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晖：当非洲遇见社会主义（中）

［昨日，观察者网刊出《当非洲遇上社会主义（上）》，点击标题可阅读。］

四、国家与社会主义

非洲是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尝试社会主义道路的，因此分析非洲的社会主义必须首先理解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一些基本特点。民族国家的形式本是欧洲的产物，随着殖民扩张带到了非洲。五十年代末西方势力开始撤离，却为非洲留下了现代民族国家这个主权形式。现在的非洲各个国家基本是继承1884年德国柏林会议用直线圈出来的版图，因此它是殖民的产物。也因此，非洲民族国家形式的天然缺陷既是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根源，也形成其特点和局限性。

在柏林会议上，14个欧洲列强按照自己利益切分了非洲，史称“瓜分非洲”的会议。其中英国和法国各获得非洲三分之一土地的占有权，而最大的受益者则是比利时，它将拥有丰富资源的刚果收入囊中。欧洲切分非洲的方式不完全是按照国家利益切分的。反而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平衡当时在非洲的私人企业、商人、军人和传教士的地盘利益。至于非洲人怎么想，一点没在他们脑子里。其结果是，拥有共同语言和信仰的族群被拆散，村落甚至家庭被一分为二，从此可谓天南地北，生生被一条人为的国界线分隔。如果分界两端恰巧被不同的国家殖民，若干年后，这个分裂的族群将因分别说不同的欧洲语言而无法交流（Brockway1963:10）。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半个世纪之后，昔日的瓜分者一夜之间变成了非洲民族国家的制造商，四十多个国家短短几年从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独立，像从流水在线生产出来的一样。这些国家基本没有通过激烈的战争获得独立，而是英、法改变了策略，决定和这些地方的民族主义者合作，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一旦将来抵抗运动兴起，反殖民战争爆发，便可让社会主义国家趁虚而入，使非洲面临大面积赤化的危险（vanDerVeen2004:28）。英、法在这方面是比葡萄牙有远见的。**果然，以和平方式独立的国家对前宗主国保留了相当的好感，尤其是西化的知识分子们，血管里流淌的已经是欧洲文化的血液了。**塞内加尔总统桑戈尔就经常表示以能把握法国文化为荣。由于不是通过革命建国，无论是民间动员的力量、党的革命彻底性、干部的培养、人才的储备等都不足以让新的国家可以完全脱离欧洲而发展。相反，当西方把一套完整的行政体系和经济体系交给新独立的政府时，政府除了利用现有的殖民系统，几乎很难立刻有新的作为。连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也不敢拒绝送给你的民族国家形式，从而大胆妄为地另辟蹊径，重新以传统的文化共同体来设计更为合理的非洲国家形式。

非洲独立进程图

**于是，新的非洲国家不得不有如下特点：第一，革命党与群众的脱离。**只有通过战争，一个政党才能认识到群众的力量和依靠群众的重要性，这个政党才会掌握发动群众的方法，党的发展才能真正扎根基层。但是非洲大多数国家的政党的能力展现在和西方殖民者谈判方面，他们往往充当的是调停殖民者和人民利益的角色，而这种能力正是殖民教育的目的。西方长期在非洲的殖民教育就是培养一个少数倾西方的知识精英群体，替西方管理非洲。管理独立后非洲国家的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是这种前殖民角色的延续，因此这种政党很难代表农民和工人的利益。肯尼亚（Kenya）的肯尼亚塔（Jomo Kenyatta）政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肯尼亚塔执政后，对茅茅运动（Mau Mau Uprising）采取高压政策，否定茅茅运动的正当性。而茅茅是最底层民众组织的反英的农民革命。茅茅的政治要求是与肯尼亚非洲民族联盟（KANU）的利益相悖的。这种党一旦执政，就迅速出现使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的现象，并形成新的贵族阶层。

第二，没有革命的洗礼，没有经过共同的战斗，各种分散的族群和宗族就没有达到应有的团结。殖民者本来就刻意制造族群之间的摩擦，这样便利于转嫁殖民地与殖民者之间的矛盾。和平建国因此没有完成必要的团结任务，这样，国家就缺乏必要的凝聚力。尼日利亚六十年代末因发现了石油而引起约鲁巴族（Yoruba）和伊博族（Igbo）的残酷内战就是一个例子。非洲五十多个国家，只有少数属于单一民族国家：索马里（Somalia）、博茨瓦纳（Botswana）、布隆迪（Burundi）、莱索托（Lesotho）和斯威士兰（Swaziland）等。索马里内战主要是宗族矛盾造成。而更多的国家冲突则发生在不同族群之间。西方留下的「烂摊子」确实给独立后的治理提出了巨大挑战。

第三，独立后的非洲摆脱不了对西方的依赖，当然依赖的程度视不同国家而有差异。法国在非洲独立后对非洲的控制要高于英国。法国殖民地只有几内亚（Républiquede Guinée）要求完全的独立，并和法国政府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法国立刻将所有的专家从几内亚撤走，这样法国留下的行政和经济部门便基本陷于瘫痪，因为几内亚没有现成的人才接管这些机构。法国还把所有资金从几内亚撤走，使几内亚经济处于极度困难之境地。杀鸡骇猴，其他法属殖民地没有一个愿意采取几内亚的做法，而是和法国修好。和法国关系保持最好的是科特迪瓦，独立后科特迪瓦在经济领域依然聘用法国人做高官。它的总统菲力克斯．乌弗埃．博瓦尼（FélixHouphou? t-Boigny）就因为忠于法国，所以大位无忧，无需担心政变，一直执政到1993年。塞内加尔致力于帮助法国建立「法联邦」，其历届总统夫人，除了现任的，都是白人。英国则对殖民地更加苛刻，它主要采取间接管理的方式，让殖民政府在本地建立酋长制度，让酋长做地方行政长官。更有甚者，在东非、南部非洲和中非的英属地，最初的地方管理机构不是由英国政府设立的，而是在这些地区的英国公司设立的，英国商人等于先于英国政府在非洲建立了一套管理和税收机制。吉登斯（Giddens 1991）确实是对的，他在勾勒现代性生成所依赖的四个机制时，特意将西方国家和西方资本主义分开来，它们各司其职，不能一概而论，而资本主义才是推动西方扩张的根本动力。西方进入非洲采取了三步骤：宗教、贸易和管理。而当西方撤出去时，这三样东西基本都留了下来。

殖民者在非洲

**西方留给非洲的经济体系一直是剥削非洲的重要工具，它是为了欧洲市场的需要而建的，和非洲人民的生活无关。**欧洲需要非洲两样东西：矿产和经济作物。为了开掘矿产和运输矿产的方便，有矿的地区便有道路，有了工人，有了移民，有了集市，最后发展出了城市，南非约翰内斯堡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农业则是像咖啡、糖、棕榈油、茶叶、蜡、橡胶、可可等农产品才可为农场主盈利。于是，在合适的地区，殖民者往往不考虑本地需要什么农作物，而大肆种植经济作物，造成对当地环境和社会的极大破坏。比如西非冈比亚（The Gambia）共和国，殖民之前种植多种农作物，殖民开始后，被迫种植单一具有经济效益的花生，使得该地区人民健康状况极度恶化（de Castro 1957:215）。非洲独立国家面临迅速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和农业的任务，但如果要获取外币，就必须生产经济作物出口，这样造成发展本国经济体系的困难。同时，英国留下的政府管理体系如税收，很快就被新政府利用，成为一些政客敛取民财的通道（van Der Veen2004:57）。造成非洲政府腐败的原因不能都归结为国际援助，而有更复杂的原因（Moyo2010）。其中殖民的政治、经济体系是方便政府贪污的一个工具。

**总之，新独立的非洲国家从一开始实际是继续沿着西方传授的发展道路发展，这迅速造成了有增长无发展的怪圈，因而，一些国家开始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独立后的非洲继续受西方的控制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在经济政策方面，信奉西方盛极一时的“发展理论”，努力发展工业、打造消费社会。这种做法是西方极愿意看到的，因为这样做，非洲需要西方的市场，西方可以继续享受在非洲的经济利益。同时，发展旅游业和消费社会也有利于欧洲奢侈品的出口以及方便欧洲人来非洲旅游。这样做，非洲的政治精英也乐意，他们等于很轻松地变成了西方的代理商，个人利益得到极大满足。唯一无法从中获利的是农民和工人，非洲的国民经济增长和少数阶级财富迅速集聚的现象便同时发生。

**因此，战后几乎所有的国家所追求的政治目标是：发展生产力并防止剥削的出现。这是非洲国家普遍的政治理想。但这种政治理想显然在非洲的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无法完成的。**这是因为：第一，事实证明，只要发展就会出现贫富差别，这个矛盾无法避免。第二，只要发展就需要资金，非洲这么穷的地方，资金要么从社会主义阵营出，要么从西方政府或私人企业出，要么向国际组织借贷。非洲的情况是，非洲所需要的钱只能从方方面面来才够用，这使得非洲无法彻底消除私有制，反而形成高度混合的社会：从原始农耕渔牧业到现代工业的各种生产方式应有尽有；各种性质的企业从国企、私营到民企并存。即使最激进的坦桑尼亚也没有完全取缔私人企业。非洲社会主义。非洲独立后，西方学术界开始流行所谓“发展理论”，即将西方的经济发展道路看为普世方式，让发展中国家学习。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学者开始指出非洲“有增长却无发展的怪圈”，于是，“依附理论”代替了之前的“发展理论”。“依附理论”主要代表人物为：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瓦特．罗德尼（Walter Rodney）、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人。“发展理论”主要代表为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他的The stages of economicgrowth: Anon-communist manifesto（1991）一书极有影响。

萨米尔．阿明

华尔特．惠特曼

国家于是形成了自己的经济理念，即允许有不同性质的各种企业存在，但需保证这些企业服务于国家计划经济的目标和需要。

关于六十年代开始的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每个国家都不一样，都有认真研究的必要。但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道路则是两个极端。前者完全是打着社会主义之名发展资本主义，后者则是真诚地搞社会主义。它们的成功与失败都有着某种必然性。我们下面做两个个案研究：肯尼亚的社会主义基本沿袭殖民者留下的经济体系来从事社会主义发展，这个体系以发展贸易、旅游业、和城市为主，而忽略农村和农民的利益；坦桑尼亚则相反，其思路主要是建立一套自给自足的农业体制，将农村的发展优先于城市，将农民的利益置于其他阶级利益之上，改组党，让党代表农民阶级，并意欲在很大程度上脱离对欧洲市场的依赖。

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是比邻的东非国家，老天却是那么不公正，让自然资源都集中到了肯尼亚，而坦桑则一贫如洗，除了务农，别无资源可以利用。在起跑在线，坦桑已经落后于肯尼亚了。正是这两个国家分别在1967年和1965年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实施的结果是，肯尼亚总统肯尼亚塔成为肯尼亚最大的地主，而坦桑总统尼雷尔则成为声誉不次于曼德拉的圣徒。

1965年肯尼亚颁发《非洲社会主义及其在肯尼亚规划中的应用》（African socialism and its application to planning in Kenya）的施政纲领，里面强调遵循社会主义的总体原则，即在发展中要防止阶级的出现。然而，实际证明，这与其说是肯尼亚执政党的信仰不如说是口头说辞。因为具体的条文显示，肯尼亚的社会主义深受费边主义的影响，是一种典型的精英社会主义。它的核心理念是保护私有财产，宣扬个人致富论；给工会制定的任务不是维护工人的权益而是阻止工人罢工等破坏生产的行为，要培养工人敬岗敬业的精神；在经济发展上要求优先发展旅游业以获得外币收入，以此来带动基础设施的建设，并稳定服务业价格。

发展服务业的另一个好处是形成国有企业和个体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模式。这个经济发展蓝图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建立在中国在社会主义时期已经建成了的、完善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和已取得的基础建设的巨大成就上的。而没有这些积累的肯尼亚所设想的发展只能是建立在对西方的依赖上面。

1978因为国际石油价格升高，肯尼亚出口减少，肯尼亚一下子失去了发展资金，发展随之停顿。一位学者对肯尼亚实行的非洲社会主义的评价是：「肯尼亚的非洲社会主义不但没有防止和消除阶级分化，反而是促使其生成。肯尼亚鼓励个人对财富占有的本能而不是倡导传统社会里的集体价值观。未来理想社会是有产者的社会，他们由个体创业者、商人和农民组成。

另外，这个社会强调个人消费和积累。个人主义而不是集体主义是未来社会的基础（Mohiddin 1981:79）。尼雷尔的变革则完全不同。尼雷尔接手的坦桑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他于是把国家的发展中心放在农村改造上。他驳斥党内同志对外国资金的迷恋，提出要建立维持型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而改变过去为西方服务的经济体系。他将土地国有，建立国家银行和国家商会，当这些都完成后，他开始实施著名的《阿鲁莎宣言》（Arusha Declaration），其核心是建立农村社会主义。这是一项异常宏伟的计画，他设想要建立8,200多个社会主义新村，让坦桑农民离开固有家园搬进这些新村。这些新村围绕着公路和水利资源而建，这样解决了传统坦桑农民散居的局面，便于从事现代农业生产。

这种过于大胆的计画一开始遇到农民的抵抗，所以尼雷尔不得不改变说服教育的政策，而调动军队强行搬迁。可以说，尼雷尔为日后坦桑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尼雷尔社会主义经济政策由于不鼓励个人致富，所以对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没有调动。坦桑的工人在1967年工作时间是每天七个半小时，一周上五天半的班。农民则更是懒散（Nyerere 1968:30）。尼雷尔除了在道德上进行一番说教，要国民勤勉工作，为国家做贡献，但因为缺乏激励机制，而总体是失败的。

坦桑的农民在殖民时期并没有受到残酷剥削，多少个世纪都处于封闭的田园生活状态，因此即使进入了社会主义，也没有焕发出多余的劳动热情。1977年，尼雷尔不得不承认自己改革的失败，承认这十年的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并没有令民生得到显著改善（Nyerere 1977）。这主要是因为坦桑拒绝进入国际资本主义市场，所以拿不到发展经费，这样，坦桑只能极度依赖社会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家如荷兰和北欧的贷款和资助。

然而，社会主义改造在另些方面却取得了为世界所公认的成就。1980年代联合国观察员认为，坦桑的医疗和教育水平在非洲名列前茅：1970年代坦桑实现了全国义务教育，1967年农村医疗站只有42家，1978年则增加到181个，另外有610个托儿所和儿童医疗站，农村医疗救护十年之内增加百分之二百，医疗服务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11除了这些成就，尼雷尔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泛非主义者。

桑尼巴尔岛（Zanzibar）当时处于半独立状态，其政治受到激进的马克思主义影响，是尼雷尔最终敞开胸怀接纳了它，最终形成现在的坦桑国家。他支持莫桑比克、安哥拉的反殖斗争，为他们培训干部和训练军队；为了支持津巴布韦（Zimbabwe）的独立斗争，他主张修建坦赞铁路，以打通赞比亚（Zambia）和外面联系的经济通道；他出兵乌干达颠覆阿明（Idi Amin）政权。

这些泛非主义理想为他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他在党内民主建设方面亦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在其施政纲领《阿鲁沙宣言》里，明确要求自己的党员不许在私有企业兼职，不许介入任何经济活动以获得私人好处，这使得当时许多党员经济受到不少损失。但因为尼雷尔个人魅力的感召，大家还是很有热情地和他一起干社会主义。尽管理念不同，西方却尊重尼雷尔诚实的人格，他的国家还是不断接到国外资本的援助。尼雷尔是真诚信仰社会主义，作为基督徒，他显然将社会主义看成是伟大的圣经的世俗版。

五.“非洲社会主义”释义

**非洲社会主义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非洲社会主义”阶段和“科学社会主义”（又称“马克思—列宁式社会主义”阶段）。**前者主要发生在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旬，后者则主要出现在七十年代。奉行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有贝宁、刚果布、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安哥拉、佛得角（Cape Verde）和莫桑比克（Repúblicade Mo?ambique）等，这些不是前法国殖民地便是前葡萄牙殖民地（其中刚果布是比利时殖民地，说法语），没有一个英属殖民地奉行科学社会主义，其中一个原因是，法共和葡萄牙共产党比英共要强大得多，他们和殖民地知识分子关系密切。萨特和法侬的合作与友谊就是一个经典例子。葡萄牙共产党更是直接参与到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反殖斗争里面。埃塞俄比亚稍有不同，它在二战时短暂地被意大利占领，因此受到意共的一些影响。而相比较，由于英共影响力不足，英属殖民地发展出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更多接受英国工党传统和工党所奉行的费边主义；费边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倡导在资本主义体系内的缓慢变革以提高工人的生活境况，鼓吹国家对重要工业部门的控制，推广教育，发展民主，这些思想对第三世界政治家不无影响，印度尼赫鲁就是费边主义信徒。许多非洲领袖也是如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理解“非洲社会主义”实践与后来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个主要区别。

**在六十年代盛行的“非洲社会主义”具有鲜明的费边主义特征是不难理解的。**正如前面所说，非洲新国家的政治精英并不出自无产阶级政党，在这种条件下，“非洲社会主义者”不可能信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但另一方面，新的国家无不国力微弱，本国阶级没有出现巨大分化，经济命脉把握在国外大公司手上，从殖民者手里收回大面积土地、包括国家资源、财富重新分配等工作都要求国家的介入，所以，“非洲社会主义者”不可能迷信市场，采取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相反，当时的人们迷信“计划经济”，对“计划”两字奉若神明，相信国家的未来发展的好坏关键看计划。但由于在经济上非洲又需要依赖西方的投资和市场，所以也不可能彻底奉行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实际上，在非洲每个国家都缺乏一套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的情况下，让非洲完全脱离西方市场是不可想象的，这也就是造成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政治上的摇摆的原因，加纳总统恩克鲁玛就是一个例子。很长时间，恩克鲁玛由于无法确信能否获得苏联的援助，其国际政策不断在西方和东方，在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泛非主义之间摇摆。另外，因为传统的非洲社会缺乏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要素：占有性个人主义、产权概念、土地私有、市场、剩余价值生产、消费文化、技术创新，新政府想要让非洲人民一夜之间具有这些东西几无可能。

**更重要的是，非洲所受殖民的伤痛恰恰就是拜资本主义的所赐，这点受上百年殖民的非洲人最为清楚。**因此，让非洲新政府一下子走资本主义道路，在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在他们眼里，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一回事，本质是一种人剥削人的制度，因此，“防止剥削的现象在新非洲重演”被视为解放和独立的要义。“非洲马克思主义”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自由主义，其核心在于它以“人本主义”立本。赞比亚卡翁达（Kaunda 1976:PartI）就是以“人本主义”概念来解释自己的“非洲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归根结底，“非洲社会主义”是基于对非洲社会的历史和现状的一个判断而作出的对未来的一个规划。这个根本判断就是，非洲过去不是一个阶级社会，于是相应的规划就是，未来非洲也不应该成为一个阶级社会。我们于是可以将“非洲社会主义”主要特点归结如下：在政治上实行“非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民主；在政党建设上实行“非无产阶级政党”的大众党形式的一党制；在经济上实行计划经济，但未杜绝私有企业发展；在文化上，将基督教的“爱”和人的尊严与非洲传统的集体主义相结合。

极具特色的非洲社会主义

鼓吹和阐释“非洲社会主义”原则的理论家是一群“国父”：桑戈尔、尼雷尔、恩克鲁玛、卡翁达等人。既然是政治家，其理论思考总是难以避免地要和当时的政治需求结合在一起，但这不妨碍他们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具有一致性。通过梳理他们的思想，我们想强调，“非洲社会主义”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最重要的特征：第一，它不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理论之上的社会矛盾论，相反，它是一种要避免矛盾出现的社会发展理论；第二，正因为它的核心是追求社会的“和谐”与“团结”，反对以阶级斗争的方式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它必然成为一种伦理学，而不是经济学，更不是政治学。在伦理学层面上，非洲传统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产生了共鸣，这使得“非洲社会主义”不再是一种外来的理论，通向“非洲社会主义”的道路于是成为重要的“回心与抵抗”双重之路。下面就此两点分别做出进一步解释：

**第一，他们认同社会主义是源于非洲政治家必须找到一个超越“民族主义”话语的价值体系的需要。**非洲的国家由于是西方给设计出来的，也可以说是Made in Europe，它“人造”气味太浓，因此，创建民族国家的认同是非洲政治家首要任务。为此，需要完成社会上的三大整合和认同：阿拉伯人和班图（Bantu）黑人跨文化和跨种族的认同；黑人内部不同族群的认同；从过去的“乡土”认同到抽象的国家认同。而社会主义则被认为是可以完成这种种认同转化的意识形态。所以尼雷尔说：“社会主义不是惠及黑人、棕色人、白人和黄种人的制度。社会主义的目的是服务于人，而不管他具有什么样颜色、高矮、体形、技能、能力等。”因此，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成为社会主义者，只要他愿意服务人类。这样，社会主义代表着一套价值体系，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就是对这套价值体系的认同。

这套价值体系超越泛非主义和泛阿拉伯主义，而是如桑戈尔说的，它是“泛人道主义”（Senghor1964:80）。尼雷尔说：“不接受人类平等的概念，就不是社会主义”（Nyerere1968:39）。这样，“非洲马克思主义者”就找到了超越传统认同的认同可能，即，非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真正凝聚力是认同共同的普遍价值。这套价值的核心是“人的平等”、“社会的和谐”、“消除剥削”、“为共同体工作”，即建造一个公平、平等的人类社会，一个非政治的社会。

尼雷尔将坦桑尼亚的社会主义定义为“延展的家庭”：“非洲社会主义的基础和目的是延展的家庭。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不将某个阶级的人看成自己的兄弟姐妹，而将另一个阶级的人看成自己的敌人。他不和兄弟结盟而消灭非兄弟。相反，他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自己的兄弟，是他的大家庭的一份子。我相信人类兄弟和非洲团结”（Nyerere1968:11-12）。

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与毛主席会面

桑戈尔在1948年即已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这个问题。在1959年正式成立非洲联邦党成立大会所做的报告中，再次阐发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明确指出，前期马克思主义思考的中心是人而不是制度（资本主义），反对异化和获得人的自由与尊严才是马克思主义奋斗的目标。非洲民族国家只有在引入“人道主义”这个核心价值观之后才能完成不同族群不同文化的融合，才能形成不同于传统非洲部落结构的新的国家（Senghor1964:26-38）。恩克鲁玛更是以马克思的“压迫”和“剥削”来阐释“异化”之根源。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压迫，殖民主义则是一个种族对其他种族的压迫，非洲的自由和解放就必须推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以形成没有压迫的社会共同体。

从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非洲政治家都愿意称自己为社会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的原因了。桑戈尔说，现代民族是人造的共同体，它是当代世界中的个人重新得以团结的最新形式，它本身打破了非洲的传统的“祖国”（fatherland）这个概念，而要求获得跨语言、跨种族、跨宗教和跨文明的的团结（Senghor1964:84）。

资本主义的国家是个人的“集合”体，非洲的国家是个人的团结体（Senghor1964:93-94）。恩克鲁玛则面临着在自己国家里解决穆斯林和班图黑人的融合问题，所以，恩克鲁玛说：“为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我们需要新的和谐，它来自于传统的非洲、伊斯兰的非洲和欧洲基督徒的非洲的相互和平共处上。这种和谐与传统非洲人道主义精神是吻合的。我们不再是旧的社会，而是深受伊斯兰和欧洲文明影响的新社会。因此我们需要新的意识形态。这个新的意识形态当然要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但也不能背离非洲传统人文主义原则。”

桑戈尔则致力于将马里（Mali）和塞内加尔统一为一个国家，并将所有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统一于“法联邦”。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桑戈尔尽管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原则作为民族国家的核心理念，但在政体形式上却要走“第三条道路”（Senghor1964:46），即不同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和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他将之称为民主社会主义道路。这使他回到了鲁索的“集体意志”这个概念来，这个集体意志通过大众党来实现。

塞内加尔国父：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

第二，独立后的非洲处处涌动着三种精神：独立性、独创性和个性，他们确实不想简单照搬东方或西方的制度，而要在学习的过程中处处打上自己的烙印。而这么做就必然会将自己的过去浪漫化。“社会主义”本来就是非洲古已有之的东西，这是“非洲社会主义者”普遍的信仰。这个信仰的基础是对自己历史的一个基本看法：非洲社会没有剥削，没有阶级分化，因此没有西方文艺复兴后出现的个人的概念。个人、家庭和共同体之间形成的是紧密和有机的整体。非洲社会主义的理想因此就是再次按照非洲人的理想来生活。整个“非洲社会主义”话语和核心价值：民主、平等、公正─都是建立在这种强大的回心式的对自我传统的重估上面的。

尼雷尔说：“在部落社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贫富和这个部落的贫富状况相关。如果部落繁荣了，部落中的每个人都跟着繁荣。坦桑尼亚今天是个贫困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低得让人羞耻。但是，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挑战来努力工作，我们就会造福于我们的社会，坦桑尼亚就会富足。这种富足也会为全体人民所共享”（Nyerere1968:9）。

尼雷尔将这种共同致富的理想贯穿到他的经济改革上，才有了随后对坦桑尼亚农村实行的翻天覆地的改造。他建立的社会主义新村名为“乌加马村”（Ujamaa），斯瓦希里语（Swahili）就是“家庭所有”。他说：“非洲社会主义的根基和目标就是延展家庭。所以，我用家庭所有来描述我们的社会主义。”他因此提出，农业发展是国家发展的基础。他要求优先发展农村而不是城市，将国家的财力转移到每个农村的发展来。

他特别根据坦桑的历史经验说，真正让社会发展的不是钱而是人。这样，他等于按照坦桑传统的生产方式融入国家财力的支持来探索发展坦桑现代化的道路。他明确提出，社会和国家发展的目的是人。桑戈尔在许多方面和尼雷尔相似，比如他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的双重标准：经济标准和文化标准，或者用中国的概念，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进步的标准。他明显的顾虑是，国家不能只搞经济建设而忽略人文价值的再造。他为全党提出的问题是：“如果只是生活条件改善了，但文化并没有进步，这种发展有什么用？”

但由于桑戈尔是法国文化哺育出来的非洲知识分子，而尼雷尔接受的是英国教育。所以，关于人的概念，尼雷尔少了文化和精神那层含义，强调的只是平等和民主。桑戈尔则不一样，他明确提出了现代非洲人的应有的精神维度，那就是爱。尼雷尔以实用主义的方式提出“国／家”一体论，国即每个人的大家；而桑戈尔则借用法国心理学，提出法律保护普遍和抽象的自我，爱促成独特和个性的自我。

桑戈尔和尼雷尔都是天主教信徒。桑戈尔的“爱”明显是基督教的观念，而非非洲原始的伦理概念。我们需要看到，“非洲马克思主义”信徒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基督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尼日利亚天主教神父比德．欧诺哈（Onuoha1965）就曾根据天主教义撰写了《非洲社会主义原则》（The elementsof African socialism）一书。

六.「科学社会主义」运动

**非洲国家走向社会主义有三种方式：和平过渡、政变和武装革命。**法属和英属殖民地和平立国后，大部分国家要么宣称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么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通过政变进入社会主义的国家有：贝宁、索马里、马达加斯加、布基纳法索、利比亚、埃塞俄比亚和埃及等；通过武装革命进入的有安哥拉、莫桑比克、圣多美及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和后来的津巴布韦与纳米比亚。

独立后非洲政局动荡不安，这既是因为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内部矛盾重重，又因为受外部不同的国际势力的干预，因此内战、饥馑和政变频仍。在这个大背景下，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建设必然无法顺利进行。实际上，非洲社会主义是在西方干预和苏联并不看好的情况下步履艰难地发展起来的，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以后，西方乐于看到的情况终于发生：不少社会主义政权开始和苏联与中国交恶，更多的因国内内乱而垮掉。

1961年，几内亚驱逐苏联大使；紧接着布隆迪于1965年驱逐中国大使；1961年，西方合谋杀死刚果金亲共领袖卢蒙巴（Patrice Lumumba），成功阻止刚果金步入社会主义阵营；1965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阿尔及利亚总统本．贝拉（Ahmed Ben Bella）政权被政变推翻；1966年恩库鲁玛也因国内军队哗变而有国难回；1969年，马里总统凯塔（Modibo Keita）也因国内军事政变下台；1971年苏丹总统差点被本国共产党杀死，因此改变亲苏政策，宣布放弃社会主义制度；1972年，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驱逐成千名苏联军事专家，中断和苏联的军事合作关系。可以说，到了七十年代中旬，随着桑戈尔明显采取亲西方的政策并警告共产主义对非洲的威胁，非洲社会主义道路陷入低潮。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新的更激荡的高潮却悄然兴起，这主要发生在尚未独立的葡萄牙殖民地的地区。

葡萄牙的殖民统治比之英法更加残酷。二战后，葡萄牙已沦落为二流国家，国内经济不振，使其对殖民地国家的剥削加剧，同时在国内实行专制统治，立天主教为国教，取缔共产党的合法性，逆世界潮流而动，拒绝像英法那样给殖民地国家独立权。其结果就是，它的殖民地国家几内亚比绍、佛得角、安哥拉、莫桑比克的民族主义者必须采取武装革命来谋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这些地方的反殖民斗争又得到葡萄牙共产党的支持，最终，葡萄牙于1974年发生康乃馨政变，独裁政府被推翻，1975年，新葡萄牙政府允许其殖民地国家独立。可以说，没有十余年激烈的反殖民武装斗争，就没有葡萄牙国内的集权统治的终结，没有葡萄牙内部的革命的发生，也就没有殖民地反殖民斗争的胜利。这或许是殖民史上第一次由被压迫的白人和被殖民的黑人共同联合而取得的反殖民斗争的胜利。

在这个斗争中，各国诞生了许多杰出的左翼革命家。其中领导几内亚比绍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Amilcar Cabral）是非洲公认的继法侬之后最伟大的革命家和理论家，可惜他于1974年被杀害，但是他的农民革命的理论、关于非洲社会结构和历史论述、游击战战术以及政党建制的思想，从根本上取代了“非洲社会主义”理论，在正值非洲社会主义低潮的时候，为西方左翼知识界和非洲社会主义者放弃马克思人道主义而转向无产阶级革命论开辟了理论和实践的道路。

领导几内亚比绍殖民斗争的阿米尔卡．卡布拉尔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西马”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变为批判理论而在西方学术界大行其道的时候，以《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为核心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则远赴非洲，直接参与到尼日利亚、坦桑尼亚、莫桑比克、安哥拉和几内亚比绍的社会主义实践，要么具体分析非洲新殖民时期的社会结构，要么直接参与反抗斗争。正是这批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带到了非洲研究领域，第一次将独立后非洲发展的问题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呈现出来。萨米尔．阿明、瓦特．罗德尼、杰克．古蒂（Jack Goody）、约翰．索尔（John Saul）、巴兹尔．戴维森（Basil Davidson）、沃伦斯坦（Immanuel Wallterstein）、考林．利斯（Colin Leys）、伊萨．席福基（Issa Shivji）等知名学者都是在这个时期进入他们思想活动的高峰。1977年出版的《非洲社会研究：一个激进读本》（Africa social studies:A radical reader）是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非洲研究的重要学术结集（GutkindandWaterman1977），本书文章按六个问题分类，这六个问题大部分都是卡布拉尔提出来的。因此本书其中一个编辑皮特．瓦特曼（Peter Waterman）明确指出，此书是献给三年前就义的卡布拉尔。

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第一，它是非洲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民反帝反封的斗争。农民革命在五十年代的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和英属殖民地肯尼亚都发生过，但随后，大规模的农民革命却由于英法放弃殖民统治而长时间停顿，这次随着葡萄牙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和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而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第二，它激烈地改变了苏联对于非洲的政策。1974年，苏联出兵安哥拉，标志着共产主义阵营对非洲革命的实质性介入（Valenta1980）。第三，独立后的国家开始成立无产阶级政党，以改变前期非洲社会主义革命缺乏先锋党领导的不彻底性。第四，当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非洲的马克思—列宁政党继续激进地实践着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莫桑比克革命后的首都马普托

下面以莫桑比克的革命为例，简要地回溯一下这段激动人心的却最终失败的社会主义实践。莫桑比克是拥有丰富矿藏和1700公里海岸线的非洲国家。从葡萄牙殖民者开始进入莫桑比克到最终统治它的五百年历史中，葡萄牙声称要带给莫桑比克的文明，结果带来的却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文盲率和为葡萄牙市场服务的经济体系。那些识字人所受的教育大多不超过小学三、四年级的水平。莫桑比克主要是农业国家，葡萄牙从莫桑比克剥削的也主要是农产品，而非工业产品，可剥削的方式是密集型的低等手工劳动。

在二战后，英法殖民地普遍引入现代农业工具以提高生产力，但在莫桑比克的种植园和白人农场，依然采用密集劳动和延长劳动时间的原始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1944年，七十九万人（全国劳力之三分之一）被迫在白人农场和种植园从事棉花种植，每天早五晚五工作12个小时，歇工后就在田边露宿。这种残酷剥削导致了农民反抗殖民统治的积极性。

莫桑比克的南北发展极度不平衡。这是由于全球资本主义市场造成的。南部比邻南非，南非多矿业，需要大批廉价矿工，所以许多莫桑比克南部的男性劳力便去南非工作，土地则留给女人看管。莫桑比克的经济不是一个统一体，北部以原始农业为主，也没有什么现代化城市，革命之前，南北如同两个国家。由于葡萄牙残酷的殖民统治，莫桑比克基本没有形成社会阶级分化，中产阶级几乎没有，更不用说大地主了，同时，莫桑比克从来不发愁缺乏土地，但是由于没有现代耕种工具，许多土地无法开发，这是莫桑比克和中国农村不同的地方。

莫桑比克的独立运动发生在六十年代，不同的独立运动组织最后合并成莫桑比克解放阵线。这个阵线以坦桑尼亚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慢慢占领了北方的三个地方，立住了脚跟，建立了抵抗根据地。在葡萄牙宣布放弃殖民统治之前，双方一直以这种方式对峙着。打下了根据地，解放阵线立刻做两件事，第一是普及教育，第二是进行农业合作化生产。普及教育的急迫性在于，如果农民不接受基本的识字、算账这方面的教育，合作社根本开展不下去，因为各种收入计算、生产规划等都需要一定的知识。同时，提高农民的思想觉悟、认识战争的意义也需要通过教育来解决。开展合作化生产的目的是，合作化的收入可用于反殖民战争。这两项政策都带有相当激进的色彩。解放阵线所推广的教育以宣扬马克思主义理念为主，辅以实用的生产技能知识，这和本地区天主教教会所实施的教育内容大相径庭。解放阵线认为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专家，而是培养革命者，为打赢战争服务。同样，生产合作社的创办打破了部落农业生产方式，引入了集体劳动这个新的生产方式。在教育和农村生产改革上，解放阵线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但此时，革命阵营内部开始分化，一种意见以独立为终极目标，但不想改变现有的经济体制，另一派以当时领导人爱德华多．蒙德拉内（Eduardo Mondlane）为代表，要求改变现存殖民体系，将莫桑比克带入社会主义制度。党的分歧在第二次党代会得到解决，解放阵线确立了社会主义路线。

1969年，蒙德拉内被暗杀，临死前完成《为莫桑比克而战》（The struggle forMozambique）的重要党史著作，详细介绍了莫桑比克民族主义起源、解放阵线缔造过程和最初的解放运动，同时也揭示了党内的斗争以及解放阵线如何从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向社会主义政党过渡的过程。蒙德拉内在临死前的一次演讲中说：

**我现在确信解放阵线有了较过去更清晰的政治路线。过去我们团结一致的地方是对殖民统治的愤怒和摧毁旧的殖民体系、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的信念。**但是什么样的新秩序呢？其组织是什么样子？无人知道。不，有些人知道，但只是朦胧的概念，或是在斗争中形成的意识。然而过去的六年是我们思想发生质变的时期，我现在可以说，解放阵线比过去更是一个社会主义、革命和进步的政党。我们正越来越向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为何如此？因为莫桑比克的生活条件和我们的敌人都不允许我们有别的选择（Saul1985:61）

第二次党代会标志着解放阵线明确了社会主义斗争的方向，第三次党代会（1978年）则正式确立党的性质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莫桑比克于1975年独立，也就是说，独立后三年，解放阵线才最终完成由大众党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转变。这是非洲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普遍情况，几乎没有一个天下是由无产阶级政党打下来的，倒是打下来之后，一些政党不愿意丢掉保证革命胜利强大的依靠，即农民和工人阶级，因而为了保护他们的利益，开始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遏制小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出现，这些政党便转变成无产阶级政党。莫桑比克和安哥拉就是如此。

发生这种转变最极端的例子是埃塞俄比亚。埃塞俄比亚在非洲的特殊在于：它有数千年的文明，有自己的文字，近代没有被西方殖民过。埃塞俄比亚在历史长河中形成了完整的封建土地制度，最上有皇权，皇帝下面有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再下面有地主阶层和农民；也就是说，埃塞俄比亚是少有的明显进入封建制度的、出现阶级分化的非洲国家（Lefort1981）。

埃塞俄比亚的国王海尔塞拉西（Haile Selassie）在非洲享有崇高的声望；国王本人和毛泽东友谊也不错，他于1971年10月5号访华，而毛泽东在“九一三”林彪事件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宾就是塞拉西国王。就是这么一位国王在1974年9月2日早上八点被一辆白色大众轿车接走，随后军方向世界宣布起义成功，从此结束了埃塞俄比亚的阿比西尼亚帝国的统治，埃塞俄比亚几乎在一夜之间毫无征兆的变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它也是唯一一个从封建社会通过军人政变进入社会主义的非洲国家。军方成立的“军队协调委员会”为过渡时期的权力机构，由一百多名军人在这个委员会共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他们大多对马克思主义了解不深，只是起义后，政治才越来越激进。

如同马瑞娜和戴维．奥特维所描写的，在1974年世界上最激进的政治理想是西方议会民主形式，但到了1976年，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科学社会主义”（Ottaway and Ottaway1978:Ch1）。1975年，所有土地国有，这么快的变革速度令苏联专家感到怀疑。不过苏联还是派了许多专家来讲授马克思主义，为“军队协调委员会”培养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后来苏联干脆同意新埃塞俄比亚宪法可以照搬苏联宪法。1976年，“军队协调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治国依据，在国内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提高教育、重新分配财富、农民参政议政意识的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海尔塞拉西的战士

加入埃塞俄比亚的例子是要说明，“科学社会主义”是七十年代中期非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这个时期的非洲社会主义者目睹了“非洲社会主义”的失败，因此转向更激进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非洲社会主义”奉行的不结盟原则，投向社会主义阵营。

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亚都和苏联签订了友好条约。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重要的理论家卢齐欧．劳拉（Lucio Lara）在接受南非共产党采访时，在谈到过去的非洲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时说：“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只承认有一种社会主义，那就是科学社会主义。经验告诉我们，过去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修辞没有把我们引向正确的社会主义道路。旧殖民的要素和新殖民主义都在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他们假借社会主义之名搞资本主义之实”（South African Communist Party[SACP]1978:33）。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总统默罕默德．西亚德．巴雷（Mohammed Siad Barre）在1976年说：「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叫索马里社会主义，也不是非洲社会主义或者伊斯兰社会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World Mxist Review1976:71）。而就在十年前，尼雷尔还拒绝接受“科学社会主义”的提法，他说：“我认为，凡认为有所谓纯粹的社会主义，它的配方已经被人类知晓，那就是对人的智力的侮辱”（Nyerere1968:77）。

在非洲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科学社会主义者和非洲社会主义者都以对对方的否定来形成自我理论的论述。两者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但核心还是对非洲社会内部有无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否是非洲社会内部发展的动力的分歧。“科学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阶级问题敏感过度。坦桑尼亚知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伊萨．席福基（Shivji1974）是去年北大主办的世界马克思主义大会唯一邀请的两位非洲学者之一，我对他非常敬佩，但他在1974年写的著作《在坦桑尼亚悄悄发生的阶级斗争》（The silent class strugglein Tanzania），受绝对公平论的影响，竭力指出在尼雷尔领导的乌加马社会主义新村运动里面出现的贫富差别，不能不让人觉得这种高度斗争哲学的危害性。

**莫桑比克从大众党转向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过程必然要清党，使解放阵线明显减肥并精英化，**这个过程等于人为树立了对立面；同时剥夺酋长的土地并采取镇压的做法，后来整个内战的爆发就是南非和罗德西亚白人政权扶持了从监狱里跑出的一个酋长，组成了反政府军。这场内战紧紧拖住了解放阵线的手脚，使得以前建立起来的教育和经济方面的成就都化为乌有。在农业上，解放阵线推行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场无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得社会主义经济一蹶不振。在文化上，解放阵线推行激进的移风易俗运动，将传统文化视为反动文化，比如强行破除少女的成年礼，引起社会不满。反政府军恰恰是利用传统文化而争取了民众的支持。

总之，在如下几个方面，“科学社会主义者”区别于“非洲社会主义者”：第一，他们是阶级论的坚决拥护者，相信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社会中的各种文化、族群、阶级的冲突，而“非洲社会主义者”更重视社会的和谐；第二，否定非洲传统文化的价值，努力创建一种革命的文化；第三，变多数党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使党纯洁和精英化，但同时也失去多数党扎根于非洲现实的一个关键特性，即多数党重视的是不同族群的代表性，而非阶级的代表性，这使得多数党对种族的冲突可以更好管控（Hyden2006:Ch3）；第四，抛弃费边改良主义，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第五，大众党大多采取说服教育来推行政策的执行，而无产阶级政党多采取强制执行方式；第六，放弃了不结盟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