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世界首次失去“灯塔”，中国需要重构社会科学

2008年，我与几位学者朋友豪饮聊天，大家都对中国和世界前途充满困惑。那一年，中国人对自己和世界的看法都发生了不小的改变：一是世界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坚挺的对比，让中国人感觉自己原来没那么差；二是对于中国人的奥运梦圆，西方人却表现出一肚子的敌意和怨气，让中国人对西方的看法更为清醒。

但这种改变却不符合一些知识分子的习惯思维，包括我自己。我们忽然间发现学来的那些西方理论，解释不了这个世界了。于是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理论错了，而是现实错了。

2008年之后的实践表明，摧毁启蒙运动成果的不是中国，而是西方文明自己。启蒙运动开启了反封建、反教会、反愚昧的斗争，指向人道、理性、平等、民主的进步方向。然而，号称启蒙精神继承者的西方国家在21世纪的作为，却几乎违背了所有这些方向：打着人道主义旗号的国际干预造成当代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欧洲当前的困境正是这场灾难的余波；不公正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结构激进了中东伊斯兰教极端化的反抗，导致近代以来的政治世俗化趋势正在发生扭转；新自由主义思潮占据话语霸权，进一步摧毁20世纪的战争、革命带来的平等趋势，世界和西方社会内部都发生难以逆转的贫富分化；没有经济平等，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也开始显露败相，所谓“民主”日益成为精英集团煽动民粹、俘获国家、垄断财富的工具。

这些具体问题固然各有其原因，但整个西方世界面对问题时观念的失语、领导力的缺乏和进步精神的枯竭，都指向一个深层症结——西方文明的知识范式已经开始失效。

世界首次失去“灯塔”

从启蒙运动直到21世纪初，世界的航向似乎总有灯塔，多数时候人们总是相信某种进步的观念可以引导世界变得更好。抱着这种乐观，人类历史进入一个各种意识形态相竞争的时代。然而到冷战结束，似乎自由民主的观念成了最后的“灯塔”。

然而，所谓“历史的终结”给自由民主主义者带来的观念自负，使他们只关注自己观念体系的自我复制，原本产生于复杂实践的理论被不断简化，最后变成如数学公理般简洁、如宗教教条般武断的几条公式。他们满足于自我欺骗，将特殊的、地方性的经验化妆成普遍性的真理，掩盖了历史的真相，同时又狂妄地试图用这些公式来重塑世界，最终遭到一系列尴尬败绩。随着自由民主被越来越多的人质疑，已经习惯于寻找灯塔的现代人却发现：并没有一种现成的替代品摆在那里。今天的局面，几乎是启蒙运动以来，世界第一次面临没有灯塔的困境。

可是不少知识分子囿于自己的知识和观念结构，仍然固执地用过时的知识来解释变动的世界。中国的实践不断遭受过时观念、成见、知识范式的挑战和怀疑，正是当前中国舆论界诸多荒唐现象的根源。这是典型的“以名害实”的现象，要解决它，需要从根子上重塑社会科学。

旧社会科学不是“科学”

现代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学和经济学，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科学”，而是意识形态。其主要特点是突出国家与社会的对立，刻意消除国家的地位，表现为一整套关于自由——自由贸易、自由财产、政治自由——的理念和话语。

先看经济学。过去几个世纪中，英美等发达国家都是在重商主义的保护下，遵循着一条与经济学理论所主张截然不同的道路发达起来的。资产阶级动用国家力量追求优势，从垄断中获得巨大利益。实际上它们的经济崛起都是得益于计划，包括政府、企业、国际机构的计划。但西方经济学却致力于建立自由市场的神话，完全无视市场从来都非中性。这显然是“过河拆桥”。

经济学理论用自然禀赋之类的话语来编织一套主流叙事，以掩盖现有的不公正的国际分工。从休谟著名的价格-铸币-流动机制、斯密“看不见的手”，到新凯恩主义的收入-铸币-流动机制，再到凯恩斯指出的金本位“游戏规则”，本质上都是西方国家已经获得优势地位后为保卫和论证这种优势地位而提出的“神话”。据经济学家施瓦茨研究，1800年，亚欧和北美的整体收入水平相当，最富国家人均收入是最穷国的两倍，到20世纪中叶，已经变成30倍。

再说政治学，比经济学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本原意义上，这个学科就是对国家的研究，始于国家，终于国家。然而二战之后，“国家”似成不祥之词，政治学者纷纷避之。在比较政治学中，国家被代之以“政治系统”；在国际关系学中，国家被代之以“行为体”。这一切都是为消解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塑造出一个有限、公共、功能性的国家神话。

然而，这种做法让政治学背离政治实践的基本常识。特别是在国际干预和民主推广政策中，西方国家完全违背自己真实的历史经验，给第三世界灌输了一种反国家的政治观念，结果带来大量的动荡、冲突，一些地区原本就稀缺的政治秩序被挥霍殆尽，且反过来把欧美国家自身拉进一场刚刚开始的噩梦。

新社会科学基于解构

由于这种意识形态性，西方社会科学几十年来未有实质进步。但仅仅是由于方法论和数学化等表面的繁荣，这种僵化停滞很晚才被发觉。

这种社会科学已完全不能满足我们认识、解释和指导中国实践的要求。在西方社会科学范式下，中国的现实常会显得不合逻辑，这极其不利于中国话语和真正科学知识的建构。

新社会科学的建立，首先需要系统性批判、解构西方社会科学；其次要跳出观念的遮挡，直接面对世界真相，以开放的心态来观察现实。那么如何面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方法遗产？

无疑，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发展在客观上为人类认识能力的进步奠定了基础。但是如同中世纪经院哲学奠定了现代实证科学的方法基础一样，客观结果并不能否定其主观上的局限。经院哲学家们的繁琐论证是为了证明虚幻的宗教，西方社会科学的繁琐方法也无非是为了掩盖其背离经验的真相。

因此，我们也要像启蒙运动对待经院哲学一样，在吸收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有意义遗产的同时，要有信心从根子上建立起新的知识范式。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范勇鹏，原文刊载于环球时报，观察者网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