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元：我就是这样开始走上艺术创作之路的
【8月10日是古元去世二十周年纪念日，一个人虽然离这个世界远去了，但是他的艺术依然被人们记得，且带来启示。古元曾写过一篇文章《起步》，回忆了他如何走上艺术创作的道路。为了热爱，为了理想，他执着地走了下去。今天分享这篇文章，希望我们也有同样的勇气执着行走于自己的理想之中。】
中学时代的古元
1919年7月，我出生于广东省中山县那洲村(现属珠海市)。父亲是农民，青年时期他跟随同乡去巴拿马谋生，在一间华侨经营的商店当杂工。几年以后，把积蓄起来的工钱做资金，自己开设一间小杂货店，从家乡来的妻子，两人共同料理店务，过着勤俭的生活。十多年之后，由于思乡心切，就离开巴拿马返回家乡，建立一座新房，购买几亩田地，又过起耕种生活。我是父母从海外返家乡之后出生的。
广东珠海那洲村古元旧居
我的童年是在家乡度过的，我常常跟随父母在田间和家里劳动，拾柴草、拾田螺、拾花生、摘豆角、种瓜菜、舂米、晒谷… …我喜欢的游戏是放风筝、捕鱼、斗蟋蟀。各季农闲期间，村里有时请班子来演出，大多数是木偶剧团，我也模仿制造一些小木偶在家里自唱自演。
古元旧居内景
我七岁上小学，先读识字课本和《千字文》，以后读《孟子》、《论语》、《古文》和唐诗。在家念完小学后，父母打发我去广州上中学。
1932年夏天，我考入省立广雅中学。这所学校以前是广雅书院，创办于清代，设备甚好，环境清静。辛亥革命以后，改为省办的重点中学。全校学生1500多人，全部食宿于校内。
30年代初期的广州，是封建军阀，官僚和洋人统治的城市。帝国主义的军舰停泊在珠江的白鹅潭，外国领事和买办集团居住在白鹅潭的沙面。中国人不许随便进入，但洋人可以在广州作威作福。珠江沿岸和室内高楼大厦林立，少数上层人物过多是灯红酒绿豪华奢侈生活，绝大多数人民却生活在屈辱和困苦中。这种不合理的这回现实引起了人们的深思。我和很多青年学生一样，关怀着中华民族的前途，期望社会发生重大改变。学生们常常掀起学潮，有时走向街头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表达对时局和党政者的不满。
中学时代的习作 19cm×26cm 1936年 水彩
中学时代的习作 19cm×26cm 1935年 水彩
我童年时期就很喜欢绘画，从祠堂庙宇的壁画中受到启迪，自发的画着人物、动物和山水。进入广雅中学以后，兴趣逐步升级，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作水彩写生，描绘田野、村舍、河流的自然风光。有时和兴趣相同的几个同学一起带着干粮和画具到远处写生，互相观摩，开始走入绘画之门。
播种者 101 cm×82.5 cm 油画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藏
让•弗朗索瓦•米勒 Jean-Francois Millet 〔1814-1875〕，法国油画家
那是我常常阅读一些美术书籍，学习绘画的知识。由于我童年生活在农村，对法国19世纪著名画家米勒所创作的反映法国乡村生活的油画，如《拾穗》、《晚钟》、《牧羊女》、《喂饭》等十分喜爱，感到亲切优美，而对欧洲画坛上流行的现代画派如达达派、未来派、立体派、抽象派、等就不喜欢，觉得这些作品与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审美观念距离太远，难以理解。
1937年7月卢沟桥战火燃起，日寇的魔爪伸向全中国。广州也遭日本轰炸机的空隙，居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在纷乱中，广雅中学要求疏散到偏远的乡村去。我没有随校转移，回到了家乡那洲村，在一所小学校担任代课教师。我十分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便在教课之余绘制了一些抗日救国的宣传画，张贴在家乡的街头上，这是我第一次向社会展示自己的绘画作品，感到很有意义。
有一天，我们村里来了一支宣传队，演出救亡话剧和抗日歌曲。宣传队的成员大部分是一些乡村小学教师。他们看了我的宣传画，邀请我加入他们的宣传队。我立即表示同意。以后就随同这支宣传队到各村巡回演出，我负责美术宣传活动。
1938年夏天，我从广州出版的《救亡日报》上看到了一些有关延安的消息。其中报道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的情况，对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我憧憬那个地方，经过打听，得知在广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我就毫不犹豫的奔往广州，向八路军驻粤办事处提出去延安的申请。办事处的负责人审阅了我的证明资料，便同意我的请求，介绍我去西安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并嘱咐我路上要小心，不要随便对别人谈及前往的目的地。
1938年9月18日我乘坐北上的火车离开了广州。一路上列车冒着敌机的空袭，断断续续的运行，经过几个昼夜才到达西安。我按照信封上写的地址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出来接待我，安排我住进一间简朴的招待所，让我稍微休息一两天，再前往陕北公学分校学习。
第二天傍晚，办事处以为负责人召集我们几位从不同地区前来的青年人在一起，通知我们明天早晨就起程，要步行六七天才可以到达目的地。并嘱咐我们路上可能遇到国民党军队的阻拦，要随机应变，绕弯子前进。然后指定我们当中一位大约30岁的湖南人担任组长，我们称呼他为刘先生。
骡马店 11.8cm×21.5cm 1942年 黑白木刻
翌晨，我们携带行李来到一间骡马店。院子里有一些骡马，几个穿军装的人忙着整理货物和行装。他们是国民党军队的一支运输队，准备返回驻地。刘先生找到他们领队的接谈，付给他一些钱，他们就把我们的行李安放到他们的货物一起。我们跟随在这支运输队的后面，徒步走出西安城。途中，经过一道国民党守军的岗哨，运输队的领队人对哨兵说：“他们(指我们这一组人)都是军人家属，是去找长官的。”有了他的掩护，我们没经过盘问就顺利通过的关卡。当天下午我们到达了三原县城，在一间小客栈里住了一夜。次日，刘先生雇了两头毛驴来驮运我们的行李，我们继续向目的地旬邑县出发。
我们每天要步行六七十里路，这对于我们这些初次长途跋涉的人来说还是很累的，但大家由于激动和愉快的心情而忘却了疲劳。经过七天的行军，我们顺利到达了久已向往的目的地——陕北公学。
1939年，初到延安与战友合影
陕北公学有数千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变成几十个大队。老师中有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干部，有的是国内著名的革命理论家。教授的课程是政治理论课和军事课。我们没有专设的校舍和课室，农民的打谷场和农村的空旷地都是课堂，借用农民多余的房屋或窑洞作为宿舍。吃的是小米饭，睡的是垫着的麦秸和苇席的地铺，生活条件是艰苦的。
我们大队有一个俱乐部，叫做“救亡室”，是借用一座庙宇建立起来的，供大家文化活动的场所。我参加救亡室的美术工作，写标语，绘制壁报的装饰和插图，创作宣传画。这里还设立了图书阅览室。我在阅览室第一次读到《共产党宣言》，觉得道理高深透彻，文字精练易懂，给予我极大启发，使我懂得了革命真理，认为马克思学说是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最先进思想，是推动历史前进的指针。经过深思之后，我决心加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于是向大队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1939年11月11日，我被批准入党，经过三个月的预备期后，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预备成员。
1938年12月末，陕北公学这一学期的学习结束了。同学们纷纷走上工作岗位，有的到部队党干部，有的到地方任职，有的到学校当教师，有的到研究班深造。我要求到鲁迅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得到了组织的同意后，我便背起行装离开陕北公学。经过六天的步行，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1939年1月，我成为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的学员。
延安鲁艺旧址(古大彦摄)
鲁迅艺术学院的校址设在延安城北门外的山坡上(1939年5月迁至延安东门外桥儿沟)。它是1938年2月由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发起成立的，以中国伟大文学家鲁迅先生的名字为校名，是一所综合性的艺术学院，分设文学系、戏剧系、音乐系和美术系，由很多著名艺术家担任教师，沙可夫同志、周扬同志先后担任院长。
《圣经时代过去了》（又名《延安鲁艺校园》） 古元 12.2cm×7.3cm 1939年 黑白木刻
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师生们自己动手挖窑洞，建教室，制教具，开荒种菜种粮，纺棉纺毛，伐木烧炭，以解决生活和学习所需。没有油画、国画、水彩画的画具和纸张，只能用木炭或从山上找出一种深褐色的化石在土制的的马兰纸上画素描，用染布的颜料代替绘画颜色。在延安一带的山野，生长着很所杜梨树，它的木质坚硬纤细，是创造木刻画的好材料。木刻的工具简便，可利用废弃的钢铁加工而成。木刻画还有独特的优点，它刻成后可以立即拓印很多幅，广为传播，并且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以，鲁迅先生生前曾经极力倡导木刻，认为他是一种很好的宣传革命的艺术。30年代初期经鲁迅先生亲自指导而成长起来的木刻加江丰、胡一川、沃渣、马达等同志于抗日战争爆发后纷纷派到延安，在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因此，美术系的学生都学习木刻。当时延安地区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木刻极为兴盛。它改善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生产、文化生活及社会面貌，在全国以至国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为了迅速培养艺术干部，以适应抗日战争发展的需求，鲁迅艺术学院的学制很短。开创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学习期限为三个月。到了第三期，改为一年。但一年中有几个月时间师生们参加生产劳动，业务学习时间还是很短的。比如素描课，最多只能用三小时完成一幅作业。其他课程如木刻课、宣传画课、美术史课、艺术欣赏课等，都是短期的，不能像现在的美术院校那样搞长期作业。那时候，十分注重艺术理论与艺术实践的紧密联系。我们创作的木刻作品、宣传画、漫画等，经常用墙报或流动展的方式送到群众中去，考验我们的作品是否为群众所接受和欢迎，以发挥艺术作品对社会的功能;同时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提高技巧，并加深艺术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的思想。
《骆驼人》(又名骆驼队) 13cm×28.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播种 14.5cm×11cm 1939年 黑白木刻
我是第三期的学员，比起第一期和第二期的学习时间较为长些，所以能够在学习期间内创作了较多的木刻作品。比如：《开荒》、《播种》、《秋收》，是歌颂鲁迅艺术学院师生们的劳动生活的;《骆驼人》是刻绘我初到陕北首次看见骆驼队那种高兴心情的;《青纱帐里》是表现人民群众抗击日寇侵略的坚强意志的。我还刻了一套木刻连环画《自由在苦难中成长》，刻绘一家贫苦的农民因不堪地主的剥削从农村来到大城市，进入一间工厂做苦工，日寇入侵时把他抓走当劳工，后来他逃走出来参加抗日斗争的故事。
1940年5月，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学习结束了，组织上分配我和文学系毕业的几位同学一起去延安县碾庄乡工作。嘱咐我们协同乡村干部一起把基层的工作搞好，和当地群众打成一片，希望我们熟悉他们的生活后运用文学艺术手法反映出来。
古元在延安时期邻居的窑洞(古大彦摄)
到碾庄后，我住在乡镇府办公的窑洞里，在农民家里吃“派饭”。乡长分配我协助乡文教委员处理一些乡镇府的日常工作。
碾庄村共有42户人家，全村除了正在上学的儿童外只有一个识字的人，其余都是文盲。自从1936年人民政权建立以后，乡亲们政治上得到了解放，生活也逐渐好转，村里已办起一所小学校，儿童可以上学了。但青年好成年人要参加生产劳动，上不了学，文化上还不能翻身。为了使他们也能获得学习的机会，我就利用工作之余
教他们识字。我每天绘制一些识字画片——在纸片上画一头牛，写上“牛”字，画一只羊，写上“羊”字，画一只水桶，写上“水桶”两个字，分别送给各户人家。相亲们劳动后回到家里，看见这些图片，就能认识图片上的字，一天认识一两个字，一个月就能认识几十个字，效果很好。
铡草 13cm×10.3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牛群 12.5cm×17.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过了很多天，他们积存的图片也多了，乡亲们都喜欢把画着大公鸡、大犍牛、大肥猪、骡、马、驴、羊的图片张贴在墙上，朝夕欣赏。而画着水桶、铁铲、镰刀等的图片，谁家也没有贴出来。从这里我了解到他们对家畜的喜爱心情，也领会到他们的审美趣味。我便采用了这方面的题材创作了《牛群》、《羊群》、《铡草》、《家园》4幅木刻，拓印很多张，分送给相亲们。他们看见这些木刻画便津津乐道：“这头驴真带劲!”“这不是刘起兰家的大犍牛吗!”“放羊娃不带狗不行，要背上一条麻袋，母羊在山上下羔装进麻袋里背回来。”我见到乡亲们的高兴神情，从中受到许多启发，也感到十分欣慰。
入仓 10.5cm×7.5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经过一段熟悉的过程后，我对这里的生活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看见乡亲们的日常生活，如同见到很多优美的图画一样。见到一个农民吧收获的粮食倒进仓里，我及时就想到：“这可不是地主的粮仓”，于是创作了一幅木刻《入仓》;见到区政府的办公室，虽然是一间简陋的房子，但它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自己的政府啊!于是创作了《区政府办公室》。我还创作了《选民登记》、《冬学》、《小学校》、《准备春耕》、《读报的妇女》、《离婚诉》、《结婚登记》、《哥哥的假期》、《农家的夜晚》、《减租会》、《逃亡地主又归来》等木刻作品。这些作品的素材，都来源于碾庄的生活。
离婚诉(一)11.7cm×13.2cm 1940年 黑白木刻
离婚诉(二)9.5cm×11.5cm 1943年 黑白木刻
我每创作完一幅作品都拓印多张，分送给乡亲们。他们很喜欢这些作品，但是对于有些表现手法提出了批评。例如对《离婚诉》，首先肯定这幅木刻画的内容，认为陕北妇女过去太受压迫，婚姻不能自己作主，出嫁以后受到虐待也不敢反抗，只能逆来顺受，忍气吞声;如今解放了，男女平等，受到压迫就可以起诉。但是，对于这幅画的刻法有疑问：“为啥脸孔一片黑一片白，长了那么多黑道道?”表示不能理解。因为我开始学习木刻时，参考了一些欧洲的木刻作品，又把这些表现手法带到自己的作品中。乡亲们对于这些手法看不惯，他们提出的批评是值得我重视的。我联想起我国的传统绘画和民间年画以及书籍插图，是中国广大群众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我应从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中吸取精华。于是我又重新刻了一幅《离婚诉》，用单线的轮廓和简练的刀法来表现物体，画面清晰明快，乡亲们也就乐于接受了。
以上所提到的作品，有一部分发表在延安《解放日报》上，登载在国内外的杂志上，并在延安和重庆的美术展览会上展出，受到了社会公众的赞扬，给予我很大的鼓舞和鞭策。
我在碾庄工作和生活将近一年，时间不算很长，但这段过程是非常重要的，使我深切体会到为什么作画和怎样作画，它对于我以后的艺术道路有着深远的影响。
我就是这样开始走上艺术创作征途的。
（本文经授权转自微信公众号“北京画院”，ID：v_bj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