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满洲里市副市长出哲学专著：向先贤致敬
近年，官员写小说已不是新鲜事，但涉足哲学的可能比较少见。据中新网8月1日报道，46岁的内蒙古满洲里副市长罗军出了一本书，这是他第一次在哲学领域“挑战自我”。对于这部处女作，央视主持人白岩松、鲁健，以及诗人汤云柯联袂推荐：一部需“劳神”阅读的心灵力作。
半个月前，当他拿到这本耗费心血的专著——《中国人的文化仰望》率先和朋友共享时，大家都表示讶异。“他怎么会有时间写书。”
祖籍山西原平的罗军，目前就任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副市长。1970年12月24日生于呼和浩特的他，曾荣获中国科协先进工作者、内蒙古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内蒙古青年五四奖章等多项荣誉。
1日，罗军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时间都是挤出来的”。为何出书？“只为向先贤致敬”。罗军的回答，简洁明快。他坦言，写这本书源于七年前他对人生的感悟和对哲学的“亲近”。
大约在2009年前后，他的事业和家庭都面临着巨大的危机。罗军在专著的后记中写到，复杂的政商关系、繁忙的工作应酬，几乎让我失去了时间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也没有主动去审视自己的人生……罗军开始追问人生的意义。
图为作者罗军
罗军最初与哲学结缘，用他的话说是一次“完全功利的冒险”。
也是在2009年前后，他有幸认识了一生的导师张廷国教授。“交往之初，是为了我能读取博士学位，老师深知我的哲学基础薄弱，还是耐心给予指导，并且推荐给我几本哲学教材，为了那个目的，我拿起久违的书本阅读。”
“命运还是垂青我，让我有机会在校读了四年书。”罗军说，我真正喜欢哲学，自觉学习、自觉思考、自觉对照行为，能自我感觉到乐趣是在博士毕业之后。
对于这本新著，罗军构思已久，其中的一部分思想来自博士论文，当时是按照学术要求来写的，有很多规范性的表达，但内容很不成熟。
“大约在三年前，我开始重新收集题材，做了大量前期工作，正式开始动笔是在北京任职期间。”罗军告诉记者。
2015年8月，他在北京房山区一个叫芦西园的小村里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如今，拿到这本新著时，他感慨道，在本书中只想告诉大众，如果我们找不到文化的制高点和超越点，我们没有文化强大的形而上基础，那么一切形而下的制度都是无源之水。”
罗军表示，寻找信仰，找到民族超越的根，找到民族文化的本，是这本专著的写作动机。
“完成这本新著最大的意义是完成了向先贤致敬的愿望。”罗军补充道。
**对这部“向先贤致敬”的哲学专著，**白岩松的评价是：“《中国人的文化仰望》这本书，既非艰涩的哲学专著，但也绝非普通文化读物，需要沉下心来慢慢品味。”
一些买过该书的读者也一致好评：
翻页为罗军所著《中国人的文化仰望》的前言：
2015 年8 月的一天，我在北京房山区一个叫芦西园的小村里，完成了本书的初稿。其时就像迫切逃离战场的士兵，扔下了一切武器，就要跑了，什么都不想管，就是想休息，厌倦再回头看一下书稿，当时的状态就是麻木，也是一种自烦。此后大约有半个月，没有重读书稿的欲望。
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曾经信心满满，决心做一个“吐丝的蜘蛛”，尽量应用自己的独立思想。但是一路下来，感觉太难了，甚至一度丧失信心，中间几次烦躁欲狂，就要停笔不写了，心中充满了自责和惭愧。
对于我这样一个半路出家的哲学爱好者而言，面对这样宏大的哲学题材，确实感觉写之前太过于“无知者无畏”了。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学识功力太浅，无法驾驭题材。这本书涉及的哲学领域在是太大，之前本来是想考验自己的学习思考能力，也曾鼓励自己不要按照学术书来写，但是作为哲学这样一种特殊的思维，想轻松并不那么容易，哲学语言和语境，也不是能轻松表达的。毕竟这是人类抽象思考的大水库，想打捞出一些真东西，不能不庄严，不能戏说，还是要老实梳理，这对我这样一个未经过科班训练，仅凭着哲学思考爱好而进入哲学领域的票友来说，真的是好艰难。写出来并且正确表达自己的意思和独立遐思不是一回事，曾经那种享受般的思考过程很快变成受刑式的写作过程，这才真的知道，人的知识不是那么轻易获得，学问也不是那么容易掌握。
进入这样一个思考中，最大的体会就是所谓自己的思想，曾经那么好笑和轻狂，譬如一条小鱼无意中进了太平洋。人类先哲们的思考，几乎无所不包，简直就是一个思想的大海洋，每一个简单的论断之后，就有无数先哲进入了真正的思考，每一个不经意的角落，都有很多先哲到访过，停留过，留下过史诗般的语言。真正的哲学思考，即使你认为是“荒谬”的观点，如果你进入到一种同感状态，用同理心去体悟，也会感受到真诚，也会感受到艰难。梳理这样一个宏大的思维数据库，每一天最大的感受就是无论怎么想，怎么写，都是在述说着前人已经说过的事情。在思考的天空，每一颗星星，每一片树叶，都有人关怀过，叹息过，这样的感悟，给自己巨大的反思和震撼，也有一种巨大的自惭。
构想本书之前，基本想法就是不进入学术书的范畴，一方面是为自己浅薄的学术水平解脱，另外也是想真正进入独立的思考，做一个文化的传播者也好。但是一路写下来，两者都很难轻易做到。就学术而言，里面大量的思考都来自先哲们的“述说”，想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找出自己的所谓思想，恐怕连一页纸都不够，这也是我几次停笔的原因之一。就文化传播而言，如果自己扭曲了先哲思想，不仅不能传播，还有可能误人不浅，倒不如说都是自己胡言乱语。这种纠结几乎在我写作的后期每天都存在，让我不断有停止写作的打算。
好在一位非常尊敬的老师给了我很大鼓励，他说“学问是天下的东西”，真正的学问都有一种使命，为天下人分享，而不独为个人私有。每一位先哲都在用自己的哲学慧命，来承担人类这样一个大生命体的传承，即使是孔子这样的先哲也是在“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这是哲学的担当，也是哲学先哲的分内之事。
所以，我咬牙坚持了下来，并且在这里郑重说明，本书如果有不妥甚至谬误之处，恳请读者以同情心看待，权当这是一个哲学爱好者的思考。本书述说到的思维思想，包括思维逻辑，涉及过去的先哲、当代的老师，凡是我引用的，如果有遗漏没有注明出处的，都非我所敢私有，也非这本书敢专有，这本书就是为了向先哲致敬，为哲学鼓喊。
这里面也包括本书最中心的观点“自由心”，此心为一颗滚烫的“中国心”，并非我的创造，仅仅是我的发现和揭示。在这里有必要和读者简要谈一下本书的写作动机和主要观点。
一、本书的写作动机
带着问题思考，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在对自己糟糕的生活痛苦反思的过程中，我开始打量着身边的朋友，身边的社会，甚至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世界。我发现尽管每个人的生活不同，但是当代人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心累。
当前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巨大变化和革新，激烈地冲荡着中国人的心灵。一些时代的重大问题既具有共同性，也具有必然性，必须得到一些关注，不能回避。
由此上溯近150 多年以来，我们民族面临的最巨大的问题就是被迫与西方文化的冲撞与消融，而且是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内，我们快速地消化了西方文化，在这个血与火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付出极大代价，走到了现在。
如果这是一种历史精神的展现，那我们就必须要有一种承担，来独自承受和反思我们未经过细细思考的这个痛苦过程。这个痛苦过程的后果就是展现出我们正面临巨大的信仰缺失、价值颠倒、伦理失序、精神危机。
每一天，我们都生活在一种价值拷问的社会中，每一个关于公平和正义被践踏的丑闻、每一个环境破坏事件、每一个丧失底线的食品安全问题被揭露，都让我们生活在一个“他人都是地狱”的假设中。
这种危机又无形中对每个人的行为动机形成影响，潜在或者公开地扭曲着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和正义感。我们的危机是深刻的，我们的感动是浅薄的，几乎一点的正能量，都能让我们脆弱的心灵潸然泪下。
而这正说明人类其本质，人心本善，仁义永存，这是人之为人的真实存照。
无数的危机现象，让我们这个社会浮躁，让我们的国家治理成本更高，而在这每天都上演的危机故事后面，无数人自觉地把问题归因于信仰。一种正在流传很广的说法，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信仰”，所以无法挽救现在的社会危机。
我们想问，那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难道是历史的虚无？我们灿然的历史难道只是一个盲目的车轮？
于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潮流的裹挟下，人们一方面无理智、无节制地开发着物质需求，另一个方面，也盲目寻求着每一个人自己认为的信仰。
虽然信仰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也是我们的国策，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很多人未经理性思考和道德反思就加入了某个宗教，也会对每一个宗教背后巨大的义理精神产生危机。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能看到在各个合法宗教里传出的个人丑闻，其实不是这些教出了问题，而是人心出了问题，没有解决良知，坏人进了宗教里面，宗教也一样无奈。
更可笑的是大大小小的“神棍”和“大师”，冒充着人和“仙”的组合体，在社会呼风唤雨，让无数青年人崇拜的偶像拜倒在旗下，我们就像看电视剧一样，看着一个“大师”倒下，无数“大师”又站起来。这种社会毒瘤不除，简直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巨大的耻辱，也会加深西方文化对我们的轻视。
对于一个普通人的心灵而言，生活的艰辛自不待言，而生活的意义丧失，几乎就是在剥夺他们幸福的权利。我们是不是准备群体性丧失意义，丧失价值，去做一个只为面包和物欲生活的动物？这是坚决要否决的。
即使是严肃地按照学术标准，我们用同理心看待西方文化，一个有理性、有道德情感、有历史的民族，也要有充足理由问一个西方外来的信仰，难道一个“有神”的信仰就适合我们中华民族，适合我们的文化，能成为我们的心灵归属吗？
信仰是不是非得有“神”，除了宗教信仰，是否还有文化信仰、政治信仰等维度？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中华民族到底有没有自己的信仰？我们过去的信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如果我们找不到文化的制高点和超越点，我们没有文化强大的形而上基础，那么一切形而下的制度都将根基动摇，都是无源之水。
寻找信仰，找到民族超越的根，找到民族文化的本，这是本书的写作动机。
二、本书的主要观点
每一个伟大的文化都有一个超越处，都有一个最高的敬畏，从而形成信仰。中华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伟大推动者之一，自然不能谦虚。
在对中华文化三大主流儒家、道家、佛家的文化传统及超越性问题梳理中，我们发现三家文化虽然发展方向不同，但在最高超越的本体论问题上，具有一致性的趋同，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儒家、道家、佛家这三家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源，而其他文化只能成为余脉。
“超越的心学”，这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方向。“心”是中华文化的共同主体。
就儒家而言，“心性学”成为其主体，每个人的本心、仁心是最高本体，这个最高本体具有道德形而上特征，而“天”，这个原始文化初期带有神性，带有创生意义和位格意义的概念被化掉，成为“心”的一个最高理念指向处。从一个名词的“天”成为一个副词“至高至善至真”意义的“天”。此心不是人的心灵，不是器官机能之动，而是人类及宇宙至高的道德本体，创造本体。
就道家而言，道只是其经验层面的超越，作为不可道的部分，我们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和“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此两者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之中，揭示出所谓“有和无”，所谓“玄”，是超于经验层面的本体，也是中国文化里的最高超越“心”，这是义理的揭示。
就佛家而言，在由印度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体系之进程中，经历了长期的融合，其最高本体阿赖耶识、真如、如来藏、佛性，都被中华文化解读为“阿赖耶识心、真如心、如来藏心”。“心”之本体最高性所以被现代人难以理解，是我们现代人总会和人的器官之心、心灵之心、精神之心混淆。“心”在中国古代之重要性，与西方上帝是一致的，是统筹天地人的最高范畴，“心”就是中华文化最高超越，最高的“真善美”，道德的最高，价值的最高，是一个无限的意思，是一种德性的无限仰望目标。
中华文化的一个方向就是生命，就是安顿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灵性生命得以续存，使我们人的价值和意义得以归存，使我们发自本心的道德实践有一个至上敬畏。
然而这样一个本体的发现，我们依然认为不能圆满，因为作为伟大文化，一定要在宇宙论（关于世界的生成）、实践论（关于世界的运行实践）上给出我们民族文化的见解，不然，我们总强调道德价值的本体论超越，就无法对话西方关于上帝创世和世界实践的问题，我们的文化不可能忽略这样重大的哲学问题。
所以，本书第一次揭示了中国式的“自由”，严格来说是中国式的“自”，中国式的“由”。所谓“自”，是世界的生成原则。西方文化认为上帝创生世界，这是一种“外力”或者“他力”的思维，这与西方文化传统与方向不可分割。而中国人认为世界之创生是一种“自力”，儒家的“自强不息”，首先是宇宙创生原则，而后转移到人的道德原则上；道家的“自然”，首先也是宇宙创生原则，然后转移到社会法则上；佛家“自证”，首先是对佛家提出世界“空性”的创生性自证，同时也是对阿赖耶识心的自证。“自”其实是中国文化的宇宙论、创生论，是辩证原则的最高法则，无论世界如何，其起源和本质是一“自力”原则，是否定之否定。自否定原则，有一个“空”，就会自我否定出一个“非空”，有一个“无”，就会自我否定出一个“非无”，有一个“佛”，就会否定出“非佛”，就像《金刚经》所言“佛说佛，即是非佛”，不仅在“解空”，也在解世界之“自我否定性”。甚至可以说有一个“上帝”就会否定出一个“世界”。
必须指出，世界的“他力”和“自力”创生，分野了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的界限。“他力”创生，就会让人的主体消解，人成为自然之一物；“自力”创生，人就会昂立自己主体人格，弘扬自身道德性，彰显人作为“人”的道德实存性。所谓“由”，是宇宙与人生的运行和实践原则。“由”就是一种往返，中华文化的运行和实践原则有两大特性。一是“逆向性”，儒家的“反身而成”，道家的“反者道之动”，佛家的“苦行”，都是对宇宙人生顺成原则的逆反，由一种“反向逆行”的路径，找到和发现本性本心。另一个特征是“利他性”，儒家、道家、佛家对“修行”的理解都具有一种崇高的道德担当，使得这样一种逆向于人欲的修行具有人类生存使命感和价值性，儒家的“厚德载物”，道家的“无为而无不为”，佛家的“普度众生”，都不是站在个人生命意义上的一种实践原则，而是站在人类生命这个“大体”上的道德实践，是一种利于他人，为了整体生命提升和解脱的实践原则，所以这种实践原则就变得“浩然长存”，具有文化担当的根源性。
这种中国式的“自”和“由”组合，又和康德所说“自由是一种实践理性”，并且从自由意志里面发现“道德律”高度符合，在这里东西方关于“自由”在实践领域的解读，具有了高度相似性，并且有了实践对话基础。“自由心”，作为一个哲学组合，是将“自”、“由”和“心”做了新的连接，实际是对世界的生成原则（宇宙论）、世界的运行实践原则（实践论）和世界的本体原则（本体论）做了大胆而且清晰的连接。
而这颗“心”本质依然是中华文化的本心初心，就是那颗“道德的心”，依然是孔子的“仁心”，孟子的“四端心”，王阳明的“本心良知”，一颗“中国心”。
然而“自由心”的表述却具有世界意义。
这是我们自信地面对西方文化，面对未来的基础。
首先，关于形而上学，这是人类理性文明的超越共性。不同的文化对世界的本原本体解释不同，无论世界如何生成，世界的本体如何，这都是人类超出经验层面的问题，不在人类“知识”范围之内。对于看不到、摸不着、我们人类经验无法证实的东西进行思考，是人类心灵的机能，我们虽然不可以证明，但是这是人思考的权利，与现实的真实性无关，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可以提出一个解释，并无高低之分。
就西方之“上帝”来说，自启蒙运动之后，就逐渐受到挑战，但直到康德出来，才从一个完全理性的高度给予了总结。康德在其《纯粹理性批判》的结尾，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方哲学传统所处的童稚状态。他说，在哲学幼稚时代，人们开始的“关于上帝的认识”，关于“另一个世界的特殊性质”，使得庄严的“超感触界”沦为哲学家展示空想和神救论的场地，一部西方哲学史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虚幻、妄作，这些都是我们必须结束的。他批判了西方哲学传统那种离开人的主体机能而寻找认识外在客体的虚妄做法，他认为一切我们哲学认识论及的只能是我们主体机能关涉到的同一世界的不同领域，任何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心灵与肉体、经验与超验等“二元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但是康德更为严厉地批判了经验论者、怀疑论者要求取消“超感触界”问题的哲学意义，他认为这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倾向，忽略了理性本身的性质要求，以此破坏纯哲学，这种倾向，不仅破坏了哲学，也破坏了道德和宗教的基础。而理性在康德那里是“实践领域的立法”，他说“理性只在关涉于意欲中包含着先验构造原则，它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获得它的自在物”。
而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心”的超越性是靠我们人的感触和体验，通过理性的意欲和情感机能“悟”出来的。“心”的超越，极高明但又在世界之内，在知性理念最高处，同时又是道德实践的实存，可以说真正的理性文化就是中华文化。因为按照康德的说法，“超感触界”就是人的意欲情感机能的领域，它是道德和宗教的基础，也是理性领域的立法范围，在理性领域的实存性就是通过人的道德和宗教实践彰显出来的，世界上只有唯一一种宗教，就是理性纯粹的道德宗教，宗教只是让你的道德更加坚定。
也就是说，西方的上帝超越，是知性的虚妄推断，上帝不是知识，而是人的道德法则决定出来的。而中华文化的“心”超越，是实践理性的彰显，是理性文明的典范，是道德和宗教的结合文化。中国人的“心”超越，是由自由意志和道德法则决定的，并作为唯一真正宗教和道德的侍奉对象。
其次，中华文化关于世界的“自”动，“自”力原则，是一种有别于西方上帝创生的宇宙论原则，其根本基础也是理性实践中人的意欲机能及情感机能的推理。自强不息、自然自化、自证自明，都是人的关于情感能力的凸显，道德能力的实证，是由人的道德实践原则推论出来的宇宙生成原则，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延伸，也是一种理性文化。这与西方的上帝推动、他力和外力推动最大的不同，在于对人的暗示意义。人靠自己，还是靠他人，这是我们立身世界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走向。我们中华文化高举人文之大旗，昂立人文精神，这是人类最了不起的自证自明。最后关于“由”的实践原则，其内在包含的“逆向”与“利他”两项基本特征，揭示了实践自由的运行本质。真正的自由不是顺成，顺成的自由不仅是任性，也是对他人权利领域的侵犯，作为一种实践领域的理性自由，必须是“逆向”并且“利他”缺一不可的，是一种高度的道德担当，这是与世界文明完全接轨的一种人类实践理性。
“自由心”，作为中华文化信仰的发现和揭示，具有巨大的未来意义。
作为一种文化信仰，就是文化的软实力和文化内核，是文化最高超越处，是中华文化在本体论、宇宙论、实践论上的最高理性信仰，对于凝聚全民族情感，凝聚各宗教信仰、各政治信仰，提炼中华民族最大文化“公约数”而言，具有不言自明的世界性意义。
作为文化信仰，“自由心”对我们未来的政治的作用，就在于其强大而超越的道德意义。未来的政治，不仅是经验层面基于利益的政治，也是超越层面基于“仁义”的政治。西方基于个人及团体利益基础上的“知性计较”的政治传统，必然会走向以人类生命体共同发展，面对未来的“大同”政治，这是一种道德性理性型政治。中华文化的信仰可以指导人类预设一个道德信仰作为政治发展的必由之路。
作为文化信仰，“自由心”内含着克制逆向以及利他原则，在经济上可以克服人类无度开发和无限追求物质的盲目性，使得经济的发展彰显出“人之为人”的根本性，脱离“物化”的危险。未来的经济法则必然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为根本大纲的经济宪章，经济的最根本形态必要要回到任何自然的和谐统一，那就是经济环境，那需要人类的克制，是逆向的一种经济实践活动。
作为文化信仰，“自由心”内含着人类公平与正义的社会理想。发展的目标是德福一致的终极目标，是以幸福为目标来逆向倒置设计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史。每个人的道德自觉，每个人的自由意志，使得整个社会走向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使人类走向道德光明，在心灵上实现最高幸福。
“自由心”是人类可以预告的道德发展历史。
三、本书的情感立足点
本书的写作动机及主要观点，其强大而内在的情感立足点在于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一种理性的热爱，希望每一个中国人都能为自己生为中国人而骄傲，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为我们有这样深厚的理性文化而骄傲。我们中华民族有自己的理性信仰，有自己的文化信仰，不用外求，不用他力，是基于我们历史文化最深处的澎湃不竭的动力。尽管我们目前在现实的社会层面依然没有出现这样理想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形态，但是我们坚信，作为一种文化超越和文化信仰，“自由心”一定能开创一个世界性的未来。
罗军
201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