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逸：46家外企抗议《网络安全法》，但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更重要

【7月初，我国《网络安全法》二审草案通过全国人大审议并完成公开征求意见，中国首部网络安全法有望顺利出台。在这临门一脚之际，46家外企联合致函施压中方，认为《网络安全法》增加了贸易壁垒，强烈要求依据国际贸易法规修正新网络安全法。观察者网采访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沈逸，对外企的此次行为作出解读。以下为访谈文字整理。】

观察者网：美国和欧洲之前相继出台了维护网络安全的条例或法规，并没有引起太大争议。为什么中国的《网络安全法》会让外企这么警觉？

**沈逸：**外企之所以集体抗议，是出于他们的某些担心。因为《网络完全法》里使用了一些词，比如说“安全可控”。对于外企来说，他们首先关注的是这部法律会不会在市场上对其构成进入壁垒？既然法律上已经讲了“安全可控”，那么“安全可控”的定义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国产的才叫“安全可控”？最近有一些院士的发言，说了不太恰当的话。老外就以这个为理由，要求你澄清。

他们认为讲究“安全”是可以的，但这里需要协商。这里的协商是指，要对国家以什么样的方式保障“安全”进行协商。如果是所有的东西都用自己生产的来确保安全，或者在产品、品牌上做一些管控，而在规则设计上又不太巧妙，那么这种粗糙的程序是不太会被外企接受的。

总之，他们担心的第一个是产品进入的问题。第二，老外认为数据本地化管控，会导致商业成本提升。第三，他们始终疑虑，自己交给中国政府的数据，会不会被交到他的对手手里，导致不公平的商业竞争。

观察者网：我们应该怎样回应这样的抗议？

**沈逸：**这次抗议的规模比较大，但基本上还是要从技术和操作层面进行回应。

从老外的角度来说，也可以把这件事理解为是这些企业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已经形成心理定势，他们不愿意改变。不过从全球来看，国家政府强化网络数据管控、让它在安全的标准下运行是一种趋势。现在出现这种博弈，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观察者网：这些外企的抗议会阻碍《网络安全法》的出台吗？

**沈逸：**至于会不会阻碍立法的通过。说实话，中国的市场放在这里，如果我们自己真的愿意通过法律，该怎么通过就会怎么通过。无非是在执行的时候要用好的方式方法保证实施。从这个方面看这次抗议，现在来势汹汹，目的是漫天要价，我们当然可以坐地还钱。

观察者网：另外，有网友质疑这部法律是打着“反恐”、“网络安全”的幌子进行舆论监督。对于这样的观点，您怎么看？

**沈逸：**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国家安全、个人隐私、商业利益这三者，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当涉及到国家的生存时，不论是商业发展、言论自由还是个人隐私，都不能损害国家安全。这个边界是很清楚。

所以网友的说法是有问题的。你想拥有在网上用言论挑战国家安全的自由，同时还要求法律保护这种自由？这两者是矛盾的。因为你根本不承认法律来源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还反过头来要求自己被保护。这样的质疑存在基本逻辑错误，不足为惧。

观察者网：撇除外部的因素，未来《网络安全法》的实施要注意什么？

**沈逸：**我们自己真正的问题，首先，是在出台这部法律的时候要搞清楚什么是保障中国国家网络安全的正确方式。第二，中国国家网络安全真正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容忍、习惯、适应，开放的、自由的、有一定弹性的网络安全。在这个环境下去实现国家的生存，这是这部法律实施过程中的一个大前提。如果你希望通过法律把互联网管到没有网络之前的状态，这肯定是实现不了的。

老外们用这种方式施压，当然是想引起中国的注意，他们有很多的商业利益在里面。而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更多的是方式、方法和观念上的问题。

但现在观念上的问题并不存在于最高战略决策层，而是存在于部门层面。是部门领导、部门利益的问题。一些部门和某些院士有着过于紧密的商业联系的利益纽带，让原先不那么复杂的公共政策变得比较复杂。

相比老外的抗议，怎样梳理和摆平我们自己内部各个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避免不当利益对国家利益的损害，尤其是不当的利益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做一些事情，从而带来一些损害。这方面我们要下很大的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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