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纠正被儒家文官扭曲的历史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pengyouquan1982”，改编自作者李晓鹏在新书《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出版座谈会上的演讲，观察者网经作者授权转载。】
一、从汉武帝“晚年悔过”事件的真伪说开去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这本书里面，重点对明史发表了一些新的看法。考证指出，清朝官修《明史》是被投降满清的文官集团，特别是东林党人，带着很强的偏见去写的，里面有很多歪曲历史真相甚至颠倒黑白的内容。但是对于明史之前的中国史，我这本书里说的东西是比较少的。
最近，我看到了一篇长文，感觉到我的这些观点，其实在《明史》之前的中国史中，也有很多被儒家文官集团故意歪曲颠倒的地方。这篇文章是辛德勇写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非常权威的正史《资治通鉴》中的很多内容进行了考证。指出《资治通鉴》并不是很多人理解的是一个非常客观的正史，而是一本带着强烈意识形态偏见的书。
这篇文章主要考证了“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的真伪。
汉武帝大家都知道，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雄才大略的皇帝。他最主要的功绩，就是在西汉王朝前六十年休养生息、发展国力的基础上，对匈奴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派名将卫青、霍去病等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丧失肥沃茂盛的漠南地区后，匈奴王庭远迁漠北，这就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
汉武帝北击匈奴战争示意图
在对匈奴的战争同时，他又恩威并施，同时采取外交手段和军事手段来使西域诸国臣服。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基础。
这些成就是中原农耕文明对北方游牧文明的伟大胜利。当时的匈奴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军事帝国之一，对中原文明形成泰山压顶之势。汉武帝给予匈奴的毁灭性打击和征服西域，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是中华民族崛起的标志性事件。他也因此名垂千古。
但是呢，也流传一种说法：到了汉武帝晚年，他对自己的这些行为开始反思，甚至有点后悔了。他觉得对匈奴大规模的战争实际上是劳民伤财的举动，导致民不聊生、社会动荡，所以他开始反悔自己之前的战略决策。
这种说法的权威来源就是《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里边关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描述是这么一段描述：
征和四年三月，从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说了这么一句话，叫做“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这句话说的很重：“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就是把自己当皇帝以来，前三四十年做的事情全盘否定；“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我非常非常后悔，自己扇自己耳光。
《通鉴》里面还说，有一些儒家学者跟他建言说方士神仙信不得。汉武帝也完全接受他们的建议，把所有的方士神仙全部赶走了。
为了表明自己的悔过，汉武帝还为此写了一个诏书，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轮台诏”，又称为《轮台悔过诏》。
在这个诏书里面——根据后代学者的说法就是——汉武帝系统地反思了自己一系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悔过和自责。
田余庆发表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论轮台诏》一文，就是说在汉武帝去世前两年，大幅度转变了政治取向，由横赋暴敛、穷兵黩武，转向“守文”，澄清了纷乱的局面，稳定了统治秩序。这样，在武帝死后，西汉王朝才有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使西汉统治又延续了近百年之久。
田先生的意思，反过来理解，就是说：如果汉武帝还走原来那条穷兵黩武的道路，可能西汉王朝马上就要崩溃了、就要灭亡了。正是因为有了晚年悔过，有了这个“轮台诏”，使这个国家又得以休养生息，重新复兴。国家才又存在了一百年。而田先生的这个论点，最重要的依据就是《资治通鉴》上的记载。
如果《资治通鉴》上的说法是真实的，那么我们就会对汉武帝一生的功绩产生很强烈的疑问。汉武帝去北击匈奴，这么大一件事，可能就是过错大于功劳了。他不再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而是一个好大喜功的暴君——为了满足自己开疆拓土的虚荣心，搞得天下民不聊生，这不是暴君是什么？
但《资治通鉴》上的记载，也有很多可疑的地方。
首先，一个皇帝，特别是像汉武帝这样强势的皇帝，竟然会公开用“向时愚惑”，甚至“所为狂悖”这种词句来自己骂自己。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就算他意识到了错误，悄悄的纠正过来就可以了，或者找几个替罪羊，把执行他之前战略扩张政策的大臣拿下，政治路线自然就转变过来了，何必用这么严厉的词语咒骂自己呢？这种做法本身有点违背常理，让人觉得可信度不是很高。
而且，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他说自己“向时愚惑，所为狂悖”，正好发生在他去泰山封禅回来以后。汉武帝泰山封禅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很多历史文献都有记录，《汉书》里面也有明确的时间记载，真实可靠。那么，武帝的想法转变得太突然了。如果他真的在深刻反思自己前半生的所作所为，又非常听儒家学者的话，他可能就不会带着一大批方士神仙去泰山封禅，宣告自己的伟大功绩，搞这么大一件劳民伤财的事。泰山封禅回来，就幡然悔悟，自己骂自己，这个转变速度也不太符合人之常情。
前面这两条，都是基于常理的推测，对史料提出质疑，还不能算是证据，不能证明汉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是假的。
辛德勇先生在他的文章里面提出了一些证据，我认为是比较有力的。首先，汉武帝自己骂自己的这段话，在《汉书》里面都没有记载。是在西汉灭亡一千年以后的《资治通鉴》里面才出现。
《资治通鉴》里边能在《汉书》里边找到根据，说汉武帝有“晚年悔过”之举的，只有一个“轮台诏”。
《轮台诏》的原文，在汉书里面有记录。如果我们认真地读一下《轮台诏》以及它发布的前因后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问题：所谓的“轮台之悔”，并不能成为汉武帝系统地反思自己政策的一个证明。
《轮台诏》的发布是什么背景呢？就是桑弘羊等几个大臣，上疏请求汉武帝下令派人到西域轮台那个地方去驻军囤田，说这个地方是西域的战略要地，占领这个地方有助于加强对西域的控制。
汉武帝接到上疏以后，就下了一个诏书——也就是“轮台诏”，说了一大堆话，总的意思是：轮台这个地方非常偏远，前一段时间我们对西域用兵，特别是贰师将军李广利去征西域，仗没打好，损失惨重，劳民伤财，士兵大量死伤。我感到非常的悲痛，觉得目前还是应该让士兵和人民都休息一段时间，所以轮台驻军这个事儿就不要干了。（《轮台诏》原文见附录）
所谓的“轮台悔过诏”，其实就这么一个东西。
从“轮台诏”发布的前因后果来看，实际上汉武帝只是针对轮台驻军这个事在说事。他完全没有说自己北击匈奴的整个战略是错的。
这里面武帝有关对军事失利和人民困苦的反思的原话是：
“贰师败军（贰师将军李广利败了），士卒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朕不忍闻。”——他重点是说轮台驻军这个事儿。
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诏书的后面，他还补充说了一下，虽然轮台不驻军了，但还是要“毋乏武备”——不要让我们国家的军事实力因此而被削弱。整个诏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郡国二千石以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两千石以上的地方官员，都给我上书说一下，以后我们怎么干才能够积蓄更多的马匹，怎么能够巩固边防。
从这个文本里面，我们看得出来，《轮台诏》的意思就是：前两年我们打仗没打好，花的钱太多了，所以应该休息两年，把工作重点从对外征伐转变为改善内政和补充兵马钱粮，现在就不要到轮台那么远的地方去驻军囤田了。这属于短期的战术调整，而并不是否定之前的国家战略。
——至于所谓“向时愚惑，所为狂悖”这种话，并没有出现在《轮台诏》或者其它任何汉朝官方记录中，只能在《资治通鉴》中找到。现在有一些文献直接说武帝在《轮台诏》中骂自己“所为狂悖”则是完全以讹传讹、牛头不对马嘴了。
除了《轮台诏》的文本解读以外，说汉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不存在，还有几个证据。
第一个证据：武帝死后，留给儿子的顾问班子，即所谓顾命大臣，都是对外进攻政策的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
武帝的儿子八岁登基，受武帝顾命掌握大权的主要是四个人：霍光、桑弘羊、上官桀和金日磾。
霍光是大将军，是征讨匈奴的名将霍去病的弟弟。汉武帝信任他，很大程度就是因为霍去病。
桑弘羊是武帝的财政大臣，他以善于为皇帝理财而名垂千古。武帝对外战争，主要就依靠桑弘羊建立了一套征税系统来保障军费后勤。国家垄断盐铁专营和对商人征收重税来扩大财政收入，都是桑弘羊搞出来的。
上官桀是职业军人，官拜左将军，曾经与李广利一起统率汉军，北拒匈奴，西征西域，拓疆守土，战功显赫。
金日磾是匈奴人，是对投降汉朝的匈奴休屠王的儿子。投降以后一直是武帝的贴身侍卫。
我们看武帝留下这个人才班子，三个武将加一个军事后勤专家，这四个人都不是儒家文官，也不是主张修身养性的黄老学派代表人物。这个班子的搭配说明，武帝希望在他死后，前几十年这种对外扩张政策能够得以延续。
如果汉武帝在他去世之前三四年已经对自己之前的政策感到后悔，那么他一定会对核心决策层进行调整。他死后留下的这个顾命大臣班子，肯定不是这个样子，肯定会有一些儒生，有一些向他提议进行战略休养生息的官员，但是没有。这是武帝没有“晚年悔过”的第一个证据。
第二个证据就是《盐铁论》。
《盐铁论》是汉武帝去世之后四年，由霍光和桑弘羊组织的一次讨论国家盐铁专卖的会议记录。这个会议记录很幸运的完整保留下来了，直到今天我们还能够看得到。
在这个会议记录中，桑弘羊等中央官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对汉武帝时代的政策进行了长达数天的讨论。如果汉武帝在晚年有过系统的“悔过”，主张与民休息，认为自己穷兵黩武导致劳民伤财等等，那么当时的学者，一定会引用武帝的言论，说先帝晚年的时候曾经后悔过云云，来证明盐铁专卖和征收商业税的不合理。肯定会有这些说法。
但是，在《盐铁论》当中，我们找不到这方面的内容。相反，大家基本都是在说，要恢复“文帝之政”。简单说就是反对武帝当时的政策，回到汉武帝的祖父汉文帝时候的政策路线上去。
而桑弘羊，则主张继续维持政府在盐铁方面的管理。他说：“君薨，臣不变君之政”、“不宜害先帝之功而妨圣主之德”。也就是说，武帝刚死，你们这帮人就要改变先帝的这个政治路线，我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这样的辩论记录也可以说明：争论的双方都很清楚，汉武帝晚年并没有改变其一贯的政治路线，没有任何显著的“悔过”的举动和言辞。如果有，不可能不在《盐铁论》中反映出来。
此外还有第三个侧面证据。在轮台诏之前，实际上汉武帝有多次类似的战略收缩的先例。比如说元朔三年，“罢沧海郡，罢西南夷”——听了一些儒生的建言，停止了很多地方的军事征发的事宜。但是过了一年以后，马上又派卫青率大兵攻击匈奴。
这样的先例说明，武帝很清楚在制定国家战略的时候，需要一张一驰的节奏切换——打了一段时间的大仗之后，就休养生息，让人民有机会休息，士卒有机会训练；等国家又积蓄了一定的财富之后，再大举向外扩张；扩张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再休息一下，恢复国力……这种从战争到休息的节奏切换，显然不能算是对整个战略的反思。
通过这些证据，我认为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所谓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事儿，应该是虚假的。在历史上不存在武帝晚年悔过的问题。
那么关于武帝晚年悔过的那些话——“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资治通鉴》是从哪儿来的呢？
根据考证，它应该是来自一本叫做《汉武故事》的野史。这本野史现在已经失传了，但是在很多史料当中有抄录它的内容。它里面有关武帝晚年悔过的内容就跟《资治通鉴》里面的表达，是非常一致的。而这本《汉武故事》的野史呢，大量地记载了很多妖魔鬼怪的故事，类似于一本神鬼小说。它的可信度非常低。
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这么重要的史学著作，怎么会去引用这样一个看起来这么不靠谱的、讲妖魔鬼怪故事的《汉武故事》这个书呢？儒家不是讲究“鬼神之事敬而远之”吗？
这里面应该说，他有一定的政治目的。“轮台之悔”，或者是汉武帝晚年悔过这个故事，很明显的体现出了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取向，叫做“重文轻武，丑化皇帝”。
儒家文官集团这些人在打仗方面是不行的，总体而言大大弱于职业武官。特别是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文官集团掌权，武将被边缘化，被剥夺了统兵的权力。北宋的军队对外基本上一打就全军覆没，丧权辱国、丧师失地。儒家文官集团主导整个国家权力，军事上就是不行，打不过北方少数民族。跟汉武帝时代比起来，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但是，儒家文官集团必须要论证北宋这种局面的合理性。如果历史书上说，中原政权对北方的少数民族，打赢了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打输了是一件丧权辱国的事情，那么儒家文官集团执政地位的合法性，就要被动摇。北宋的局面就说明你文官当权不行，还是要武将来，要加强皇权。这样，武将的权力必然上升，皇帝的权力也必然上升。
北宋是儒家士大夫的乐园，他们掌握了国家权力，当然不会允许这种宣传论调出现。
通过“轮台之悔”这件事情，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儒家文官们就可以昭告天下：汉武帝对匈奴的一系列打击，是过大于功的，本质上是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给中国的民生造成了严重的困扰，使国力衰退等等。武帝本人晚年都非常后悔，自己骂自己狂悖、愚蠢。就像田先生所说的，如果武帝不反悔的话，西汉可能马上就要完蛋了。
把这个故事加进来之后，那么，再来看北宋，在对外战争当中，少数民族来打我，我就不应该反击，打输了也没什么丢人的，说明我们不像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嘛，对不对？敌人一打过来，我们就签条约，割地赔款，这个才是正确的。这种做法跟汉武帝晚年悔过的思想是一致的，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这样，儒家文官集团的执政合法性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整个国家民族的价值取向就被颠倒过来了——对外战争、开疆拓土的皇帝和将军们变成了罪人，割地赔款的文官大臣们变成了英雄。
于是，我们就面临两种观点。西汉能够存在两百年，到底是靠汉武帝去打击匈奴打出来的，还是靠他反省自己打击匈奴，搞休养生息休养出来的？
这是两条政治路线。
如果是前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的两百年国运是靠打击匈奴打出来的，那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中华文明，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就应该走富国强兵、积极防御的道路。对于给国家安全造成危害的敌人，就是应该严厉打击，对于敢于用暴力来跟我们对话的敌人，就是坚决的以暴制暴，先用暴力把你打服了，我们再来谈和平。以强大的军事实力来保障和平。
如果后一条路线是正确的，西汉在武帝死后还能维持一百年，全靠武帝晚年悔过。那么，我们就应该选择北宋这种积贫积弱的这种国策来生存，对外妥协，依靠金钱外交来谋求生存空间。
我个人的看法很明确，武帝晚年悔过的事情是假的，《资治通鉴》的这种价值观是通过伪造历史来传达的，不可接受。
北宋的文官集团执行的后一种方略，结果怎么样？《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北宋灭亡于1127年。《资治通鉴》成书后40年，北宋就灭亡了。而且国家是亡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略，中原人民被屠杀得非常惨烈。
武帝死后，汉朝有“昭宣中兴”，汉军横扫匈奴，把西域全部纳入中原政权的管辖之下。西汉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个王朝，武帝在位的五十年，以及武帝死后的五十年，都是中原政权非常强盛、国家经济繁荣的好时光。西汉和北宋的对比说明了什么？说明武帝积极进取的国家战略才是正确的，北宋苟且偷生的战略是错误的。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他晚年从来没有为自己一生的奋斗后悔过！
二、司马光为什么对色情小说感兴趣？
司马光出于政治目的取舍史料的倾向，他自己也承认。他写过一篇文章《史剡》说，“愚观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我看以前的历史，有一些东西，与其让后人知道，不如把它消灭了算了。就是作为史学家的司马光公开声称，他认为历史上有些事最好别让后人知道。
编写《资治通鉴》之，他说了一句话“史有记录之害义者，不可不正”——历史上的那些记录，有违反我儒家正统道义的，一定要把它斧正。
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司马光在治史的时候，确实带有一种强烈的主观价值的取舍。为了阐明他所相信的儒家正统，他认为可以歪曲了历史的本来面目。
出于这样的目的，司马光把野史中的汉武帝晚年悔过写进了《资治通鉴》。除了虚构武帝“晚年悔过”事件，《资治通鉴》为了贯彻儒家文官集团的政治路线，在其它地方，也有很多明显虚构的故事。这些故事真伪的考证，就不如我们对“轮台之悔”的考证这么有力了。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一看。
一个是所谓的“杨贵妃洗儿”事件。就是唐朝中期，安史之乱之前，安禄山在河北地区执掌兵权的时候，曾经到长安晋见过唐明皇李隆基，还见到过杨贵妃。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资治通鉴》里边多了一段正史上没有记载的事情：
杨贵妃非常喜欢安禄山，认安禄山当了自己的干儿子。认了干儿子之后，还把安禄山召到宫廷里边来。安禄山说我们少数民族有风俗，认干儿子要给他洗澡的。杨贵妃就吩咐人用大毯子，把安禄山这个大胖子裹起来，扔到池子里，杨贵妃亲自给他洗澡。唐明皇李隆基还看着，还挺高兴，一点都不觉得怀疑。
这个事情太荒唐，很多认可《资治通鉴》权威性的人也是很反对的。清朝就有人指出：“《通鉴》载此事，皆出《禄山事迹》，及《天宝遗事》诸野史，恐非实录。”“杨妃洗儿事，新旧唐书皆不载，而通鉴乃采《天宝遗事》以入之。岂不知此种小说乃存巷俚言，乃据以污唐家宫闱也。”
这个事情司马光为什么要写进去？他引用的那个什么《天宝遗事》、《禄山事迹》，其实就是类似于色情小说，专门写宫闱野史的东西。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这么严肃的历史著作，怎么把这些正史上没有记载的，而且听起来非常荒谬的事情，堂而皇之地写进去呢？
这说明什么？说明司马光确实有很强的主观价值取向。就是丑化皇帝、丑化宫闱。皇帝就是好色，就是昏君，皇帝要不得。通过丑化皇帝，凸显出来儒家文官集团是坚持正统的、坚持道义的。皇帝的话是不能听的。
儒家文官集团要巩固自己的权力，就是要把皇帝的形象不断地加以丑化。把安禄山叛变，“安史之乱”的责任都归结为皇帝好色、昏庸。出了事情，就是因为女人是祸水、皇帝是昏君，而官僚集团没有责任。从而树立儒家文官集团在道义上的“伟光正”的地位。
《资治通鉴》上第二个不靠谱的记载是汉成帝宠赵飞燕姐妹的事情。这里边司马光就引用了一句话，就是披香博士淖方成说过的，“此祸水也，灭火必矣”。所谓“红颜祸水”这个词就是从这来的。但这句话也是《汉书》等权威记录里面没有的。那么这句话从哪儿来的？实际上也是出于一本野史叫做《赵飞燕外传》。
这个《赵飞燕外传》就是后世文人瞎编的黄色小说。这里边记录的汉成帝怎么死的，记录过程污秽不堪，说皇帝生病的时候，还在吃赵飞燕姐妹给他的春药，吃了春药之后天天跟赵飞燕姐妹混一块，结果就是精尽人亡然后就死掉了。精液流了好几个时辰才死的。这里边的描写很污秽，而且完全违背生理学常识，它就是一本黄色小说。
那么司马光为什么在他的《资治通鉴》里边，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这些东西呢？就是我说的，要丑化皇帝，丑化皇权，以达到强化儒家官僚集团的正统地位正确性的这么一个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司马光不惜把黄色小说当正史来用。
三、儒家文官的崛起与道统观念的强化
我在《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二卷里边，一上来就分析了儒家文官集团崛起的过程。它是一个从军事集团的附庸到一个独立的权力集团的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首先是从战争发展起来的。原始部落为了维护自身的安全，组织军队进行战争，而建立起君权。军权来自于君权——皇帝的权力来自于军队的权力，皇帝的前身就是军事领袖而不是政府领袖。
在战争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以后，就需要一些行政官僚来处理日常事务，这个时候行政权力是屈从于军事权力的。所以文官集团才必须要对皇帝完全地服从。
但是，国家大一统之后，军事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内政的重要性逐渐上升。文官集团、官僚集团，或者叫行政官僚集团，他们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寻找自己的独立性。他们就开始从儒家的思想里面寻找建立他们的道统。
西汉的董仲舒最先提出儒家天道的概念，说“天不变、道亦不变”。但这个时候，董仲舒所谓的天道，还是一种授予天子执政合法性的这么一个意思。道统和法统是合而为一的，道统必须遵从法统，儒家正统必须屈从于皇帝的权威。汉武帝因为欣赏董仲舒，下诏问了董仲舒几次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个事情就被后来的儒家史学吹上天，说是“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实是胡说八道。汉朝内部决策以法家思想为主，兼用道家和儒家，对外则是思想文化自由，百家争鸣随便说，没有废黜过任何一家，更没有独尊儒术。汉武帝的核心决策班子里面根本没有儒家学者，董仲舒不过被武帝派到地方上去当小官，连中央政府的职位都没给他。
儒家文官集团真正掌权要到唐朝中后期，武则天改革以后。科举制度加强了文官集团的权力，他们就需要建立一套自己独立于皇权、独立于军权的一个意识形态体系。这个时候就出现了道学。以韩愈的《原道》这篇文章为代表，提出了从周公到孔子，再到唐代儒家的这么一个“天道传承体系”。
这个天道传承体系是独立于法统的，跟换了谁当皇帝是没有关系的。儒家文官集团，就是尊重这个道统。道统从法统分离了出来。
到了北宋，就完全建立了一个儒家士大夫乐园，从带兵打仗的统帅到皇帝的侍卫，基本都由文官担任。没有通过儒家经典考试的武将没权力了，皇帝想杀儒家士大夫也被禁止了。宋神宗想要杀一个弃城逃跑的败军之将（文官），宰相蔡确明确告诉他不行，神宗毫无办法。
这个时候，道学就进一步加强，文官集团就认为我只需要服从我的道统就可以了，不需要听你的法统。为了强调这个儒家道统，司马光就编撰了《资治通鉴》，对中国的历史进行了重新的梳理，按照儒家的道统来重新解释中国历史。
在司马光所解释的中国历史中，皇帝基本都是昏庸的，如果不昏庸他就比较暴虐。皇帝的主要优点就是对文官们言听计从，只有这样的皇帝才被认为是圣贤的君主。
军事战争的重要性被系统地贬低了，武将的角色也不是很好，太监当然就更坏了，皇帝宠爱的后妃一般都是红颜祸水，农民起义等干革命的肯定就是反贼。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著名人物都成了反派角色。只有谁正确呢？就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这就是《资治通鉴》产生的背景。
儒家文官集团的崛起，我在第一卷书里面说了，首先要充分肯定它的正面意义——它促进了政府治理的理性化，科举制度让底层人民能够有一条参与政府治理、国家治理的一个渠道，这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一个巨大进步，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伟大的贡献。
但是呢，在文官集团一派独大的这种地位奠定以后，它又开始逐渐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走向反动，变得腐败堕落、贪婪无耻。垄断国家的权力，对上架空皇权，削弱武将的权力，也就间接的削弱国家的战争能力。对下，跟大地主大商人等豪强阶层勾结，形成国家的权贵集团，欺压老百姓，导致官逼民反。
最后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就是两宋积贫积弱，军队被彻底削弱了，对外打仗一触即溃，对内严酷地剥削老百姓，税赋高的不得了，食盐专卖的收入是唐朝和明朝的十倍，农民起义连年不断。
老百姓的负担非常沉重，但是文官集团，过着非常舒服的日子，在他们记录的历史里边，把两宋描写成一个经济繁荣的超级盛世，大家都过得非常得舒服。但是真正过得舒服的只是这个社会当中很小的一部分，整个国家民族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我在书中对比了两宋和明朝：宋朝不杀士大夫——不管他贪污了多少钱、激起了多大的人民反抗、丢掉了多少国土，都不会被判处死刑，因此被认为是仁政；而明朝总是不断的用死刑来对待贪污腐败的、激起农民起义的和打仗失败的官员，所以被文官集团描写为黑暗专制的恐怖帝国。
但实际上，宋朝对老百姓极其残酷，凌迟这种酷刑正式进入国家刑法典就是在北宋，给犯人在脸上刺字的刑罚从汉朝就被取消了，到了北宋又复活了。贩卖私盐二十斤就是死刑。相反，明朝就没有刺字的刑罚，凌迟处死虽然也有，但是没有写入刑法典，必须皇帝特批，官僚集团不能判处任何人凌迟处死，而对于贩卖私盐这种事，明朝则规定，普通人生活无着，在肩挑背扛的范围内贩卖私盐，不算犯法。
两宋对文官士大夫非常仁慈宽松，对老百姓非常残酷；明朝对文官士大夫严加管束，而老百姓的权利和自由保障得比宋朝好得多。
最后，大家都知道的是，宋朝这个儒家士大夫的乐园，彻底地亡于北方少数民族。中原文明第一次完整地被北方更加落后的游牧民族彻底地征服了。这使中华文明出现了很大的倒退，给中原人民带来了非常惨重的灾难，被屠杀的人民数量以千万计。儒家文官集团宣传的道统，以及精心编纂的《资治通鉴》，最后就搞出来这么一个结果。
《资治通鉴》是一本重要的历史著作，司马光做了大量的历史整理的工作，这些功绩是要充分肯定的。但是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它并不是一本客观的历史著作。它是儒家士大夫掌握历史话语权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一部扭曲历史真相的历史著作，它的目标是宣传和塑造儒家道统意识形态，而不是尽最大努力真实地去记录历史。
四、东林党人对明朝历史的扭曲和丑化
前面我讲的这些东西，算是对我《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的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我讲《资治通鉴》某些方面不太靠谱，但实际上要论证这个观点，找出《资治通鉴》的根本性错误还是非常困难的。
为什么非常困难？因为元朝取代南宋以后，出现了一次中原文明完整地被北方少数民族消灭的事件，导致大量文献资料被损毁。留下来的主要就是被列入二十四史的官方正史和《资治通鉴》，宋以前的大量文献资料没有保存下来。要想再找别的史料来证明《资治通鉴》中有大量虚假东西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像我们辨析“轮台之悔”，这个论证应该说是比较有力的。因为有那么多史料可以证明它。正好《盐铁论》还非常完整地保留了下来，算是我们的幸运。但是，比如关于赵飞燕姐妹和杨贵妃这个故事，我们只能说它太不合常理了，而且正史又没有记载，根据《资治通鉴》在“轮台之悔”事件上的表现，我认为他们应该是伪的。
但是，这个论证的史料支撑是不够的。你说它是从《赵飞燕外传》里面抄过来的，但是也许万一人家司马光看见实录上也有这个记载呢？对不对？这种可能性是有的。毕竟实录已经消失了。
所以，要想理清楚在元之前的历史，有多少被篡改了、有多少是不符合历史的，非常困难。我的《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虽然说的是梳理整个中国古代史，但把百分之七八十的的篇幅都用在了写明史上。就是因为只有明朝的史料保留下来的还比较充分。最重要的是《明实录》得到了完整的保存。此外像朱元璋编写的《逆臣录》，还有杨士奇、申时行、陈洪谟等朝廷大臣的个人回忆录，还有各种宫廷档案和地方墓志铭等等，直到今天我们都还是能够看得到的。
这些第一手或者接近于第一手的史料的留存，为我们考证明史在多大程度被扭曲了，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材料。所以我就是把明史作为一个典型的案例来深入地去挖掘它。
通过对现在保存下来的明朝史料的系统挖掘，我们不难发现，代表明朝晚期的道学文官集团的东林党人在投降满清以后，编撰的《明史》也符合《资治通鉴》的一贯表现——就是极力地丑化皇帝，把明朝亡国的责任一股脑推给皇帝，把文官集团描写成充满理想主义的白莲花。
受官修《明史》和以东林党后裔为主的“浙东史学派”的影响，明朝的十多个皇帝，在今天很多人心目当中，不是昏君就是暴君，好色、昏庸、心理变态……没一个好东西。附带着，东林党人还大力地丑化后妃、丑化太监、丑化武将，还要丑化文官当中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的人物，歌颂那些为文官集团谋福利人物。
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有关朱元璋的文字狱的传说，基本都是靠不住的。比如说，说朱元璋杀掉杭州教授徐一夔，仅仅是因为徐一夔的文章里面出现了“光”这些文字，就是犯了朱元璋当过和尚的忌讳。
但是，我们发现在朱元璋死后，这个徐一夔还活着，还给人写过墓志铭，杭州地方志里还记载着他还当过官。这些一手的资料出来了，我们就可以知道，关于朱元璋因为文字狱杀徐一夔这个事儿，肯定就是假的。
还有，《明史》中关于明宪宗朱见深和万贵妃的故事，说万贵妃因为自己生不出孩子来，在后宫里边只要是后妃怀孕的，全部就给打胎，生出来的也要杀死。朱见深的儿子明孝宗朱佑樘之所以能够活下来，是因为宫中太监张敏冒死秘密抚养。等万贵妃发现以后，张敏就自杀了。
明宪宗朱见深，竟然宠幸这样一个万恶的女人，当然也就是昏君。
但是，通过对《明实录》的考证，我们发现，实际上明孝宗朱佑樘，不仅不是什么太监千辛万苦保护下来的，相反，他就是由万贵妃亲自抚养成人的。因为在内阁给皇帝的奏章里面，明确地说：朱佑樘蒙贵妃“躬亲抚育”，虽然不是贵妃亲自生的，贵妃对待他却好像亲儿子一般，真是一个难得的贤妃，我们大臣们无不交口称赞。
而那个所谓把朱佑樘秘密养大成人之后，然后又自杀的这个太监张敏，在《明史》上记录张敏死后三年，在《明实录》里面还有他跟明宪宗的对话记录。
所以我们也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也是子虚乌有的。
还有像对太监的污蔑。关于明朝“四大权阉”之一的太监汪直，《明史》对他极尽丑化之能事，说他如何迫害大臣。但是，在实录里面我们可以找出汪直所写的那些奏章，他收拾大臣是有原因的，核心就是为了协助皇帝反腐败。那些大臣们犯下了什么罪行——为了兼并别人的土地打死人，贪污了多少钱等等——所有的事情都是上报皇帝，由皇帝批示，然后处理的。他没有权力来判决官员。
而且汪直在对外战争中，在对女真的战争当中，对蒙古的战争当中，都立下了非常卓越的功勋。说他是一位民族英雄和反腐英雄，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毫不为过。
此外，还有像名臣严嵩，《明史》把他列入奸臣传，它视之为大奸臣，但是严嵩执政的二十三年，正好是明王朝跟东南沿海的倭寇进行激烈斗争的二十三年。在这个过程当中，严嵩起用了包括胡宗宪还有唐献之在内的一系列的优秀人才，为平定东南沿海倭寇立下了重大功勋。但是文官集团一定要把他写成奸臣，就是因为他不反对皇帝诛杀失职的官员，比如北京城被蒙古围攻，皇帝追究责任要杀掉兵部尚书，严嵩不去阻拦，文官集团因此对严嵩恨之入骨。
对于武将，像戚继光这种名将，文官们又编造谎言，说他进献春药和美女给首辅大臣张居正。张居正就是吃春药和好色过度而死——张居正虽然也是文官，但大力推动改革得罪了腐败的文官集团，所以他们将其一并丑化了。
实际上，这样的事情也是不存在的。张居正去世的原因在他的私人书信往来中说得很清楚，是痔疮手术的术后感染导致的。当然没有抗生素等消毒药品，手术感染往往致命。张居正对自己病情恶化的描写，与现代医学总结的痔疮症状和术后感染的症状完全一致。
还有像万历皇帝，《明史》里面说他“怠政”——天天在后宫里面窝着不干事。但是我们通过核对《明实录》里面的记载，发现他一直在不停地批阅各种奏章，不管是在治理黄河，还是巩固边防，还是组织救灾等方面都在做事，甚至还下过奏章，要求找熟悉西方历法的人进宫重新编制历法，他并没有“怠政”。这中间他还指挥打赢了抗击日本侵略朝鲜的战争。干了这么多大事的一位皇帝，竟然被文官们空口白牙地说成万事不管的大懒虫，这颠倒黑白的水平简直令人称奇。
通过阅读各种奏章，可以发现，万历皇帝的怠政其实就是不理睬那些进行党争的文官奏章——他只批复办实事的奏章，而对于搞人事斗争的奏章全部置之不理。东林党人对此极为不满，所以编造了所谓的“万历怠政”的谎言来对皇帝进行攻击。
当下常见的批评“万历怠政”的论调
相反，那些在《明史》中被大力称颂的某些人物，我们发现，他们似乎并没有真的干出多少对国家和人民有益的事情。比如说著名的所谓“三杨内阁”中的大贤臣杨士奇，我们就找不出来他干了什么利国利民的大事。相反，在三杨内阁当政期间，明朝放弃了越南北部的中国领土，中断了郑和下西洋的行动，三杨还主持了三位皇帝死后的殉葬，杀掉一些无辜的后妃等等。除此以外，找不出来杨士奇干了什么好事，倒是他儿子在老家兼并土地打死了几十个人的事是真的有。
杨士奇之所以能够被《明史》认定为是一个大贤臣。主要原因就是能够当好和事老、善于和稀泥，能够有效地阻挡皇权对文官集团的监督和管理。出了问题，他在皇帝面前能够说好话，让官员们能够生活得比较自由自在，随便贪污、随便兼并土地。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官员，不管是杨士奇也好、徐阶也好，都被公认为“大贤臣”。
而那些敢于对天下国家负责任的人，敢于得罪人，敢于整肃官僚集团，整肃权贵集团的人，就一律，或者是大部分被丑化成奸臣。最典型的就是严嵩、张璁这些人。
最后的结果，就是真正为国家民族做事情的人，包括皇帝、太监、武将、正直的大臣，都被系统地丑化了。
丑化的效果，在东林党自己看起来，重要就是为了突出东林党这么一个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
如果这种丑化仅仅是利益之争，我们还可以不管。甚至说，我就没必要去花这些时间来干这些事。
但是，正是因为一两千年以来的这种“正史”，像《资治通鉴》、《明史》这种记录，儒家文官集团为了集团的利益，改变历史的真实，对中国社会的精英集团除了他们自己以外，进行系统地丑化。实际上最终是达到了丑化整个中华文化、贬低整个中华文明的这么一个效果。使我们当代人，在了解中国历史的时候，自然而然就认为：两千年来的中国人，就生活在一群厚颜尤耻的、贪婪好色的、昏庸暴虐的专制皇帝的统治之下，没有任何的个人尊严。这两千年简直就是黑暗的两千年。
整个中华文明，可能偶尔有一点点闪光点，有一些四大发明之类的东西，但是主流是一个黑暗的、昏庸的、暗无天日的人间地狱。其中被丑化最严重的，恰恰就是我们国家历史上，和平时间最长、经济最繁荣的大明王朝这段时期。
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绝不是儒家文官集团永远正确的历史。它是一部由许多伟大的皇帝、伟大的太监、伟大的武将、伟大的文官和伟大的农民起义领袖共同努力，铸就的一部光辉灿烂的伟大历史。这里面充满了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悲壮的失败，但判断正邪的标准绝不是儒家思想，更不可能是是否维护了官僚集团的特权，是否让文官们的日子过得很舒服，只能是是否有利于人民安居乐业、有利于国家繁荣富强。
儒家文官集团，他们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事实证明他们滥用了这种权力。他们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进步的作用，但也发挥过极为糟糕的反动的作用。中原政权仅有的两次完整地被北方少数民族消灭，都是在儒家文官集团全面掌权的背景下发生的。南宋和明末后期，都是儒家文官一家独大的局面，他们整体腐败无耻，为国家的豪强权贵阶层的利益服务，为此不惜杀害岳飞、毛文龙这样忠心报国的武将，危害国家国防能力；不惜把并不沉重的税收转嫁到身无分文的底层农民身上，自己这个阶层腰缠万贯也不愿意多交一分钱税收，诱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的结果就是国家因为内外交困走向灭亡，而不是亡于外部武器水平低的过、人数少得多的少数民族，这些给中原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给中华文明制造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对于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必须彻底地反省。
五、反思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往前看
有人总结说，我这本书就是“一个经济学博士，为了研究政治问题，写了一本历史书”。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我的写作目的最重要的还是有政治上的目的，为促进国家的强大，为了中国文化的复兴。
我们学习西方，学习了一百多年。这个很好。西方有先进的东西就是要学习。但是学习完了之后，如果我们要超越西方，要比西方做得更好，必须要有创新，有新的东西，有自己的东西。这其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我们自己历史的重新整理和反思，建立我们独立的史观。从整理自己的历史中，找到中华民族独立的灵魂。
研究历史是往后看，但不是为了复古，不是说要再搞个皇帝来管理中国。往后看的目的最终是为了往前看。
我并不认为研究历史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充其量只是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如果说我们中华文明真的要复兴，绝对不是说靠吹，说我们历史多么伟大。但是如果有人想刻意贬低我们的历史，说我们在历史上从未真正强盛伟大过，说我们这个民族的基因就是黑暗专制没有创造力的，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如果中华复兴有一个客观的标志，应该是科技复兴。如果有一天我们这个社会，有一些科学家能够整出来可以颠覆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一套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出来，中华文明就真的复兴了。
但是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光指望科学家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们在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重新反思历史，重建中国文化自信，就是其中的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在新时代反思中国的历史，是为了从当中找到一些可以指导未来的普遍规律，而不是简单地肯定和效仿以前那些制度变革。
比如说，中国历史上有包办婚姻。很多人认为是反动。我也认为它肯定是不对。但是我认为在古代社会，这个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古代人的寿命很短，平均寿命30多岁。你看现在咱们中国这个剩男剩女问题很严重。如果古代社会都像咱们一样自由恋爱，大家都到了30岁还不结婚。那中华民族就要亡国灭种了。没办法传递后代了。在当时的情况下，人就应该十五六岁赶紧结婚，剩下十多年的寿命用来把孩子抚养成人，没时间给你恋爱、东挑西选。抓紧结婚生儿育女，形成人口优势，对外要战争，对内要生产。这种情况下，不得不压抑人的婚姻自主选择。
我讲这个话，是不是说今天我们也应该搞搞包办婚姻？显然我们推不出这个结论来。因为时代已经变了，人均寿命都七十多岁了，你慢慢恋爱，三十四岁结婚都可以。人口太多了，你不结婚不生孩子，也不影响大局。历史的合理性，只有结合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能实事求是地分析。但是呢，这个事情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再说出点什么东西来？那就是我们还是要注重中华文明中家庭伦理的价值，要重视个人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如果你到深一点的层面去讨论它，我认为从中也是可以找一些有益的启示的。
还有，比如说，中国古代有严刑峻法这种传统。很多人把中国古代法系，认为是一个没人权、没法制的黑暗法系，整个是一团糟。
中国古代确实是严刑峻法，但是我在第二卷书里面，也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说，一个国家法律的严峻程度，应该跟什么相关呢？应该跟破案率相关。如果说破案的技术很高明，破案率很高，那么，刑法就应该轻一点。只要你犯罪了，你都能被抓住，刑法就轻一点，量刑适当。如果说破案的技术非常低，被抓住的概率也很低。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严刑峻法——不一定抓住你，但是抓住你，你就会死得很惨。这样才能起到对社会犯罪的威慑作用。
中国古代的严刑峻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破案技术很落后，没有指纹技术没有DNA检验，主要就是依赖口供；没有全国身份信息联网，抓捕逃犯也非常困难。所以必须允许一定的刑讯逼供，必须要严刑峻法，才能有效地震慑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法治体系的积极意义和合理性是很大的。跟同时期的西方法制体系比起来，我们要先进发达得多。
但是我们今天这样说，为古代的严刑峻法辩护，是不是说，我们应该恢复古代的那种严刑峻法呢？用凌迟、砍头、五马分尸来震慑犯罪？当然不是。因为时代变了，今天我们的刑事破案技术，刑事破案率已经大幅度提高了。这种情况下，就应该强调程序的正义性，强调罪刑相适应，这样也能够维护社会稳定，这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实事求是地承认中国古代严刑峻法的合理性，能够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就是可以抵御西方那些极端的轻刑思想。从基础的理论层面来证明，应该对那些给国家社会造成严重危害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以保护那些守法的人，保护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
西方刑罚思想片面地强调轻刑、片面地强调程序、片面地强调保护罪犯的权利，这就是我们要坚决反对的。像挪威那种，拿着机枪打死八十几个人的犯罪分子，只判了十几年，还可以住在五星级酒店一样的监狱里面，享受非常爽的生活。这种事情，我们认为就是不应该出现的。谁要是认为西方就是比我们先进，我们的法律思想就是落后，他们把杀八十个人的罪犯当大爷养着就是先进的，我们就不同意。通过正确的反思中国历史，我们就可以理直气壮地抵制这些错误的做法和思想，更好地维护我们的社会稳定，保障遵纪守法的普通人民的权利。
所以说，我们今天重新反思明史、反思中国历史，找出了什么结论？找出的结论不是说我们要恢复皇权。而是有一些新的启示是西方思想不能够给我们的。比如说，中国历史的经验表明：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官僚体系。只有把这个控制社会最重要资源的官僚体系的运作规律梳理清楚了，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中国社会。这一条西方的历史中就没有，而它直到今天也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明白了这一条，我们进一步研究，可以说，当前中国改革成败的关键，并不是所谓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得是否彻底，并不是说市场化程度越高越好。市场化程度越高，中国经济越发达。我们先不说这个观点对不对。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它可能不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才能保证官僚集团的清廉高效？
还有什么启示？比如说，要警惕政府的“文官化”倾向。
这个“文官化倾向”是什么呢？就是决策者脱离基层实践。一些没有基层工作经验的人，仅仅因为他是某个领导的秘书，或者在官场里面人际关系混得很好，就可以让他当上中央大员呼风唤雨。就像明朝“非翰林不能入阁”，不是进士别想在北京当大官，真正一线做实事的人晋升渠道被堵死了，年轻人考中了进士都想着在中央政府里面混，跟中央大员拉上关系就可以被提拔重用，而不是到基层去踏踏实实做出成绩来。如果我们现在也搞这样的风气，那国家就真的要完蛋了。
文官集团，或者官僚集团，不是说你当了官就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关键看这个人是以官僚集团利益为重，还是以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为重。如果一个官员不贪污不腐败不以权谋私，当然不能说它是文官“集团”的成员。
我们把儒家文官颠倒的历史颠倒回来之后，就可以更好把历史研究清楚。然后就可以更好地回答一些很实际的问题，比如：
明朝灭亡之前，那种东南豪强利益集团，打着保护弱势群体，打着给人民减税的旗号，来维护他自身利益。当时明朝的税收，什么辽饷、练饷之类的，如果平均分配到每个人头上，一点也不重，甚至可以说很轻。但有钱有权的豪强官僚集团却把税赋转移到底层老百姓头上，然后对上说民不聊生，必须给富商地主们减税。如果今天再次出现类似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怎样才能够不重复明朝和其他历史王朝覆灭的这个历史教训？
此外，从历史的教训当中我们可以知道：必须建立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够保障和平。妥协投降、经济往来都不能保障和平。贸易这个东西是很好的，贸易可以促进和平，但是贸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保障，才能够维护国家的长久和平。仅仅靠对外来的一味地妥协，像宋朝，割地赔款，指望获得国家的长治久安，是不可能实现的。还有像明末的时候，东林党为了自己东南豪强的利益，拒绝国家征税，削弱国家军事实力，结果明朝灭亡了，东林党记录的历史里面，却大力鼓吹，说是当时要是跟满清和谈就好了，满清就不会侵略明朝，国家就不会灭亡了。说来说去，还是认为宋朝的方针政策好。
这种论调直到今天还有很大的市场。我在书里面也通过史料的考证，反驳了这种论调：当时满清对明朝的和谈根本就是一种战略欺骗，它消灭明朝的大战略只跟它有没有实力消灭明朝有关，而跟明朝方面愿不愿意和谈无关。当一个国家政权没有力量抵抗外敌入侵的时候，和谈不过是一厢情愿。
东林党在明朝亡国以后鼓吹“和谈救国论”，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因为兵部尚书不小心把和谈的秘密信件泄露出来导致的，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说法。本质上是为了推卸掉因为他们腐败无耻而导致亡国的责任。
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为了保障和平，靠出卖国家利益搞和谈是没有出路的，中国这个大一统国家必须具备集中国家资源、形成坚强的国家意志的能力，谁敢对我们使用暴力，我们就坚决以暴制暴，先用加倍的暴力奉还回去，再来谈和平和宽容。这是我们生存发展的唯一可靠保障。
以上这些，才是我们回顾历史所真正希望达到的目的——既不是为了复古，也不是盲目学习西方，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从中发现可以指导中国未来走向的一些结论，这才是我写这本书的一个真实的目的。
我的讲座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