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主宰走向末日 亚洲崛起取代“美式和平”-吉迪恩·拉赫曼

西方全面丧失优势

尽管中国想要作出保证，但毫无疑问，美中之间的战略紧张关系一直在升级。去年，中国已经试着通过扩建人工岛屿和修建军事设施，再度强化对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具有争议的主权声索。作为回应，美国海军故意让舰艇驶过这片争议海域——导致北京用强硬措辞回击。

美中之间的敌对状态是国际政治中最引人注目、最危险的主题之一。但东亚紧张局势升级仅是一个更大故事的一部分。奥巴马执政时期的一大特征是西方对国际政治的主导权面临一系列挑战。在中东，主要由英国和法国在20世纪初建立的国家制度——1945年后由美国强权所维系——正在土崩瓦解，陷于暴力和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在欧洲，俄罗斯于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这是自1945年以来欧洲大陆首次出现以武力吞并领土的行为。

将这些看似区域性的危机串联起来的红线是，西方越来越无力发挥作为稳定和实力支柱的功能，没法为一个混乱的世界建立秩序。在美国，奥巴马总统的批评者常常认为西方的软弱是奥巴马的错误所致。但事实上，一些更为深层次的历史因素也在起作用。500多年来，自欧洲殖民时代之初，亚洲、非洲与美洲国家和人民的命运都是由欧洲的发展及其作出的决策所决定的——后来则是由美国所决定的。但现在，西方长达几个世纪对国际事务的主宰正在走向终结。导致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是过去50年亚洲经济的超常发挥。西方的政治强权建立在技术、军事和经济的优势之上——而这些优势正在迅速消失。现在，这一后果已体现在全球政治上。

亚洲今时不同往日

当我在1993年作为外国记者第一次来到亚洲时，认为亚洲崛起可能在某一天威胁到西方地缘政治优势的看法似乎仍是遥不可及的。当时，中国经济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但它仍是一个穷国。即使是在上海——中国的经济中心——大街上的自行车数量仍比汽车多。浦东新区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还躺在建筑师的图纸上。

过去50年来，西方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已在逐步下降。亚洲经济转型最先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然后是20世纪70年代的韩国、台湾和少数东南亚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开始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改革后，印度经济也出现强劲增长，即使增速并不是很快。

一个标志性的时刻出现在2014年，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是世界最大经济体。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世界最大经济体；现在中国成了“第一”。中国的崛起仅是全球经济实力出现更大规模转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世界四大经济体中现在有三个在亚洲。中国是第一，美国第二，印度第三，日本第四。

经济实力向亚洲转移的根本原因很简单：人口。到2025年，约三分之二的世界人口将居住在亚洲。相比之下，美国将约占世界人口的5%，欧盟约占7%。

几个世纪以来，东西方之间的财富和技术差距如此之大，不论人口的差异，西方国家一直主宰着国际事务和商务活动。但是过去二三十年里，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意味着随着亚洲人口的增加，东西方财富差距已大幅缩小，并使得世界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出现倾斜。

西方对亚洲崛起的影响感到焦虑，这种焦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在左翼人士——和现在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看来，正如唐纳德·特朗普和玛丽娜·勒庞所说的，其重点在于对西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影响。然而对于很多美国企业而言，它们往往会将亚洲崛起误认为是海市蜃楼，或者是一个阶段——并不会真正威胁到美国的老大位置。

玛丽娜·勒庞，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战线领导人，有“法国最危险女人”之称

尤其是，中国经济和政治出现任何疲软的迹象都会被抓住并放大——而且这个国家并不缺少政治和经济上的预警信号。但就地缘政治而言，中国和亚洲经济增长放缓将不再是变革性的。让中国和印度奋力争取大国地位的经济发展已经实现。西方政府的高级分析人士已在设想，经济实力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将继续，经济实力的变化将演变为战略实力的变化。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曾在2012年预测，“就基于国内生产总值、人口规模、军事支出和技术投入的全球实力而言，到2030年亚洲将超过北美和欧洲的总和”。

“美式和平”难以维系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并不怯于阐明这一趋势对美国实力的影响。该委员会称：“美式和平——始于1945年的美国在国际政治上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正在迅速衰弱。”这些在奥巴马开始第二任期前就已发表的言论，似乎成了对接下来四年的预言。在叙利亚战争不断升级、俄罗斯一再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之际，美国一直袖手旁观。

但在很大程度上，对太平洋地区美式和平的威胁很可能是从长远产生影响。美国人知道亚洲现在是全球经济中心。因此，奥巴马政府重大外交政策之一就是“重返亚太”——向亚洲转移军事和外交资源，以应对全球经济东方化和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带来的挑战。奥巴马政府还在设法对如何以及何时使用美国军力作出更为谨慎、更具战略性的思考。美国刻意不使自己更深入介入中东问题，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试图保持自己的军力和资源以应对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但实力也是一个理念问题。如果美国认为自己不应在欧洲和中东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那么也会对自己在亚洲实力的持久性表示怀疑。

唐纳德·特朗普以粗鲁且语无伦次的方式，准确指出了在东方化时代美国实力多面临的某些新困境。他质疑美国能否肩负经济重任，以保护欧洲及亚洲盟友不受俄罗斯或中国潜在入侵行为的威胁。他还把自己塑造成“全球主义”和“糟糕”贸易协议的反对者，这些协议提供了有助于亚洲崛起的国际经济结构。

唐纳德·特朗普

因此，对中国而言，特朗普很可能既会带来危险，也会带来机遇。在地缘政治层面，他嘲弄美国重返亚太的做法——这将承认北京一直渴望获得的周边地区的影响力范围。但在经济上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将采取严格的措施，以限制亚洲国家进入全球最大的市场——美国，从而对所有正在崛起的亚洲经济体构成威胁。

（原载于8月5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