心。其标准的行为方式就是通过调整债务偿还期限，强行要求债务国施行制度改革，包括削减福利开支、国有企业私有化、更宽松的劳动力市场法律，也就是所谓的“结构性调整”。
这就是金融伦理发生大颠覆的那个转折点。人类历史千百年来，从来都是债权人自行承担因投资决策错误而导致的损失，而自从新自由主义正统确立之后，情况完全颠倒了过来，债务人迫于政府和国际机构的压力，不得不承担债务偿还的一切费用，无论这些额外的开支将给债务国人民的生计和福利带来多大的影响，即使要求将国有资产以极低的价格甩卖给外国公司，也只能照办。
这种与政治霸权甚至军事霸权紧紧捆绑的金融霸权，与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政治与经济分离、政府与市场分离、社会与个人分离等核心理念背道而驰，自相矛盾。但却也充分暴露出新自由主义真正的本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不择手段的阶级权力重建政治计划。
在西方国家的国内，情况也是一样。华尔街金融企业何以能够在金融危机之后屹立不倒？最迟到2010年，那些导致了金融危机的二级市场高风险交易行为几乎全部卷土重来，金融大亨的说客再次云集美国参议院，对奥巴马政府加强企业规制的提案形成重大阻碍。克劳奇用他“舒适的调整”理论解释道：“几家银行业的大型企业主导人们的经济生活，对整个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使它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公共利益。所以，银行业的崩溃使整个经济也陷入瘫痪。假如这是一个真正的新古典市场，存在大量的市场主体，市场的自我矫正功能就能阻止整个经济面临困境，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后果。但我们面临的是具有芝加哥学派经济特征的市场，而不是新古典市场。企业在这种市场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性，但他们却只对股东负责。”[12]
1960年代美国人的口头语是“对通用汽车有利就是对美国有利”，到了1990年代，这个口号变成了“对华尔街有利就行了”。
不择手段的阶级权力重建政治计划，不会因为理论的局部破产、政策的暂时失效而终结。理论可以重建，政策可以调整，但政治目标一旦确定，将不会改变。
3.社会控制的深化
新自由主义化进程，让当今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再次突显，并且重新定义了阶级概念。“大资本家集团”、“老板阶级”、“国际垄断资本”、“资本国际”、“财阀”、“金融寡头”、“1%”、“私权力集团”…，人们努力识别和确认隐藏在这一阶级重建计划背后的阶级力量以及那些借此获益的阶级力量，但却难以按传统的方式完成这一工作，因为这个新的顶层阶级并无血缘、家族、氏族、种族等稳定的权力基础。乔治·索罗斯与比尔·盖茨，印尼的三林集团与俄罗斯的七大寡头，墨西哥电信大王卡洛斯·斯里姆与媒体大亨默多克，无论从哪方面看，差异性都远大于共同性，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必然会合谋为一个政治集团。
但他们的确属于同一个阶级。大卫·哈维使用了一个很长的定义：企业董事会的关键成员和执行总裁以及那些围绕在这一资本主义活动中的闺房周围的金融、法律、技术机器的领导人。[13]
在2007年的一项量化研究中，研究者辨认出一个中心集团，其中包括了737个拥有最大控制权的所有者和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这些企业中四分之三的股票都由其他企业持有。研究者认定，“一旦这些主体步调一致，就意味着它们控制了相当于全世界所有跨国企业80%市值的一个跨国企业群。”此外，研究者还发现，排名前50名的企业中，45家企业来自金融业。另外，美英法三国体现出强劲的统治力，50家企业中有24家美国企业，8家英国企业，5家法国企业，新兴国家的企业基本没有。
若将这个集团进一步缩小，人们还可以辨认出一个只包括147家企业的更核心的群体，这个被称之为“超级个体”、“资本国际”的小群体控制着所有跨国企业40%的市值，且在内部交叉持股。而位于这个“资本主义核心中的核心”，则是一个由18家金融领域的跨国企业构成的相互关联的密集网络。[14]
18家密切关联的金融企业、147家代表“资本国际”交叉持股的跨国企业、1347家交叉持股的巨型企业，共同构成了一个同心圆型的资本网络。正是这个位于全球资本主义顶端的资本网络，运用它无可匹敌的金融力量，在美英法三国国家力量的支持下，主导了新自由主义在四十年时间里的全球化和大规模的社会改造。因为越来越深化的金融操作，不仅控制了所有的经济领域、掌握了整个国家机器，也在极大程度上决定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
1971年8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Lewis Powell向美国商会递交了一份机密报告，在这份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备忘录”中作者写道：“是时候调度美国企业的智慧、精明和资源来反对那些要摧毁它的人了”。他强调：“力量在于组织，在于仔细的长远规划和执行，在于在不确定的年份里坚持贯彻行动，在于只有借助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他呼吁，商会要对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等主要机构发起进攻，以改变人们对“企业、法律、文化和个人”的看法。[15]
如果将这份文件视为一场“阶级战争”的冲锋号角，那么经过了持续四十多年的“坚持贯彻行动”，战争的胜负已不言自明。看看“大学、中小学、媒体、出版社、法院”这些曾几何时的左翼运动乐园，如今都在异口同声地为谁说话？的确令人恍如隔世。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默多克新闻集团中全部247位“独立编辑”，无一例外地对美国入侵伊拉克表示支持。
凭借着“联合行动和国家组织才能达到的融资规模”，“资本国际”已经顺利完成了对全球化之下的人类社会的全面控制，甚至是全面改造，在可预见的未来，看不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其它社会力量。
4.意识形态的稳固
针对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学界的分析和批判近年来已经很多。但是，普遍认为，无论是出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的经典批判，还是来自圣保罗“世界社会论坛”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反全球化运动的现实批判，都没有完全打败新自由主义这个对手，甚至在左派的批判话语中也不得不频频借用新自由主义体系中的话语。
对这个现象，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院大学教授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 认为，大多数左派思想家未能充分理解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对于这一意识形态渗入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深入程度，认识不足。
在他看来，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犹如“俄罗斯套娃”一般的环环相扣的体系，这个体系最内层的核心，就是“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它扮演了思想实验室的角色。朝圣山学社由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于1947年4月10日发起创立，他邀请了三十多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这些人有着共同的担心，因为“在地球表面的很大一部分，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根本条件已经消失了。而在另一部分，这些条件也面临着现行政策发展的威胁。”他们想要讨论如何与“国家的崛起以及马克思主义或凯恩斯主义的计划在全球的蔓延”这个可怕的形势进行战斗。[16]
朝圣山学社是由哈耶克发起成立的一个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学术团体。
从那时起直到今天，这个新自由主义“俄罗斯套娃”体系的核心部件始终高速运转，从未停止它的思想创造。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通过有计划地鼓吹个人自由，新自由主义几乎成功收编了所有以自由为号召的政治运动，其中甚至包括那些本质上属于反对资本压迫争取个性解放和社会公正的左翼运动！于是，左翼运动自身迷失在了追求个人自由和社会公正之间的悖论当众而四分五裂，而新自由主义则成功收获了广泛的民众基础，在社会的中下层也稳稳地扎下了根。
一项公开表明要把经济力量恢复到一小撮精英手上的政治计划，一场本质上注定是反民众的、反民主的、反自由的社会运动，却用一种追求自由事业的意识形态成功将自己包装起来，不得不承认这是右派的胜利，左派的失败。
综合上述，新自由主义实际上远远没有终结，甚至也没有衰亡，也许在某些方面还更加强大。总体上看，第一、即使很大一部分经过精雕细琢的经济学理论（新古典经济学）在金融危机冲击下已经土崩瓦解，但那个以“自由”为核心的“概念装置”仍在有效地运转，仍然在生产着各种迷惑人的观念，对广大民众施加着影响。第二、即使整个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全部破产，所有宣传不再有效，但新自由主义在近四十年时间里所产生的巨型企业、所建立的金融霸权、所完成的社会控制，已经构成了当下世界的主要“硬件”，全社会的“基础设施”，无法撼动了。
三、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杂乱的反抗
今年以来的众多政治事件，英国六月的“脱欧公投”和美国的“特朗普现象”，都被解读为是民粹主义兴起的表现。《纽约时报》6月24日专栏文章的标题是“民粹主义者的愤怒正在颠覆大西洋两岸的政治”，文章说，从布鲁塞尔到柏林，到华盛顿，西方民主世界民众针对既定政治秩序的民粹主义愤怒终于沸腾了。
“终于沸腾了”，并不是突然爆发了，意思是，民众对于现实的不满和愤怒经历了一个逐渐升温的过程。这个升温过程，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也就是收入不平等的扩大过程。按照一般的理解，当经济统计数据显示收入不平等程度达到了一定限度后，社会不满就应该达到临界点，冲突就应该随之爆发。但显然，这一波民粹主义的掀起，要比临界点的到达晚了很多年。
弗朗西斯·福山和马丁·雅克，这两位全球著名的政治观察家，都发现了这一现象。前者在今年7月号美国《外交事务》上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考虑到业已发生的这一社会转向的规模，真正的问题就不是何以美国在2016年有了民粹主义，而是何以民粹主义的爆发没有更早一点发生”。而后者在英国《卫报》8月21日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考虑到业已存在的统计数据支持的证据，令人困惑甚至震惊的是，（不平等的急剧恶化）这个问题何以被忽视了这么久。”
对于这个困惑，两位学者并未给出解答，虽然他们也都将民粹主义兴起的原因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祸害，但显然没能充分认识到新自由主义“离奇之不死”，甚至“离奇之新生”。马丁·雅克8月21日的文章，题目就叫“新自由主义曾经风光，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他断定，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主导时代的“政治经济范式”已经结束了。在这方面，学者的思想甚至没能跟上民众的感知，因为这一波民粹主义浪潮，归根结底就是一种民众因看不到前方黎明的心理绝望，一种在无法继续忍受的感受下的本能反抗。
所以，要解释民粹主义愤怒何以在今年以来才终于沸腾，何以在“没有更早一点发生”后终于爆发，只有理解了新自由主义进入了新阶段，才能看清。如前所述，这个新阶段的标志，就是新自由主义的不死和更强，就是新自由主义在核心理论破产这个“假死”之后在巨型企业、金融霸权和社会控制这些“基础设施”支撑下显露出来的一个更加赤裸裸的面目，就是新自由主义继续大张旗鼓地用某种关于自由和财富的花言巧语操纵舆论、蛊惑大众。
寒竹在最近的文章中说，“民粹主义并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它可以用大众反对精英的名义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合。…既可以把右翼的政治主张当做根本诉求，也可以把左翼的政治主张当做根本诉求，既可以跟草根主义相结合，也可以跟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相结合。”这个归纳非常正确，也正是当前这一波民粹主义的特点。经过了四十多年新自由主义革命之后，面对当今世界为所欲为的“资本国际”，屹立不倒的核心集团，无所不在的压迫性社会控制，令人绝望的金字塔社会结构，民众正在杂乱无章地抓住任何一种似乎能给他们带来解放之希望的政治武器。
相对于克劳奇所说的政府、市场和企业之间“舒适的调整”，各种民粹主义就是一种杂乱的反抗。由于压迫无处不在却又大象无形，民众的愤怒并没有一个明确的靶标，因为传统帝国主义变成了金融手段的新帝国主义，传统的外族入侵变成了贸易和投资形式的经济冲击，传统的权贵集团变成了开放式的、为普通人摆设了上升阶梯的顶层财富网络。
总之，西方世界这一波民粹主义，与近四十年来的新自由主义是一对共生的孪生子，但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死一活，而是共同演进，长期厮打，永无宁日。虽然可以继续用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终将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的著名论述描述当前资本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关系，但考虑到新自由主义区别于传统“镶嵌式自由主义”的诸多全新特点，仍应该对当前进入新阶段的新自由主义和新一波民粹主义之间的新型关系进行整体把握。
2016杭州G20峰会召开在即。峰会确定的“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这一主题，与当下世界新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的新型关系，将是怎样的一种相互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又将在这个新型局面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特殊角色？更是不得不面对的重大课题。
作者介绍：
文扬，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参考文献
[1]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2] Noam Chomsky and Robert W. McChesne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 Global Order. Sep 6, 2011
[3]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4]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5]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2/jul/13/price-inequality-joseph-stiglitz-review
[6] http://economistsview.typepad.com/economistsview/2008/07/stiglitz-the-en.html
[7] Noam Chomsky and Robert W. McChesne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 Global Order. Sep 6, 2011
[8] 何秉孟，李千著：《新自由主义评述》，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7
[9] 同上
[10] https://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16/06/ostry.htm
[11] 科林·克劳奇：《新自由主义不死之谜》，蒲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4
[12] 同上
[13] 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
[14] 转引自热拉尔·迪梅尼尔，多米尼克·莱维：《大分化》，陈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15] 转引自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2
[16]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nt_Pelerin_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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