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政变之前，土耳其情报机构竟然没有发出预警

土耳其15日发动军事政变导致交火事件，伊斯坦布尔医院目前已经收治超过150名伤者；有50多名发动政变的军官也在伊斯坦布尔被逮捕。土耳其总理称，目前已经掌控形势，政变被挫败。如果我们回顾历史，也许会觉得此次土耳其政变“似曾相识”。确实在历史上，土耳其军队多次干预土耳其国内政治进程。从1960年以来，土耳其已经发生至少6次军事政变，其中包括4次成功政变和2次未遂政变。

埃尔多安

缺失的情报预警

任何军事政变的策划尽管再周密，但是往往会露出蛛丝马迹。但是政变之前情报机构竟然没有发出预警，以至于埃尔多安仍然安稳的在土耳其西南部的地中海度假地马尔马里斯休憩，可以看出土耳其政府对于政变咨询的缺失。这当然得益于政变谋划者的精心策划，但是土耳其情报机构角色的缺失，也是最终导致此次政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尽管军事政变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政治事件显得较为独特，但是对于情报机构来说，本身只是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检测和管控而已。如果我们联系到之前一年半时间里土耳其国内的多次爆炸事件，就可以看出土耳其情报机构在多次恐怖袭击（包括7月初的伊斯坦布尔阿塔图克国际机场爆炸事件）中的角色缺失。

土耳其的情报机构和司法机构在2014年同埃尔多安的“对决”中被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彻底击败。埃尔多安借此进一步“清洗”土耳其国内的司法和情报系统，因此当2015年下半年土耳其国内恐袭频发之时，就有土耳其前情报高层发文，认为埃尔多安的“清洗”导致情报机构内部混乱，对于多次重大的恐袭事件无法及时侦测。

其实情报机构和司法机构，在受到政治干预之时，往往会经历“政治正确”和“专业素质”之间的博弈。外来的政治压力过强，受损的就一定是内部的工作效率和工作业绩。在此情况下，包括近期的一系列恐袭和此次军事政变在内，土耳其政府都没有得到及时的预警。在危机出现之后，如果不是国内示威民众以及各个国内外政治力量在关键时刻的力挺，恐怕埃尔多安无法度过此关。

并不团结的军队

任何军事政变，很少能够做到军队内部“高度统一”。从历史上看，军队内部对于军事政变往往存在多重分歧，因此也往往给政变成功与否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军队是否能够在短时间内采取一系列军事行动，夯实权利并达成自己的目的成为了政变成功与否的关键。此次政变中，军队内部对于政变并不统一，大部分的高层军事人员并未参与，少部分军事人员发动的政变因此缺少足够的后援支持。在最初的一系列行动造成恐慌效应后，无法继续推进以夯实权利，因此当埃尔多安和政治盟友开始反击的时候，政变的土崩瓦解也就显得理所当然了。

任何军事政变的背后，往往是当时政策剧烈摇摆之时。此次军事政变背后的土耳其同样在近期经历着剧烈的政策变化。包括新总理耶尔德勒姆在内的人员更迭、土耳其高层结构正在经历着在巨大的变化；此外在外交方面，土耳其开始放弃（或者逐渐放弃）过去一些年的“新奥斯曼主义”，开始逐步与周边国家如俄罗斯、以色列等国寻求关系正常化。此外国内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也让民众不满情绪升高，这些都为军事政变发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

但是土耳其军事政变的发生也有一些非常不利的因素，比如如今在传媒资讯发达的年代，军事政变控制舆论和社会已经难度上升，过去那种单纯控制电视台和广播站的做法已经无法阻止信息在民众中迅速传播；此次军事政变中参与人数较少，无法在土耳其国内形成压倒性优势，这也意味着政变需要大多数人物的跟进，而从这个方面看，政变策划者无疑是失算了；最后土耳其军队高层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关系密切，近些年土耳其政府对于军队的“驯服”已经非常成功，军队内部高层将领几乎都是与埃尔多安关系密切，而之前同埃尔多安关系不佳的军队高层将领都以“阴谋策划政变”的罪名予以逮捕和审判。因此当前任何小规模的政变也都很难再得到高层军官的支持。

变化的土耳其社会

正是由于历史经验，往往使人们会将今天的事件同历史经验进行简单的比对，认为“军队动手，埃尔多安将完蛋”。然而，任何的政治事件，往往涉及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实，时过境迁之后，历史经验的参考价值必须结合特定的时代背景才能够显现。此次土耳其军事政变，已近失去了曾有的背景和土壤。

在历史上，土耳其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军队是现代土耳其政治和社会的典范。土耳其军队是国家世俗主义的捍卫者，也是现代土耳其国家的保卫者。每当土耳其国内出现任何的政治异动，在历史上往往是土耳其军队快速出击，以政变的形势，“枪杆子压迫笔杆子”，逼迫敌对政治力量束手就擒。

应当说，现代土耳其社会中，土耳其军队的作用很特殊。一个国家，当经济基础仍然是落后的传统社会之时，一个雄心勃勃的上层建筑，就必然会构筑起一个强力的国家体系，将国家未来的发展方向引入自己的强力规划之下。土耳其由过去曾经的伊斯兰世界中心转变为世俗主义国家，以“哈里发”世界观转变为“西方国家”世界观，这需要土耳其军队的力量。

但是时过境迁，政治建构的进步极大的重塑了土耳其社会的形态。2002年之后，虽然埃尔多安和“正义与发展党”政府遭受诸多批评，但是无法回绝的是，“正义与发展党”是按照民主程序规则一步步夺取和夯实政治权利的。民主政治的建立，意味着土耳其已经不能再接受军事政变来打断国内政治规则。因此当政变发生之后，大量的民众游行集会，而军队政变者摄于民众力量和内心的道德，没有向示威民众开枪。埃尔多安也得以重回伊斯坦布尔，政变很快结束。

另一方面，科技的进步带来咨询传播的发达。当军事政变者仍然沿用“攻占电视台”这样的手段来复制过去的经验以求“垄断信息”，结果却无法有效的组织民众间的大规模自发动员。当美国、西方乃至土耳其国内其他重要政治人物都纷纷表态反对军事政变时，军事政变者也就成为了“孤家寡人”，失败时刻也就此不远。

需要指出的是，此次政变后，很可能会意味着埃尔多安进一步的在军队进行大规模的“清洗”。一方面，埃尔多安关于政变者是“恐怖分子”的表态，同之前对于“葛兰运动”的表态相似，因此可以被视作是将对军队进行“清洗”的一个讯号；另一方面，任何政变往往会成为“被政变”一方的借口，借此加强权力和控制军队。埃尔多安应该不会放过这一机会。

惊魂未定的埃尔多安和疾风骤雨后的土耳其，在经历了一个难忘的“政变之夜”后，应该反思当下的内政外交政策。政变归于平静，还有恐怖主义威胁、经济发展乏力、社会分歧加大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需要面对。军事政变，仅仅是当下土耳其面临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和体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