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民粹主义对西方国家政治的冲击

一股民粹主义的浪潮正在西方国家泛滥。从欧洲到北美，民粹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势头冲击着西方各国现有的政治结构。如何顶住民粹主义的冲击正在成了西方统治精英的共同考虑。可以这样断言，在当今世界，各国政府在国家层面上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府如何对应和化解民粹主义的冲击。哪个国家能够对民粹主义浪潮因势利导，化民粹主义的摧毁性力量为建设性的动力，哪个国家就有可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取得竞争的优势。哪个国家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因循守旧或无所作为不思改革，哪个国家就有可能被民粹主义的浪潮冲垮而陷于动荡之中。

一、民粹主义在欧美泛滥

民粹主义并没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它可以用大众反对精英的名义和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结合。所以，民粹主义在现实中的表现要比一般学界中人理解的要宽泛得多。民粹主义既可以把右翼的政治主张当做根本诉求，也可以把左翼的政治主张当做根本诉求，既可以跟草根主义相结合，也可以跟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相结合。但无论是以何种政治主张为内涵的民粹主义，以平民大众的名义反对当下的统治集团和既有的国家体制；以本土主义的名义挑战中央政府；以民族主义的名义反对和排斥其它族裔；是民粹主义常见的三种表现形式。

从2015年到2016年夏天，各种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开始逼近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主流政治。在欧洲大陆，具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在各国攻城掠地，匈牙利、丹麦、芬兰、葡萄牙、希腊、瑞士、德国和法国，具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政党相继在政治舞台上获得举足轻重的力量。但这一波新民粹主义出现在在资本主义最强大、传统精英力量最深厚的英国和美国，具有历史性的指标意义。

2016年6月英国举行的“脱欧公投”标志着英国社会的分裂和政治板块的重组。从公投前的舆论分野和公投后的结果看，英国平民大众与精英阶层的选择泾渭分明。大企业家，金融家、科技专家、知识精英和倾向于大资本的政治家坚决反对英国退出欧盟，而中下层的草根大众则坚决主张退出欧盟。从受教育程度看，在大学毕业生中，约有70%支持留欧，而在只持有普通中等教育证书的人群中，有68%支持脱欧。英国的媒体更是立场分明。精英媒体如《金融时报》、《泰晤士报》、《卫报》、《经济学人》与以中下层读者为主的《太阳报》、《每日邮报》在脱欧问题上的立场针锋相对。

在政治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是，在这次“脱欧公投”中，过去的政治对手，以劳工大众代言人自居的工党领袖科尔宾与代表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的保守党人联手阻击主张脱离欧盟的草根大众。这次政治力量的重组标志着英国社会长达一百多年的左翼费边社会主义与右翼保守主义的政治冲突开始让位于草根大众的平民主义与英国精英集团的冲突。左和右的冲突已经不再是英国政治的主轴，精英与大众，本土利益与普世价值之间的冲突正在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2016年的大选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右翼民粹的特朗普与左翼民粹的桑德斯声势浩大。特朗普以右翼民粹主义的口号在共和党内击败传统的政治精英而获得提名。民主党的桑德斯虽然败给希拉里，但桑德斯在民主党内的巨大人气令人印象深刻。尽管桑德斯有鲜明的“民主社会主义”色彩，但桑德斯的主要支持者并非完全是支持桑德斯的左翼政治主张，很多人支持桑德斯主要是基于对精英集团的愤怒。在民主党内有超过40% 的桑德斯支持者声称，如果桑德斯败选，他们会把把票投给具有强烈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无论这种说法在投票之日是否会兑现，至少是反映出相当多的选民对民粹主义的热衷。2016年美国大选在历史上或许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各派政治力量的分化和重组说明传统的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之争已经逐渐让位于平民主义与精英主义之争。

桑德斯和特朗普

二、民粹主义在西方兴起的原因

欧美的民粹主义思潮并非始于今日，但为何这股潮流近年在西方来越来猛烈？总体上看，有这样几个原因：

第一，冷战结束后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反弹。最近这一波民粹主义实际上发端于冷战结束后的上个世纪90年代。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以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相对立，两个阵营的国家都因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凝聚在统治精英周围，社会呈现出很强的一体化倾向。而冷战结束之后，欧洲各国由于强敌不再而凝聚力逐渐消退，国内各种矛盾开始凸显，极端民族主义开始蔓延。巴尔干半岛的种族仇杀、西方各国出现的独立运动等都是冷战结束后本土主义和民族主义反弹的结果。

第二，全球化导致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变化和劳工大众对资本的愤怒。冷战结束后，以北美和欧洲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迅速席卷全球，欧美发达国家也利用全球化牢牢的控制了世界绝大部分的资源和财富。但资本虽无国界，劳工却有祖国，全球化既给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精英带来了巨大财富，也给西方发达国家劳工大众的就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国家的中端技术行业转移到海外，大量技术工人向下滑入低端行业，造成劳工市场的供求关系失衡。目前西方劳动力市场的高端人才供应不足，而低端劳动力供过于求。尤为严重的是，大量低技能的海外移民涌入欧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市场的急剧变化使得西方国家的本土劳工既对本国的精英权贵强烈不满，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迅速滋生。

第三，西方自由派宣扬的“普世价值”正在瓦解由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结构。按照西方普世价值的教条，既然人权高于主权，既然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是超越民族和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大众流向发达国家是天经地义，被看成是体现了西方国家在制度上的优越性。西方宣扬“普世价值”的自由派为了政治正确，很难坚决拒绝发展中国家的新移民和难民的大量涌入。在美国，每年大量增加的拉丁裔移民正在改变社会的族裔结构。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在2012年的预计，到2024年，欧洲裔白人在美国的人口占比将首次小于50%，美国的拉丁化趋势将会越来越明显。在欧洲，大量的中东难民和非洲前殖民地国家的底层民众涌向欧盟各国寻求更好的生活，给欧洲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的就业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这些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催生了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

美国每年不断涌入的新移民正在改变该国的族裔结构。

第四，资本主义全球化带来的贫富悬殊。毫无疑问，西方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但这个受益者主要是西方国家中的大资本，对于西方国家大多数中下层劳工阶层来说，全球化意味着工作机会减少，实际工资降低，生活水平下降。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2016年7月发布的美国大公司主管薪酬报告显示，2015年美国大公司主管平均薪酬达到1550万美元，这种收入是公司雇员平均薪酬的275倍。根据《福布斯》杂志，美国400名金字塔顶端最富有人的财富总和超过了金字塔底端7000万个美国家庭，相当于1.94亿美国人的财富总和。

第五，社交媒体的兴起给这一波新民粹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近代以来，西方的媒体舆论一直被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谓“政治正确”所主导，一般草根大众很难在舆论平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但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过去碎片化的草根阶层通过社交媒体联合起来，一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政治不正确”的声音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强有力的表达，传统媒体的“政治正确”受到严重挑战。在今年的美国总统竞选和英国的“脱欧公投”中可以清楚看到社交媒体正在深刻改变传统的政治生态。

民粹主义并非一种新的社会思潮，19世纪的俄国、北美，二十世纪的欧洲、亚洲、南美都出现过强大的底层大众反对精英权贵的民粹主义浪潮，这一波新民粹主义的特点在于跟资本的全球化和人员流动全球化紧密相连。由于这个新的时代背景，西方反对贫富分化的左翼政治力量和排外反移民的右翼政治力量开始合流，都聚集在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大旗下，西方从近代以来形成的民族国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动摇。

三、西方国家的精英统治及其致命弱点

西方从古到今实行的都是把平民大众踩在脚下的精英统治。从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度到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西方社会实行的是以血缘等级为基础的精英统治。近代以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西方社会中个人的流动性和自主性导致了近代平民主义产生，这种平民主义最终引发了英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到了19世纪，由资本主义催生的个人主义开始在政治上要求平等的权利，一人一票的选举构成了对西方精英统治的第一波冲击。

从政治层面看，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跟西方的精英统治在本质上是冲突的。西方国家近代经过了几百年的转型，终于在二十世纪中叶把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纳入了精英统治的社会框架。为了防止一人一票的普遍选举瓦解传统的精英统治，西方社会的统治精英构筑了四道“防火墙”，专门防范平民政治的出现。

第一，划分资本与政治的势力范围，确立资本对社会的绝对统治。资本主义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需要自由流动的劳动力，而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理所当然地会要求自己的政治权利，平民大众的觉醒和成长是难以避免的历史趋势。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精英统治，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在自由市场中天然地筛选出资本精英来统治社会。所以，尽可能扩张资本的活动空间，压缩政治的势力范围，让资本凌驾于政治之上，自由凌驾于平等之上是资本主义在制度上的应有之义，也是西方统治精英对平民主义的釜底抽薪，是防止平民大众崛起的最重要一道防火墙。

在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中，权力结构呈现出一种自上而下的形式，企业的所有者或获得授权的经营者拥有原初的权力并处于权力的顶端，是一种典型的精英统治。而由于私人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居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所以私权力对公权力也呈现出压倒性的优势。这样一来，即使是社会实现了一人一票，民众选举出来的政治官员不仅不能僭越出政治的藩篱，对资本精英在社会生活中的强力统治无能为力，即使在政治领域也不得不受资本的控制。

第二，在范围极为有限的政治领域中再设立第二道防止平民大众通过选举进入统治集团的防火墙——两官分途。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西方国家先后建立起以考试录取，终身雇佣的精英文官制度。由于两官分途的实行，即使是所有成年公民都有了普选权，民众可以选举出的政治官员在整个政治构架中也只占极小一部分，绝大部分的政府官员都是属于考试录取，终身雇佣的文官。所以，在西方国家，虽然民众能够一人一票选举出政治官员，但社会中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事实上掌握官僚体系中的绝大部分权力枢纽。

第三，用政治捐款的形式在选举中设立第三道防火墙。多党制的政治捐款实际上是用金钱来筛选政治精英，起着把平民大众从选举中过滤出去的作用。竞选活动耗资不菲，只有那些受大额捐款人青睐的候选人，才有可能筹到充足经费，打赢激烈的选战。因此，政治捐款机制基本能保证当选者在政策上倾向于精英阶层。

2010年，美国最高法院通过判决，裁定政治捐款是言论自由的表达，企业、利益集团等组织，只要不直接把钱给候选人，即可通过“超级政治委员会”无限制地募集、使用资金支持候选人的选举。最高法院这项判决的实质是，通过各种不设限额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的精英阶层可以无限制花钱助选，由此抵消草根阶层的影响，来保护美国的精英主义体制。

第四，资本精英通过垄断媒体在舆论场上筛选角逐政治官员的人选，这是西方统治精英为了防止平民大众参政的第四道防火墙。由于私人资本和知识精英在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占统治地位，西方的主流媒体事实上都被资本精英和知识精英所垄断，成为筛选政治精英的另一道过滤机制，竭力防止草根大众进入政治竞选的圈子。

特朗普与支持者在一起

所以，尽管西方国家实行的普遍选举天然地与西方国家的精英统治相冲突，但由于构筑了上述四道防范平民大众进入统治精英圈内的防火墙，西方的精英统治仍然能够维持到今天。只要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资本对政治的统治就不会变，资本对人才的筛选就不会变，西方的精英统治就可以得以维系，这是到目前为止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统治在本质上就是一种反大众的精英统治。

不过，当前这波新民粹主义的兴起正在改变对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资本精英统治社会的结构，西方国家过去用来防范平民大众的四道防火墙开始变得不那么有效。本来，西方国家精英集团用来防范平民大众的防火墙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统治精英对底层社会大众的防范，属于阶级压迫的范畴，西方国家对于这种阶级防范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但是，目前西方社会的阶级问题、贫富问题已经跟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移民和难民问题交织在一起时，问题就变得非常复杂，原有的阶级防范、阶级压迫的方式很难再有效。

当前，西方国家存在的最大问题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平民大众的抗争，不再是像过去那样孤立存在，而是跟族裔间的利益冲突、宗教派别间的价值冲突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当这些不同的矛盾和冲突交织在一起，一种新的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应运而生，西方国家过去用来来防范平民大众的四道防火墙逐渐失去效用。因为，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新民粹主义，冲击的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或政治制度，而是冲击了资本主义国家最根本的基础——民族国家。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看，没有资本主义，西方国家就无法走出封建主义的政治藩篱，无法瓦解打破血缘等级制度。正是资本主义的兴起催生了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催生了近代民族国家。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瓦解民族国家的基础。由于资本竞争和逐利的天然本性，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存在着依赖低端劳工输入和制造业转移的问题。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掠夺殖民地和使用黑奴，到今天依靠廉价的外来劳工，资本主义事实上是在不断地改变国家的族裔结构，制造民族国家的掘墓人。当资本主导的劳动力流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一个国家的族裔结构和宗教结构时，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必然会以民粹主义的形式爆发出来，这种有强烈种族主义色彩的民粹主义将会对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构成巨大威胁。

毫无疑问，这种具有种族主义色彩的新民粹主义并不会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新社会，西方各国也不至于在短期内被这一波民粹主义所摧毁。但是，这一波新民粹主义的浪潮确有可能把西方各国推入一个新的衰落期，社会将长期处于贫富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精英与大众的矛盾的煎熬之中。这是在21世纪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特点。人们将会看到，资本主义不仅会孕育出瓦解自身的政治力量，同时还会孕育出瓦解民族国家的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朝未来看，资本主义的灭亡可能不会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预见那样，可以经过阶级革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西方社会未来走向的更大可能是，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进程中催生出各种不同的异己和敌对力量，贫富矛盾、阶级矛盾、种族矛盾、宗教矛盾交织在一起，统治精英与平民大众彻底分裂。西方几百年来建立的文明模式，包括民族国家模式和国际秩序都将陷入混乱和动荡之中。

综上所述，近年来西方国家出现的种族主义、平民主义和本土主义是资本全球化和和“普世价值”催生出来的。西方统治精英构筑的防范本国平民大众的“防火墙”并不能有效抵抗这一波把阶级利益诉求与族裔利益诉求纠合在一起的新民粹主义。西方社会的政治板块正在分化和重组，传统的左与右、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分歧和矛盾已经不是当前西方政治的主轴，精英与大众的分歧和冲突日渐激烈，社会呈现撕裂状态。西方上层社会的权贵精英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西方下层社会的草根大众也无法再像过去那样生活下去。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和政治正确的教条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改变，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有可能提前退出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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