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这群缅甸媒体人，说出的中国会好吗

【昂山素季近日访华，很多媒体渲染中缅关系渐入佳境，中缅“胞波”友谊长存。但是，在中缅官方友好会晤往来的背后，中缅媒体之间交流互动存在的一些问题却很少被提及。缅甸社会中某部分群体对中国存在一些误读，甚至夹带着一些“疑华”、“反华”情绪。缅甸民众对中国的认识需要一次格式化和升级，中缅友好关系的构建离不开良好的舆论传播机制。】

基于2015年4月与2016年8月的两次调查，笔者就缅甸涉华事务与当地知识分子和底层民众通过“现场咨询对话”方式进行了讨论。笔者也采访了包括媒体人在内的多位缅甸人士，包括仰光使领馆区的“白领”、民盟的环境立法国会议员、民盟中执委秘书长、地方政治精英、民间环保人士、华人民间团体，同时还前往当地民间宗教聚会场所进行考察，并研究山地社会、矿山和沿海经济体，因此看到一个正处于变异期的缅甸媒体生态。

随着政权“民主转身”和“百日维新大考”，缅甸在信息传播方面的局势变得日益复杂，各种派系势力争斗加剧，理解和沟通中缅关系需要借助更综合、更高效率的跨国传播模式。

缅甸内部知识界和舆论的“疑华”倾向

缅甸国内一度因为封闭、媒体审查和西方制裁，造成了相对的媒体颓势，但是由于2010年以来逐渐放松媒体管制，缅甸拥有了相当活跃和发达的意见表达机制。再加上电子资费的下降和手机运营供应商逐渐多元和低价化，缅甸社会直接从信息1.0跨越到信息2.0，造就了一个表面繁荣的信息传播市场。

根据笔者2010-2012年对泰国北部边境缅甸难民的观察，长期的军政府报禁时代，造成一种现实的文化挤出效应——将大批活跃、有影响力、有创造力的缅甸人驱除出去，进而造成大批缅甸知识分子通过和西方社会互动，来获得表达自己观点的机会，有些甚至直接在泰国、挪威、美国建立自己的传播基地，现有舆论市场的多个强媒体都是有海外势力支持，不断设计缅甸对华议题和各种军事、发展、民族和解议题。

随着缅甸的柔性管理和社会治理策略转变，这些缅甸流亡人士将加速流动进入缅甸，从而对现实产生强烈的挑战效果——不仅针对缅甸国内，也将极大影响中国的海外利益。这些活跃的海外缅甸知识分子将进入缅甸的文化、艺术、政治、生态场域，这些群体通常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主流知识分子带有偏见和看法，他们会用长期流亡、革命、造反方式积累的社区动员经验和传播能力来改造缅甸社会。

这些长期受压制，但现在势力抬头的缅甸社会运动主体除了常规的知识分子、学者、非政府组织，还有缅甸独特的“橙色僧团”。这些僧侣在媒体界、学术界、政治界、海外传播等方面拥有独特的话题属性和社会动员能力，更为关键的是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他们都有强大的“舆论领袖”号召力。在缅语中，“造反”这个词的意思，其实就是将和尚化缘的钵颠倒翻转过来。可以想像，对于中国在缅甸的海外传播事业来说，这意味着未来工作的严峻态势——缅甸内部知识界和舆论的“疑华”、缅甸外部的“反华”，中国知识界对此准备不足，对缅甸僧侣知识分子的研究尤显不足。同时，缅甸和中国对日本侵略亚洲历史的核心态度不同，也造成了中缅媒体和民间社交媒体难有共同语言。

缅甸的“橙色僧团”

缅甸媒体人如何看中国？

华人虽然在缅甸分布广泛，特别是在缅北社会，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文化气质上的“下云南”社会（缅甸人称呼缅北地区为“上缅甸”）。但是，从现实来讲，中国在缅甸基本象征了一种和军政府类似的文化群体，很多“反华”的举动和情绪，与其说是就事论事的“反华”，不如说是民众一遇到军政府就反感的“恨乌及乌”的效果。

现在，很多中国人开始知道，在缅甸话里，经常用来称呼“中国”、“中国人”、“中国菜”的词汇并不是“China”或“Chinese”，而是“德莠”（发音），这与缅甸词——奸诈之人发音极其接近。缅甸公民与中国大陆百姓缺乏大规模、长时段的民间互动，但他们可以通过中国企业的项目、中国海外侨民的做派，去“虚构”一个中国。

在访问仰光媒体集团负责人吴哥哥时，他提到影响缅甸的现实国际媒体场域，仍然以发达国家英、美、日为主，客观来说中国的英文报道在缅甸基没有市场。只要有西方媒体的报道作为选择，本地媒体一般不会关注中国的英文报道。

吴哥哥还提到，中国媒体因为没有和政府进行任何有效的（代表公信力）区分，形成客观的政府代言人身份，它们在材料选择、报道口径、写作方式、语言特征角度，都有浓厚的宣传口吻和强势，因此并不受缅甸媒体人青睐。所以，一旦中国企业和公民在缅甸有事，中国媒体一旦有话说，都容易当作负面和不客观的报道数据。

另外，中国媒体的海外传播没有注意到缅甸媒体市场受众的变化，因为瞬间拥有多种丰富的外界媒体渠道和终端，缅甸受众可以获得海量的传播信息，因此缅甸的受众在接受国际媒体报道时，基本上是没有耐心的，很多报道即使写得很好，大家也只看标题。手机媒体阅读已经成为缅甸年青人接触资讯的主要渠道，尤其是通过Facebook。

缅甸街上低头刷手机的年轻人

这样一来，对于中国的海外传播来说，除了注重内容、深度之外，还要强化对形式、媒介形态、表述方式的研究，同时要利用各种缅甸受众极为关注的事件和话题人物。

在缅甸调查期间，我每天都会和研究助手、当地的朋友查看当地报摊和茶店的报纸热销情况，有哪些报道为当地人关注。一段时间下来，发现中国的学术界、媒体界对于缅甸社会的标识性人物、事件的陌生和无知程度令人吃惊，同时因为语言的隔膜，中国媒体基本上难以传达缅甸真实的文化语境和社会舆论情况。

缅甸的报摊以缅文和英文为主，西方媒体杂志比较常见

对于昂山将军的“彬龙协定”、“麦克马洪线”、昂山家族与日本的关系、缅甸知识分子的类型、中缅油气管道民间抵制的严重性、果敢战事的象征性和内在意义、中缅大量跨境民族的互动细节、日本和美国在缅甸的影响力和民间口碑等等议题，中国知识界基本缺乏高质量、多元、多面向、建设性的讨论。

怎么让缅甸更好地认识中国？

在缅甸国家级展馆（相当于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关于缅甸国际拓展的成就展示，里面呈现了缅甸与多个国家的合作与友好会见展示，然而在中国的单元，只有一个中国人出现，居然只是徐才厚。在缅甸，外国媒体的报道力、研究力、影响力整体超过中国，出现这样的报道无疑是对中国的重大误读。

在东盟内部，据笔者在越南、泰国、缅甸、新加坡等地的调查，东盟的传播和宣传已经进入了幼儿园、媒体、文化场馆、标志性政治场所，可以看出这些传播上的共识，不仅是一种意向达成，而是一种自发而现实的传播行动。

对比之下，中国的海外政治和传播战略尚停留在“通稿式”国家立场宣传模式，它可以明确标示中国的国家立场和国际姿态，但难以形成与对象国文化、语言、事件、项目的软性衔接点，难以向缅甸社会传递一个变动、活跃、多元的现实中国。单纯依靠国际电台、央视国际新闻和海外频道的传播途径，只能影响在海外旅游思乡的中国游客，而非当地的文化保有者。

缅甸媒体人认为，昂山素季已经访问中国，中国应该利用改革时机，广泛设计民生有关的投资项目，纠正以往与军政府时期官僚化互动的模式，邀请缅甸社会各界知识分子和媒体人物访华，形成一次缅甸社会对中国认识的格式化和更新。

  “缅甸现在就是在各国眼里的一个美女，谁都想追求，但是总是靠给钱的方式，基本上不可能获得缅甸的民意好感。”吴哥哥说。

中国媒体不能只是单调地就“政治转型”、“民族冲突”、“民族和解”等关键词报道缅甸局势。应该适当超越缅甸局部纷争和域畛域之见，利用中国改革和发展先行的经验和体会，增加有利于缅甸和中国双边乃至多变的新议题，诸如改善生计、妇女权益、毒品控制、疾病控制预防、生态风险防控、环境退化、文化多样性保护、族群发展权、跨国信息流动等民生议题。

在中国资本走出去的同时要将项目民生化并于本土文化融合，把城市现代化、海港城市体、能源枢纽、缅甸智慧城市、缅甸族群文化现代性的多种要求考虑在内，在保护当地文化身份和多样性的基础上进行设计和建设。做好项目区块、生活区块、外来文化区块、文化过度区块的合理衔接和过渡，进而创造新的中国对外传播模式。

在项目国际传播方面，例如同样是建设缅北的光纤通道，从中国方面可以说成“光纤丝路”，以切合丝绸之路的政治话语，但是在缅甸方面应该阐释成缅北信息高速公路，甚至是利用缅甸民间常用的黄金（Shwe）概念，翻译成缅甸信息黄金通道（Super Highway and Worldwide E-border/corridor）。

在和民盟中执委秘书长吴温腾（U Win Htein）对话时，他还提到培养青年中缅知识共同体的重要性：中国应该积极邀请缅甸中青年记者来中国进行对话和访问，增加彼此的兴趣和信任，培养新一代的知华派。同时，几乎所有受访老媒体人和政治头人都提到中国建国早期的国际主义、利他主义、理想主义的思维模式和现实做法仍具有相当口碑，中国需要从物质化、实利化、短平快的对外模式中有所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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