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被大大高估了

“人口红利”本来是人口学家才使用的学术词汇，但在中国却已经成了一个日常用语。人们在媒体上以及平常的聊天中都会听到下面的说法：中国经济过去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口红利，但现在人口红利已经消失，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例如改革“红利”），否则将难以为继。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中国从来都是一个热点问题。中国最重要的一项试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的政策就是举世闻名、前无古人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

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弄清的是，一个国家的人口总量及其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即人均GDP增长）之间并没有简单的、必然的关系。不管是人口大国还是小国都有增长快的，也都有增长慢的，这个事实应该不难理解。

主流观点认为，人口红利是前三十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因素。但本文作者有不同看法。

那么究竟什么是人口红利呢？简单地说来，随着一个国家生育率的下降，需要抚养的儿童占人口的比例会下降，劳动年龄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上升，这时候，即使劳动生产率（即每个劳动人口的产出）不变，按总人口计算的人均产出都会增加，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的经济增长上的好处可以称之为“直接的人口红利”。

另外，由于抚养比下降，家庭储蓄可能会上升，社会上能够用于固定资本投资以及教育上的投资的钱也可能增加，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给带来的经济增长的好处可以称之为“间接的人口红利”。

不过人口红利是不可持续的：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均寿命的延长最终会导致老年人口占比增加，使得抚养比停止下降，转而上升。事实上，中国在2013年已经达到了抚养比的最低谷，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而开始转为所谓的“人口负债”。

在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人口红利的产生通常归功于严格的“一胎化”计划生育政策，但事实上，中国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前生育率已经开始大幅下降，而很多没有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同样有显著的下降。

所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中国生育率下降的唯一原因，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原因。现在放开了生育政策，中国未来的生育率不见得就会有显著增加，甚至还可能继续下降。

如何度量人口红利以及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究竟有多大，在学术界还有争议。让我们引用人口学家王丰教授的一段话：“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

这部分年轻劳动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末20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至25%。”王丰的这个结论似乎主要基于两项研究。

一个是他本人与梅森教授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抚养比的下降使得中国在1982-2000年间的人均GDP增长率多出1.3%，同期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年增长率是8.4%，即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5%。

另一个是由“人口红利”这个概念在中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蔡舫教授与他的合作者做的研究，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得出同一时期的人口红利相当于2.3%的人均GDP增长率，即有四分之一以上的中国经济增长是来自于人口红利的贡献。

学术界的研究普通读者不一定看得懂，但要知道，任何单篇论文的研究结果都不是真理，因为这些研究所用的假设、模型和数据都有很多值得推敲的地方。

例如，根据另外一个研究可以推算出，人口红利在1978-2008这三十年间只是使得中国人均GDP增长率多了0.4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二十分之一。

不管怎么说，即使承认人口红利给中国带来了额外的1.3%-2.3%的人均GDP增长率，我们还是远远不能解释中国增长之谜，毕竟，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要多出7%以上；而且，除了中国有人口红利，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同样也会有人口红利。

为了更好地理解人口红利的大小和作用，下面我们就通过表1来比较一下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均GDP（即GDP/人口总数）的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均GDP（即GDP/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和人口红利。

劳动年龄人口指的是年龄在15-64岁之间的人口。表中所谓的“直接人口红利”就等于人均GDP年增长率减去劳动年龄人均GDP增长率，其反映的是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超过总人口增长速度对人均GDP增长的直接效果，不包括因为被抚养人口的比例下降所带来的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以及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好处。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在1982-2012年间只是每年带来0.5%的额外的人均GDP增长率，与9.1%的人均GDP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更有意思的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并不高，具体说来，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欧洲和中亚地区发展中国家非常接近，只是略高于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甚至还低于中东和北非地区。虽然我们这里只计算了直接人口红利，没有包括间接人口红利，但是所有间接的人口红利都是以直接红利为基础和前提的。

有直接人口红利的发展中国家理论上也都可能有间接的人口红利，至于能否实现这个红利，则是人口以外的问题。所以，表1的数据极其清楚地说明人口红利根本无法解释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距——中国在1982-2012这三十年里的人均GDP年增长率比经济发展相对较快的南亚地区还高出5%，比其他发展中地区高出7.3%-8.8%。

除了中国以外，其他东亚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也享受到了一些人口红利，但其程度也同样远远不足以解释东亚增长之谜。表2-3转引自美国哈佛大学的两位学者的研究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在1965-1990年间，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独领风骚，人均GDP年均增长率（6.11%）不只是远远高于发达的欧州（2.83%）和北美（1.61%）——这可以用追赶效应来解释，更高过所有其他发展中地区，尤其是南亚（1.71%）、非洲（0.97%）和南美（0.85%）。

除了亚洲地区以外，非洲和拉美的经济增长在这二十五年里竟然是慢于欧美发达地区的！那么人口红利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各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差异呢？从表2中看，除了非洲地区可能是个例外，所有其他地区都存在一定的人口红利，因为这些地区的劳动人口的增长率超过了总人口的增长率。

东亚的地区的人口红利最多，东南亚次之。在这个意义上，人口红利确实能部分地解释东亚高速的经济增长。但是人口红利到处都有，东亚地区的人口红利最多只是比别的地区高出1%，但在人均GDP增长率上，东亚地区比增长缓慢的南亚、非洲和南美却高出4.4%-5.26%。结论很清楚，用人口红利是远远不能解释东亚与其他地区在经济增长速度上的巨大差别的。

数据来源：Table 7 in David E. Bloom and Jeffrey G. Williamson, Demographic Transitions and Economic Miracles in Emerging Asia,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2(3), 1998, 419-455。表中的经济活动人口（economically active population）是联合国国家核算体系中定义的劳动力供给，东亚地区只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韩国和新加坡。

退一步讲，就算是人口红利在中国经济增长乃至东亚经济增长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人口红利真那么重要，别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就不能通过人口红利来实现快速的经济增长呢？有人可能会说中国政府因为强势，可以推行一胎化政策，别的国家做不到。但我们已经看到，除了中国以外的其他东亚国家都没有推行过一胎化政策，为什么也有同样的人口红利呢？可见，人口政策的影响被大大高估了。

其实，人口学家只是想说人口红利是中国（以及东亚）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之一，并不是要用人口红利来完全解释中国（或者东亚）的经济增长。人口学家还想指出，人口红利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会变成人口负债，对经济增长会有负面影响。

不过，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如果人口红利有限，人口负债也不会太大。但是到了大众传媒，人口红利在过去的作用以及人口负债在将来可能的影响都被数倍地夸大了。

不久的将来中国将面临人口的老龄化，这个问题是发达国家已经在面对的。这些国家在人均GDP增长1%-2%的水平下也并没有出现由老龄化造成的危机局面。

很多人可能会说，人家已经富裕了，所以养得起老人，而中国是“未富先老”。但就算是“未富先老”也并不会对经济增长构成多大的挑战，因为中国只要还处在“未富”的发展阶段，就还有追赶的潜力，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较快（这是前面说的追赶效应），多出一个百分点的增长率就可以应对人口老化的问题。

其实，只有将中国的高速增长完全归因于人口红利，才会得出中国会因为人口过早老化而永远追赶不上发达国家的结论。“未富先老”也许会是二十年后的现实，但是不等于人口开始老化后就不会继续变富！

蔡舫教授本人就明确地指出，中国“未富先老”的缺口“主要应该依靠持续的经济增长来予以缩小，并最终得以消除”，而不是认为中国经济的增长会因为人口红利的消失而前景黯淡。

本文系朱天教授新书《中国增长之谜》的节选，作者赐观察者网独家发布，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微信号羽扇观经guanchacaijing，即将推出该书的抽奖赠书活动，敬请读者朋友们关注。羽扇观经，分享中国经济崛起背后的好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