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非洲领导人说，想加速复制中国经验

当西方一些舆论热衷于“中国崩溃论”，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却对“中国道路”兴趣正浓，尤其是近年来的非洲国家，正在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等各个领域加速复制中国的发展经验。近期，笔者受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与环球网主办的“网络名人环球行”之邀赴非洲调研，走访了多个重大工程，还出席了“中非公共外交论坛”与“中非媒体智库研讨会”两场重要会议，与二十多个非洲国家的精英与民众交谈。这是笔者第三次访问非洲，结合前两次赴非体会，深度感受到非洲急切希望国家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意愿。在很多非洲人看来，中国经验是推动非洲崛起最应倚重的思想源泉。

“中国经验”，非洲官员最愿意求教

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是个印度洋海滨城市，该国外交部等内阁部门、各国大使馆沿岸而建。在这条风景秀丽却又稍显破旧的海滨街上走访几个机构，笔者不只一次听说，中国驻坦大使吕友清已被坦桑尼亚朝野视为最有影响力的当地外国官员，美国、日本和德国等驻坦大使也不得不服气，连坦桑尼亚总统专机都可借给吕用于中国公务。

2015年，业务覆盖非洲44国的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发布了一份各国在坦桑尼亚影响力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哪一个国家对坦桑尼亚最具影响力”这一单选题时，名列榜首的是中国，占40%；第二是美国，占31%；第三是南非，占6%。另据美国皮尤调查2014年显示，77%坦桑尼亚人对中国存有好感。

有人怀疑中国到底使用了多少“金元”进行外交，事实上吕友清的秘诀是“中国发展经验”的知识输出。他透露，无论坦桑尼亚反对党，还是内阁各部门与各地行政主官，都会频繁登门请教中国治理经验，而有过地方官经验的吕正清“知无不言”、“倾囊相赠”，正好助推了中国在坦桑的影响力与国家魅力。

8月9日，坦桑总理马贾利瓦就视察中资东奥服装厂，不仅与同在服装厂调研的笔者关爱有加，一握手就说“你好”、“欢迎”的中文来打招呼。在服装厂，他发表了热情洋溢地以“复制中国发展模式”为主题的重要讲话。他把这个服装厂定义为“全国示范意义”的项目，“希望（坦桑尼亚）滨海区、莫洛戈罗区、伊琳加区、恩琼贝区、姆贝亚区和宋武区等能在第二个五年发展计划的框架下，启动各自区域内坦赞铁路沿线的经济特区的发展计划和工业战略的实施计划。”很明显，“五年计划”、“坦赞铁路”、“经济特区”等都是中国特色的政策用语。

坦桑尼亚中资服装品牌代工厂

这个东奥服装厂始建于2012年，总投资约1600万美元，过去三年多，已把1500位坦桑平民培训成为服装技术工人，在未来两年内，还将增加到6000坦桑人受训。该厂总经理来自中国南方的省份，他透露，全厂无论是设备车间，还是管理机制，全部都从国内照搬过来，非常管用，且由于人工成本的下降，服装厂的投资收益比国内高出了20－30%。

在达累斯萨拉姆中资基鲁瓦钢铁厂，笔者同样看到了中国产能的吸引力。一个仅几百工人的钢铁厂，总理与不少政府高官频繁来访，送政策上门，批更大地皮，给税收优惠，希望把中国长期以来“产能带动当地经济增长”的模式也能在坦桑尼亚奏效。在达市百余公里外的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几位重庆来的农业专家已援非七年，以中国杂交水稻技术将当地稻田亩产量提高了近3倍。一位坦桑尼亚农户不辞400公里之遥，颠簸了近两天的泥泞路来中心领取到了一套背式农药喷壶的援助，嘴上连说：“真是太好啦！中国农业技术太好啦！”

据驻非洲某大国的中国资深外交官介绍，该国总统多次向他请教中国共产党是如何搞党建的？是怎样让人民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实现发展的？是怎样提升人员素质的？该国还将大量执政党中央和地方官员送到中国来培训，向中国学习如何反腐、如何治国理政。今年7月，该国一半的内阁成员都在中国访问或学习。“有智慧、有远见、真正对国家人民负责的非洲精英们都在思考国家道路怎么走的大问题。中国几十年来的巨大发展事实震撼了他们，成为他们学习的标杆。”这位外交官说。

在肯尼亚，东非最大港口城市蒙多萨长达471公里通往首都内罗毕的“蒙内铁路”是首条采用中国标准、中国技术、中国装备制造和中国管理建造的国际干线铁路。意义更大的是，这是近百年来肯尼亚修建的第一条铁路，是肯尼亚2030远景规划的旗舰工程，总统肯雅塔多次到场视察，召开现场办公会，表达了对中国经验的强烈倚重与期待。

“要致富，先修路”的中国经验在非洲开始流行，而修路的资金、技术与劳务指导都来自中国。笔者曾到访过的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南非等国，类似基础设施项目举不胜举。据统计，截至2015年6月，中国援非洲成套项目已达1071个，占援外总量的54%。其中通过援助和融资在非已建和在建的铁路5675公里，公路5063公里，参与机场建设13座、桥梁19座、电站68座、体育设施77个、国际会议中心9座、学校200多所。许多国家如埃塞俄比亚，90%以上的公路、全国的通信网络、第一条铁路和城市轻轨、第一个风电场以及几个重要的水电站等，都是中国企业承建或参与承建的。

“这些在非工程大大推动中国形象在世界的改善，争取了占全球1＼4国家数量的大洲对中国的整体支持，为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国家软实力提升创造了有利条件，保障了国家崛起的可持续推进。”此次与笔者同行、曾在欧洲、美洲、亚洲和拉美均长期驻站过的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丁刚不禁感叹道。

另一位同行的网络大V、具有5000万微博粉丝的延参法师在非洲受到了格外的欢迎，处处都有非洲朋友拉着他合影。在他看来，中国发展有过突破西方束缚的经历，更容易与非洲产生共鸣，被非洲学习、借鉴与接受。

当然，国内一些舆论也热衷于议论援非的实际经济收益。对此，一位在非洲工作30多年的中国资深外交官透露：“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非无偿援助、无息贷款、优惠贷款满打满算加起来共1795亿元，约260亿美元，但得到的工程承包合同额却高达5482亿美元。这些还不包括2000多家民企、100多万劳务人员走进非洲。中国对非洲的经济账是不亏的，何况还有其他政治、历史、金融、社会、文化的意义呢？”

由西向东，非洲在转向

虽然21世纪初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10个国家，有6个在非洲，但对非洲来讲，仍然面临着发展道路与增长模式的选择与困惑。尼日利亚著名媒体人欧努乃居·查尔斯在其新著《中国与非洲：议题、挑战与可能性》一书专辟一章论述“非洲：从西方到东方”。他说：“向东转，尤其是转向中国，不只是因为中国经验是非洲避免经济走向停滞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目前能够全面注入非洲国家经济活力的中国发展经验，并没有得到充分运用和指导。”

对非洲发展的反思最著名的，莫过于埃及著名学者萨米尔·阿明。他认为非洲国家发展道路一直都处于依附西方的困境中，都是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最下端，这是非洲长期欠发达的重要原因。非洲发展需要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坚定不移地推动改进现有措施，才是目前的正途。这就必须要有独立的工业体系、能够符合国情的有效机制，而中国的发展经验是相当有参考价值的。

赞比亚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先后在《援助的死亡》、《西方迷失之路》两本书中指出，西方的经济模式是错误的，西方对非洲长达几十年经济援助的实际效果，不仅没有解决非洲国家的问题，反而恶化了非洲国家的发展。

近年来，笔者参加了多场在非洲本土召开的研讨会，不只一次听到类似的反思之声。去年在南非，笔者听到多数智库学者都在谈论非洲如何在2063年发展计划，即从2013年开始的50年时间里，非洲如何通过联合自强，发展振兴促进非洲经济多元化和工业化发展、促进技能培养和商业环境变革，实现非洲国家和人民注重发展、期待繁荣、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望。

在这个进程中，所有笔者遇到的非洲学者都承认，中国所推行与非洲合作的“三网一化”合作（即“三大交通网络”建设和工业化）在非洲发展中将发挥关键作用。肯尼亚的《人民报》还公开发表评论文章，称“非洲要学习中国的发展模式，全面借鉴中国道路”。

坦桑尼亚的中国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农业专家正在培训非洲人如何种植杂交水稻。

在蒙巴萨举行的“中非媒体智库研讨会”上，很多非洲参会者表示了对中国的期待与肯定。苏丹拉卜伊兹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阿巴斯说：“环顾全球，那么多国家都制定了新的非洲政策，但只有中国对非洲是没有附加条件的，是最真诚的。”加纳资深记者阿杜季马拉则说：“非洲其实并不穷，相反，非洲很富，很有潜力，但关键是要有像中国那样的政策执行力。从中国学习到发展经验，就能够将非洲的潜力发挥出来。”坦桑尼亚《标准报》助理主编姆加斯利则干脆在演讲台上推荐《习近平治国理政》一书，还念了一大段，谈到非洲要向中国学习“钉钉子精神”。

笔者也在主旨发言中谈道，目前，非洲在世界眼里就像是一位美女，每个国家都来追求，甚至都想与非洲结婚。这个时候非洲要睁大眼睛，挑选如意郎君。通常来讲，选“夫君”的三个标准是，未来前景、历史纪录和现状评估。中国道路让一个近14亿国家仅花了30多年时间里就大变样，未来仍将是最有前途的全球大国；中国近现代史是一部在被欺负中奋斗的历史，不像其他大国那样殖民或发动战争；中国现状虽有一些挑战，却一直致力改革寻找可解决的出路。如果要大国婚姻，中国一定是非洲的如意郎君。在座的数十位非洲媒体人与智库学者捧腹大笑，深表赞同，会后许多非洲听众要求与笔者交换名片，以期日后进一步交流。

该研讨会主办方之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则表示，今天中非简单依赖学习西方的时候已经结束了，中非双方必须立足于自己的社会与历史，立足于双方今天正在做的事情，以自己的发展为中心，重建自己的知识与思想，做一双适合于自己的“靴子”，能够“穿”在我们的脚下，去走我们自己的路。

想复制中国经验是一回事，能否复制成功是另一回事

尽管许多非洲领导人都想复制中国发展经验，但是否能够成功复制，未来仍将遇到许多不可确定的因素。“非洲不只有中国一个伙伴，许多国家都在兜售他们的理念。中国经验有比较优势，但非洲有一些国家、有一些决策者却架不住其他国家的攻势，还受到国内反对派的压力。”在蒙巴萨，一位来自尼日利亚知名智库的学者私下对笔者表达了这个观点。

的确，这些年，非洲对中国发展经验的汲取程度遭遇来自国际格局变迁后他国战略调整的机制性竞争。2000年，著名杂志《经济学人》以“绝望的非洲”为题进行封面报道；2011年该杂志再次以非洲为题的封面文章，则将题目改为了“希望的非洲”。为此，美国、日本和欧洲等传统强国纷纷升级了非洲战略，加大了“重返非洲”的步伐，纷纷推出与非洲的机制性年度论坛，2013年，美、日先后宣布要在今后五年向非洲提供70亿美元和300亿美元的援助，大大高于中国对非援助额。在非洲，笔者常常看到来自日本对华的围堵与刁难。如在中国修建的蒙内铁路起点站旁，日本也援建了一条公路，且故意设计到临海方位，这样迫使中国公司必须增加成本填海，才能继续扩建铁路。

同时，印度、土耳其、巴西等新兴国家也推出与非洲的机制性安全、农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等方面的合作，在减贫、教育、传染病防控等积极推进与非洲的经济合作与贸易往来。在内罗毕，笔者在街上偶遇印度在肯尼亚移民的节日游行，队伍足足延续了几公里，且服装统一，整齐划一，场面甚是震撼，影响力可见一斑。

在这个背景下，非洲部分精英对中国的警惕与提防心理开始加剧，如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金·萨努西就曾公开撰文说，要警惕中国在非洲的介入。在这次非洲调研中，一位尼日利亚学者坦言：“现在中非早已不是传统友谊，而是功利的交往。非洲对中国的看法，关键在于能否从中国那边得到好处。”另外，诸如中国模式在非洲搞“新殖民主义”、中印模式或中美模式在非洲抗衡等声音也不绝于耳。这些都相当考验在中国发展经验在非洲的持续吸引力。

另一方面，非洲经济民族主义兴起，非洲国家不再满足于简单地资源能源换取工业品的贸易结构，而希望借助他国的援建力量与技术转移，加速本国的经济发展。遗憾的是，不少非洲国家上层建筑超前于经济基础，如陷入法律主义的司法制度、党派林立的政治选举制度、枪支泛滥的治安失序与人权超载现象等，导致不少国家决策执行效率低下，社会治安无法保障、教育普及率不高，民众勤奋工作和恪守规则的社会动员不足，使得非洲多数国家领导人对高速增长与全面发展的政策意志“心有余而力不足”，在非洲大陆上出现下一个上海、深圳的困难远比想像得要大。

另外，随着中国在非企业日益增多，不断涌现劳资纠纷问题如非正式用工、工资标准、福利待遇、与工会关系、当地生态保护、工人权益等问题的频发，个别当地华人犯罪分子的出现，少数企业将国内一些不良做法带入非洲、不尊重当地风俗、不融入当地社会、公益责任行动缺乏、盲目投资、低价竞争、不考虑可持续性发展等现象，都在折损着中国发展经验的魅力。

中非合作的国际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对于中国来说，如何抓住机遇，抓住非洲这个中国下一步可持续性发展的价值洼地，考验着国对外战略的精细度与平衡感；而对于非洲各国来讲，如何充分参考与借鉴中国的有效发展经验，并转化为本国的增长与发展动力，考验着非洲各国政府的战略决断与各国社会民众的团结。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随着中国利益的全球化以及中国价值在全球影响力的提升，国际社会的发展已经远不是“历史终结”、全球仅有唯一一条发展道路选择的时代，而是“世界历史才刚刚开始”。无论是非洲，还是中国，都能够在大时代变迁的背景，相互帮衬，自力更生，寻找到各自未来的新动力与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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