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居民收入跑输GDP 降速就必然能提质吗？-杜建国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6年上半年宏观经济主要指标。上半年GDP增速为6.7%，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886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5%。毫无疑问，今年以来，居民收入已经连续两个季度跑“输”GDP。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16年起居民收入开始跑输GDP的现实，证明最近几年、尤其是2012年之后所盛行的“降速提质”与“GDP慢下来不要紧，收入会照样跑赢GDP”之类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

降速未必能提质

近年来，中国一些媒体经济学家一边倒地鼓吹“降速提质”论，政府决策也深受此论影响。该论认为：过去中国经济的长期超高速增长，光有速度缺乏质量，需要通过降低增速来促进经济质量提高；现在，经济增速下降了不要紧，质量提高了就可以了；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或依据之一就是，经济增速虽然在下滑，但是并没有影响收入（以及就业等），居民收入增速依旧快于GDP增速，即“居民收入跑赢GDP”。

现在来看，这种将质量与速度割裂、将收入与速度割裂的观点，不仅经不起理论推敲，更是被明显实践所否定（对降速提质论的系统批驳，可参阅笔者观察者网专稿《中国的高增长并不粗放低效》、《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等）。

在经济持续下滑的情况下，“2013年——2015年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成为同期经济“速度降低质量提高”的证据，这其实是讲不通的，而且这一现象或趋势也不能长期持续。

很简单，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并不是2013年才开始出现的新现象，当然也就不能作为同期“降速提质”的证据。其实，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收入增幅快于GDP增幅是经常可以见到的。

过去国家统计局的统计中没有单纯的“居民收入”这一项，而是分别统计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两项，2013年，是统计局数据里最早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这一单项统计的年份。

不过，2015年统计年报中，列出了2011年以来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数据。从这张图表来看，至少2013年之前的两年，即2011、2012两年，居民收入增速也都是快于GDP增速的（这种现象在2011年之前当然也存在）。由此可见，“居民收入增速跑赢GDP”并非是2013年之后的新现象或独有的现象，也就不能成为同期经济质量比以往提高的佐证或依据。

2011-201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增长速度

如果说在经济高增长时期，收入增幅快于GDP增幅是时常可以见到的，那么经济一旦转入低增长时期或萧条时期，居民收入的增速下降就会明显加快，进而快于经济跌幅，想想看，萧条时期，有那么多人干脆都失业了，收入跌幅能不快吗？现在，居民收入终于跑输GDP增速了，这只不过是经济持续下滑所不可避免的产物而已。可以想象，如果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滑甚至发生经济危机，那么收入增速下滑的趋势将会愈发严重。

还要指出，这种通过拿某年居民收入跟当年的GDP增速作比较来论证收入变化趋势与经济质量好坏的做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最能反映居民收入变化趋势的比较办法，应该是拿某年居民收入与以往年度的居民收入进行比较，而不是与当年的GDP增速相比较。从这一角度出发很容易发现，五年来中国居民收入与GDP增速呈正相关关系，即GDP增速持续下滑，同时居民收入也在不断下滑。这一点很好理解：居民收入是GDP的重要组成部分，居民收入增速与GDP增速脱钩或相悖是不可能的。前几年笔者就指出，舆论总拿“收入跑赢GDP”这样的错误的比较方法来掩盖经济下滑的带来的危险，是极不负责任的。

“消费拉动论”站不住脚

除了“居民收入”，反应收入的其它几个指标如最低工资、养老金等，其状况与趋势也令人担忧。

7月8日，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要适度放缓工资调整的频率、提高的幅度。之前媒体已报道，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企业经营困难，人社部决定在一段时间内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时间，由每两年至少调整一次，改为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过去近十年以来，中国各省几乎每年全都要提高自己的最低工资标准，现在呢，要改为两三年才调整一次，且调高幅度还能要降低。这种“放缓工资增长”（华尔街日报语），毫无疑问是阻碍居民收入增速提高的。之前，6月26日在2016年天津夏季达沃斯年会上，李稻葵就直言：工资收入增速可能将低于GDP增速是“令人不安的趋势”。

养老金的调整也“令人不安”。2016年4月15日发布的《关于2016年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通知》，决定从2016年1月1号开始，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仅提高6.5个百分点。从2005年开始，中国已连续11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养老金水平由2004年的人均647元，提高到2015年的2200多元，年均增长率达到12%。而今年呢，增幅一下子就降到了6.5%，跌了一半。可见，随着经济增速放缓，养老金的增幅也只能降低。

收入增速伴随经济增速一路下滑直至2016年开始“跑输GDP”，这也令盛行多年的“消费拉动”或“消费驱动”论不攻自破。“消费拉动”论是“降速提质”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撑，该论认为：过去中国的高增长是片面的投资拉动，粗放低效，为了提高质量，要改为消费拉动，减少投资，增加消费占GDP总量的比重；近年来中国经济虽然一直走低，但是消费占GDP比重却在增高，这说明中国经济质量在提高，结构在升级。

从逻辑上看，“消费驱动”论就存在着明显的问题。首先，“减少投资扩大消费”论告诉人们或暗示人们，似乎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总量是固定的或恒定的，投资减少的份额会自动转为消费，但是，这并不符合事实，投资与消费的主体不同，（企业）投资减少或下降后，所减少的这一部分资源并不能自动转化为（居民的）消费，比如，铁总削减了一千亿的铁路投资，或者三一集团削减了一千亿的挖掘机生产投资，这一千亿元就停在了企业自己的银行账户上，并没有转为居民消费（也不可能），这一千亿的资源也就很大程度上被闲置了。其次，消费占GDP比重在增高并不等于消费总量增速在增高，消费占GDP比重最高并不意味着消费总量最高。

事实也正是如此。当前，投资增速的确是降下来了，但是，消费增速却没有升上去，牺牲投资的唯一结果，就是破坏了经济而没有促进消费增速加快。的确，消费占GDP的比重这几年是在增加，但是，这是投资增速下降、进而GDP总量增速下降的结果，并非是消费增速升高的结果。这种消费拉动，非但不是质量提升的表现，反而是质量下降的表现。

投资增速的下滑，并没有带来消费总量增速的加快，而是同样的下滑，“消费驱动”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这才是最近几年经济实践的真相：

“媒体经济学家总是批评长期以来中国维持了过高的投资率（通常被夸大了），却没有看到，中国的消费量同时也一直在高速增长。近几十年来大型经济体中消费量增长最快的国家正是中国，高投资带来了高消费。2004—2011年，是典型的高投资时期，与此同时，也是消费高增长时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增长接近18%。再看最近几年来，经济持续下滑，投资增速放缓，那么消费量上去了吗？‘消费拉动’变成现实了吗？没有！2011年以后经济持续下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也一路下滑，2015年上半年，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已经跌至10.4%，其中有17个省的增速跌至个位数。可见，实践中投资增速下降的结果，不是消费增速上升，而是消费增速放缓。”（见笔者观察者网专稿《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

2016年上半年消费增速即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进一步跌到了10.3%。荒唐的是，被指斥为片面依靠“投资拉动”的“四万亿”年代（2008、2009、2010），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倒是分别高达22%、15.9%、18.8%（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越鼓吹消费拉动，消费总量提升就越慢

荒唐的事不止一件。2016年1-6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只有9.0%，比一季度回落1.7个百分点，这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则高达20.9%，也就是说，2016年上半年经济增速得以维持6.7%，很大程度上是求助于传统的“铁公基”这张牌的结果。可见，贬斥投资的“消费驱动”根本经不起实践检验，根本无法促进经济增长；“消费驱动”不见效，最后关头，不得不靠大量增加基建投资来拉高增速。越是鼓吹消费拉动，最后却是越要指靠基建投资来挽救危局。

回到“居民收入跑输GDP”。从居民收入角度来检验“消费驱动”说的荒谬，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的，收入增速都在不断下降了，消费拉动又从何谈起呢？

2016年第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2015年10月29日）上的讲话。习近平强调“不让经济风险演化为社会政治风险”。当前，经济增速不停下滑，收入持续下降直至跌幅超过增速，就业形势严峻，这一切令“风险”不断积累叠加。2016年3月，发生了黑龙江双鸭山煤矿群体性事件，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经济速度放缓了，质量未必就会提高。

“居民收入开始跑输GDP”，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继续朝着“降速提质”这个方向走下去，那么一方面到2020年两个翻一番”的目标就未必能如期实现，一方面未来的“风险”将不断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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