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香港书展讲演：两岸三地都要警惕极端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
7月27日，台湾前“文化部长”龙应台来到香港书展，进行了半个小时的讲演。在宣传她的两部新书为主题的讲演中，她谈到了隔阂、宗教冲突、恐惧、爱国、国家社会主义、纳粹等话题，以及她最拿手的“幸福”。
之前的一段时间欧洲处于多事之秋，难民引发的危机在欧洲进一步深化，法国、德国先后发生恐袭。另外，土耳其也发生了一次未遂政变。龙应台的“幸福”观受到相当大的外部压力的挑战，她也承认，“幸福是多么脆弱的东西”，但她仍然坚持，“个人绝对不是无能为力的”。她选择了回避当前复杂的冲突问题，而是把视野推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用几则“暖心”故事对“个人力量”的作用进行佐证。
在谈到“言论自由”的问题时，龙应台的观点也十分有“新意”，她提到30年前曾在讲演里说过，希望台湾有朝一日变成“发表任何的言论心中都没有恐惧的社会”，现在“这个愿望台湾是真正的做到了”。现在，“那场演讲其实很适合今天的大陆”。
近一段时间大陆网民颇为关注的“爱国”的问题，她也同样提出了看法，她从“欧洲的发展”、“非洲现在的状况”、“中东的情势”得出结论：极端的、高涨的爱国主义，会把你的社会带到什么样可怕的处境当中去。
龙应台7月27日在香港书展
以下为凤凰文化7月27日文章，原标题《龙应台：两岸三地都要警惕极端高涨的爱国主义情绪》，作者冯婧。
凤凰文化讯（冯婧香港报道）“龙先生，昨天我们香港发生了一件值得回味的大事，全城的男女老少都在捕捉那个虚拟的小精灵，如果你像我一样是个中学生的家长的话，会怎么看待这个现象？”7月27日，龙应台的演讲现场，一位忧心忡忡的父亲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龙应台没有遵循设问者的先验取向，堪称欢快地回答说“PokemonGo对吧！我已经把它下载在手机里了！可是我还没有时间玩，如果要我说它是不是危害青少年的成长，那在此之前我得先知道它怎么玩儿啊，我今天一讲完就去玩儿。”
不去对自己并不了解的事情做主观判断，而是竭力去“倾听”和“理解”，这是龙应台一贯的态度和立场，也是串联起这场“幸福，可以透过努力吗？”主题演讲的一条暗线。
龙应台分享新书《美丽的权利》与《倾听》
面对两岸三地的误解与隔阂、乃至欧洲、非洲、中东的地区与宗教冲突，她坚持“你可以不喜欢，但是请你多去了解他们一下，再决定要采用什么态度”，“越是不喜欢的人越要去倾听”，并发出警告，“不把倾听当作一件重大功课来做的话，有可能会走上战争，真的会严重到这种程度。
卸任后的龙应台看起来柔软了许多，一如本次演讲的题目也是看似鸡汤小清新，但她一开口，你就知道果然被骗了，龙应台果然还是那个操心的龙应台。她以2005年的旧文《什么是幸福》为样本，为我们描绘了现代人所能拥有的幸福景观：
幸福就是，生活中不必时时恐惧。开店铺的人天亮时打开大门，不会想到是否有政府军或叛军或饥饿的难民来抢劫。走在街上的人不必把背包护在前胸，时时刻刻戒备。睡在屋里的人可以酣睡，不担心自己一醒来发现屋子已经被拆，家具像破烂一样被丢在街上……幸福就是，早上挥手说“再见”的人，晚上又回来了，书包丢在同一个角落，臭球鞋塞在同一张椅下。
“要知道一个月，单单是一个月发生的事情，土耳其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德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欧洲的见闻，宣告了这种寻常幸福的支离破碎。据龙应台透露，之前半个多月她一直在欧洲旅行，路途中的几番偶遇信手拈来，就成了本次演讲的素材。
“法兰克福罗马广场上有一个大圆盘，它用德文写的是1933年5月10日，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学生在这里烧书。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纳粹，一群自称是爱国的学生青年，把不符合国家的意识形态的所有的书，当场烧掉。”
“人行道的地面上有五个方地砖，上面的两块，左边写的德文是，1941年从此屋被驱逐缔结出境，1942年被害，右边那一块是他的妻子。这五个地砖都写着他们被递交到哪里去，在哪里被害。那个地方叫做LODZ，今天它是波兰的第三大城，有70万人。”
龙应台把两例并举，指出前者是一个为了维系幸福而努力要向上提升的力量，而后者是一个现实的往下坠的力量。因此眼前的幸福是要珍惜的，但是为了维系这种幸福，其实需要个人清晰地去做非常多的决定，才可能为这个社会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看看过去一个月在欧洲所发生的事情你会知道，你要费多大努力要维系你的幸福，而那个幸福是多么脆弱的东西。”
但个人绝对不是无能为力的。就算是在四十年代，被恐怖笼罩的LODZ，依然有主动选择与波兰人贩子周旋而非举报他的德国女孩，也有半夜叫醒全家去亲眼目睹隔壁士兵虐杀犹太人现场的德国父亲，有日日夜夜都在路过那座有去无回集中营的火车，也有在偏安于东德时依然坚持拒绝德国人插队的照相馆老板……龙应台以在欧洲旅行时听到的LODZ故事为例，证明幸福不是不可以透过个人的努力来维系，个人不是没有地位和决定权的。“从全球化以来，历史的进程已经发展到现在非常尖锐的地步，甚至于你到任何地方都觉得非常不安全，但是在这样历史进程之中，个人一定要有作为改变历史进程，或者是有向上提升作用的一种力量去发挥的可能，不能够束手无策地等着它发生，个人是一定有效的。”
排队等待提问的读者
演讲时长仅有半个小时，龙应台把更多的时间留给了现场的观众。香港书展把来自台湾、大陆、香港甚至马来西亚和柬埔寨的读者汇聚到了一起，伴随着探讨和交流的越发深入，发问者各自的身份意识开始逐渐显现，演讲现场变成了一场“大倾听”。
龙应台认为，不管是来自香港、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都有责任努力让华文世界会更繁荣、更开放、更自由、更幸福。幸福其实很难获得，而且获得之后需要更艰难地去维系。“我们可以把自己看成是一根小小的蜡烛，放到一个黑的房间里去试试看，你会发现只要一点亮它，它就能照亮整个房间。”
以下为问答实录。
提问1：港陆台的思维方式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怎么样可以正常的有效的进行倾听和交流？
龙应台：其实两岸三地，我们之前显然都没有非常大的隔阂，尤其最近这一两年来这种隔阂和差异非常非常凸显了。我这一代人，或者你爷爷奶奶这一代人，他们是经过战争的那一代，你多了解一点战争的原因，就会知道说如果各个地区的人，不把“倾听”当作一件重大功课来做的话，就有可能会走上战争，严重到这个程度，你就非得学会去倾听你不喜欢的人不可。
提问2：刚才你说越不喜欢就越要倾听，可是现在在香港我们没有看到倾听，只看到对立。我一想到现在年轻一代那种很荒谬的状态就感觉到很绝望。我就想龙教授你能不能给香港的年轻一代一点鼓励？
龙应台：谢谢。我不敢说我能够给香港年轻人做什么特别有效的鼓励。但是很诚恳的说，我觉得我们对于整个社会的焦虑感，以及年轻人本身的不满或者茫然、失落感，是不是把他放在一个更大的光谱里头去看？你知道，西班牙的青年的失业率40%，法国的青年的失业率是24%，你会发现自己不是全世界最苦最茫然的人。当你了解了现在自己的苦闷有哪一部分是我原生社会独有的问题，比如说来自北京那么大一块阴影照在我头上，使得我不能抬头，或者说其中有多大的比例是一个全球性共有的痛，而不是沉浸在自己的情感上。
还是要回到《倾听》这本书里说的，我们很多会认为造成我们痛苦的根源跟中国大陆那一大片土地有关系，我自己反而比较想跟我们年轻人说，你可不可以不把它当作一块铁板去看，而是想在那个铁板里头有多少人跟我有同样痛苦，以及同样的渴求？在你讨厌的或者害怕的中国大陆，有多少比例的人是跟你其实是一条战线的。所以你要愤怒的对象，以及要结合力量一起努力的对象，不是以区域来划分的，也不是以国家来划分的，而是以共同的价值。
提问3：龙教授您好，我是在香港工作的大陆人，我的问题是台湾“520”换届之后，相比换届之前，执政党变有的一些政策也会不一样，民众的生活有哪些变化，他们有没有变的更幸福？
龙应台：才两个月，你太心急了一点，我觉得要给这一届的新政府更多的时间。我觉得我们全球性，有一个共同很突出的现象叫做不信任。民众不信任媒体，公民不信任政府，政府不信任媒体，媒体不信任政府，不只是政府，你也不信任国会，你也不信任司法，是有一个普遍性的不信任。当你面对整个都是不信任的环境时，你其实过的非常非常辛苦。当你问到“520”上台的新政府，我也会觉得他们会做的非常非常辛苦，我倒是宁可愿意给他多一点时间，叫他不要心急，不要为了政绩而去做表演型的政策，我愿意支持一个新的政府做长远扎根的工作。
提问4：前几天在北京野生动物园发生了一个事件，一个妇人因为与老公吵架愤然下车，被老虎差点咬死，而她的老母亲上去救她被咬死了，请问您如何看待目前这个没有规矩的社会？
龙应台：大家的默契跟规范，其实是经过时间的锻炼。我常常听到海外在骂大陆人的时候会说，等车的时候挤成一团，用手肘推别人或者随地吐痰，各种恶形恶状。如果是我认识的人讲这些事情，我都会说你年纪轻，你不知道我们台湾人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是个什么状态。我记得很清楚，我读大学的时候去等火车，是怎么样地挤成一堆，完全没有任何文明规范，但是你看三四十年之后的台湾，如此的井然有序，彬彬有礼。海外的人、台湾人、香港人，对于大陆的这种行为，也许可以不用那种鄙视的眼光去看谈他，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文明的进程，因为我们自己走过贫穷和混乱，我们走过那个阶段，像这种就要鼓励他更去做的更好。
提问5：当守规矩遇到野蛮的时候，野蛮好像更容易能够得利，我们对守规矩可以说些什么呢？我们对野蛮又应该怎么对待呢？
龙应台：这个问题我自己常常思考。当纳粹兴起而且当它变成很明显野蛮的时候，德国的知识分子他做了什么样的选择？有的人当场抵抗然后就被杀害了，有的人是选择跟它妥协，有的人变成它的帮凶，有的人选择彻底的离开，或者他可能比较懦弱，他知道没有抵抗的能力，宁可不说话也不要说谎。
所以每一个人在面对野蛮的时候，我觉得都在考验那一个人，他对于自己的性格，自己的信仰跟自己的能力做了评估之后，做出的一个最能够做的选择。这是一个严肃的议题，可能每一个人其实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然后选择自己最信仰的那一个位置去面对。
提问6：你的新书里面有提到你在1986年对台湾的梦想是自由，那我想问你在30年后的今天，你现在所期待的台湾梦想是什么？
龙应台：1986年那场演讲其实很适合今天的大陆，因为那篇演讲最后是说，我希望台湾有一天变成一个社会是你心里完全没有恐惧，你讲任何的话，写任何的书，发表任何的言论心中都没有恐惧的社会，这是1986年在台湾时期说的一句话，单单这个愿望台湾是真正的做到了，这是台湾人可以引以为豪的成就。
可是这30年这一步做到了之后，这30年它逐渐的发展就衍生出另外一种问题来，我对他的期待是更进一层的，自由跟自律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你自由是要到什么程度，但是你在哪一个地步的时候必须要缩回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台湾人到现在颠颠簸簸地在寻找，而且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一直做的相当不好，这个是要继续去努力的。
提问7：你刚刚从一个政治的漩涡里面离开，然后你其实是一个文化界的icon，那么你现在作为一个写作者，会不会对华文文化界有这样的一个愿景，去推动它的共荣或者是割裂，我想问一下您未来的计划？
龙应台：我未来的计划，我什么都不会做就是写作，写什么东西坚决不告诉你。
看着欧洲的发展，看着非洲现在的状况，看到中东的情势，我其实个人会相当的忧虑，就是两岸三地的政府跟人民，如果没有意识到极端的、高涨的爱国主义，会把你的社会带到什么样可怕的处境当中去，如果这个自觉不够高，而让那种情绪性的，不管是台湾的民族主义，或者是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或者是香港本地的民族主义，当他们的情绪燃烧时，我就非常忧虑我们的未来。我自己会鼓励在场的年轻人去看的更广，你可以不喜欢对方，你可以不同意对方，但是请你花一点时间去了解对方，然后再决定你到底是要怎么样对待他，我觉得这是两岸三地非做不可的课题，情绪性的发展跟燃烧是一件最危险的事情。
提问8：我喜欢您的《野火集》，里面提起了很多问题，这是我们大陆现在面临的。作为一个文化人可能在文章中提出问题，而且用比较激烈的语言来描述。而后来您作为台湾的首任文化部长，其实是来解决问题的，这两个角色之间是有冲突的，所以文化部长卸任以后，对您写作这方面有怎么样的启示？
龙应台：看到钟表的时候，一般人只会看看是几点几分，而我是那个因为有了做事经验，所以知道钟表后面的齿轮是怎么转动的那个人。比如说台湾的自来水供应系统太过老旧的系统，多年来没有更新，以至于它的水压是不够的，所有的建筑都有水塔，奇丑无比。如果我只是一个所谓的文人就会觉得好丑啊就结束了，但是我有过做事的经验，就知道它丑的后面也有结构性原因的承载，然后那个原因可能需要怎么样的方式去处理，将来再写，会使我的观察力更深刻。
提问9：我是个主张男女平权的女权主义者，可能现在很多人把女权主义者当成是一个贬义词了。有些人重男轻女非常严重，我想尽我自己的努力去唤醒他的意识，您觉得有什么很好的方式？
龙应台：女权主义在华文世界里仍旧被当做一个贬义词，你是否可以跟对方解释说，其实女权主义指的就是人权主义，只不过你的人权是在妇女身上。当你为劳工的权益去大声呐喊的时候，你为新移民去主张权利的时候都很受到尊重。但是我们人类社会里有一半是女人，而女人在很多的方面受到极大的压迫和歧视，你去为她们说话的时候，为什么得不到掌声跟尊敬呢？
而且女性在这个社会的结构被压迫这件事，你千万不要说我过的很好所以没有问题，你要看到这个社会结构里女性的处境如何。你单单讲中国大陆的自杀率，农村妇女的自杀率是男性的多少倍，农村妇女的自杀率又是城市妇女的多少倍，她为什么自杀，她受到了什么样的压迫，都跟性别有关。再说同工同酬这一件事情，如果你去看中国大陆的这个数字的话，你们会大吃一惊，比起从前是大倒退，男性的平均工资远远超过女性的平均工作。当你知道那个处境的时候就知道，你如果是带了孩子，我们如何培养出新一代有进步观念的人出来，如果你还是灌输你1岁、2岁、3岁的孩子，男孩子玩儿卡车，女孩子玩洋娃娃这种观念的话，我们就会不断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这样的观念，难道这是我们向往的社会吗？当然不是，也请你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