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平：土耳其“例行”军事政变 这次有何不同？

又双叒叕政变了？

7月13日，法国驻土耳其大使馆发表声明，取消原定在（首都）安卡拉、伊斯坦布尔和伊兹密尔举行的7月14日（法国）国庆招待会，同时，法国关闭了安卡拉大使馆和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理由是安全问题。

作为有数百年中东经验的老牌殖民者，法国的嗅觉一向灵敏。法国关闭大使馆之后的第二个晚上，土耳其军队发起了政变，坦克开上街头，战斗机在首都上空巡航，伊斯坦布尔跨海大桥被封锁，广播电台出现了士兵的身影。但从新闻照片来看，土耳其人并不显得特别惊慌，尤其是大城市居民相当淡定，对他们而言，这不过是每十几年必然要上演一次的“例行”剧情。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都发生过成功的军事政变，2003年政府则挫败了军队推翻政府的密谋，为此在2010年后一次性判处数百名军官有罪，完全清洗了高级军官团。

这一夜双方激烈交火，目前看来埃尔多安政府正在逐渐恢复对局势的控制，第六次政变恐怕要和第五次一样夭折。

抛开那些只能算是分赃团伙的非洲小国政权，土耳其这个政变频率在大中型国家（土耳其被列入“G20”国家）中算是非常高的，56年政变6次，仅次于80多年夺权20次的泰国军队。为何土耳其军方如此喜欢干政？为何21世纪的多次政变均未能成功？这要从二战后土耳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说起。

红与黑的时代

二战前，凯末尔及后继者控制的土耳其政府非常亲苏联，1934年还在苏联援助下实施了第一个五年经济发展规划（比中国早了19年）。但二战中，土耳其一度以为德国将胜利，又捡起了历史上的亲德传统，和苏联翻脸，向纳粹提供大批军事物资。二战后，美苏对抗，土耳其别无选择，只能倒向美国，在1952年成为第一个加入北约的亚洲国家。在经济上，土耳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面向西方吸引外资，实施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断推进一波波的私有化。

虽然在独立时放弃了大多数奥斯曼帝国的领地，但土耳其依然是一个近8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相当于中国的东三省之和，自古以来就有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地跨欧亚，是面向海洋的工商业地区，东部则是传统农牧业地区，西北部的工业企业一度占全国的90%以上。在激烈的经济自由化政策之下，阶级差异和地域差异进一步扩大，导致整个国家日益分裂。

总的来说，军方接受西方援助，自身也占有众多的工商业企业，和西部工商业地区和中产市民的利益比较相近，赞同凯末尔推进的现代化和世俗化进程。但另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导致贫富差距迅速拉大，地域差异不断加深，经济波动越来越大。据统计，占总人口20%的富裕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49.9%，1994年上升为54.9%。相比之下，占总人口20%的贫困阶层在国民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1987年为5.2%，1994年下降为4.9%。

在经济下行周期中，穷人不仅仅发现自己（相对）越来越穷，非常容易破产，还在现代化过程中失去了自身的定位——资本主义以消费文化来定义人的价值，穷人当然就没价值。

经济上的贫穷和精神上的沦丧结合，中东部地区的穷人和西部的城市贫民都迫切需要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处，自凯末尔独裁以来被打压的伊斯兰教乘势而起，而且通过一定程度的自我改造扩大了影响力。清真寺不再仅仅是一个聚敛钱财，操纵司法的地方，反而开始为基层群众提供一定的福利、娱乐，当然也趁机控制这些被现代化抛弃的民众，扩大宗教影响力。1983年成立的伊斯兰党派繁荣党，另一个名字就是“福利党”。

繁荣党领导人曾经表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皆存在诸多严重弊端，是代表着剥削和压迫的制度和秩序，繁荣党的目标是建立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的第三者秩序即“公正的秩序”，而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伊斯兰社会则是“公正的秩序”的典范。此外，繁荣党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给土耳其政府的新经济政策，抨击西方模式的民主是西方文化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落后于先知时代的伊斯兰民主，在外交方面持反对以色列的立场，反对加入欧盟。

由于土耳其军政府显而易见的腐败，繁荣（福利）党对世俗政权的抨击颇为有力，在军政府的暴力优势前也始终站得住脚。土耳其社会就像19世纪《红与黑》时代的法国那样，由军队和教会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

埃尔多安来了

埃尔多安在大学期间加入了这个福利党。1997年军方政变成功，解散繁荣（福利）党，埃尔多安和其他一些党员重新组建了贤德党（美德党），更加强调用传统的伊斯兰道德来对抗资本主义的破坏性。

埃尔多安

从50年代到21世纪初，土耳其内部始终存在发展经济和安抚内部矛盾的尖锐冲突，控制大多数基层社区的伊斯兰势力屡屡插手世俗政治。但总的来说，现代化经济不断增长，以西部城市为根据地的军方世俗派控制的资源越来越多。美国为了对抗苏联，避免土耳其军队加入反以色列联盟，也往往为军事政变提供外部支持。所以，从1960年到1997年，四次军事政变都成功地扭转了政局，阻止了宗教党派上台，同时也保住了军方自己的庞大利益。2001年，贤德党再次被军方强制解散。

这一年埃尔多安四十六岁，他痛定思痛，意识到了传统伊斯兰政治力量的问题——只强调获取民众支持，却忽视了利用现代经济的力量。以往的成就其实不是伊斯兰势力或的胜利，只意味着现代化进程的失败。所以，繁荣（福利、贤德）党在对抗军方世俗化利益集团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是被动的守势，无法真正掌握一个现代国家。2001年，埃尔多安在贤德党的基础上重新组建了自己的政治力量——正义与发展党，简称正发党。从党名就能发现，埃尔多安从原有的政治立场上大幅转向，企图在安抚底层的宗教力量和促进现代经济的工商业之间取平衡，打造一个伊斯兰化的现代化国家。

为此，正发党放弃了此前的抵制欧盟政策，不再和全部工商业者作对，而是在坚持经济自由化的同时，提高在救济、医疗，教育等社会保障领域的预算，缓和贫民生活压力，调和经济发展与底层民众相对贫困的矛盾。简单地说，正发党放弃了极端的保守底层主义，转而和新兴的富裕阶层结合。他计划用保守力量掌握的基层力量稳定社会，创造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提高外国投资和本国资本的利润率，再增加税收来获取更多的底层支持。可以说这是对过去几十年底层伊斯兰运动的“修正”。

事实证明，在21世纪初的经济繁荣周期中，这个“修正”策略颇为有效。2003年，正发党和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埃尔多安出任总理，2007年和2011年又两次胜选。到现在为止，埃尔多安和正发党已经连续执政15年，土耳其政体也逐渐转向强势的总统制，埃尔多安从政府首脑变成了国家领袖。依托这一执政成果，2003年之后的多次军事政变都被挫败。

运去英雄不自由

然而，一旦经济繁荣期结束，同时讨好所有阶层的政策很难持续下去。随着全球经济的进一步加深，土耳其这个产业水平不上不下的中等国家也随之出现经济减速，增长率从10%上下回落到2014年的2.9%，2015年的4%。在这种情况下，埃尔多安不肯放弃和新兴资本家的联盟，也不敢大幅削减给基层的福利，因为国家体量小还不敢放弃对西方的经济改革承诺，自然只能对城市中间阶层下刀。从2013年开始，城市中产和埃尔多安政府屡屡爆发大规模冲突，一度导致全国前十大城市一齐瘫痪。

与其同时，由于埃尔多安和资产阶级紧密联盟，正发党迅速腐败化，迅速向当年的军政权靠拢，泛左翼也放弃了坚持和正发党的联盟，转而自行发动底层运动。左翼底层力量不仅在选举中不再是政府的支持者，部分极端力量还屡屡发动武装对抗。2015年3月31日，土耳其共产党武装曾攻击伊斯坦布尔司法机构，公开杀死了对左翼提起不公正诉讼的检察官。埃尔多安发现，之前十几年的左右逢源在一定程度上变成了左右为难。

本次军方的政变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爆发的，军方世俗化集团在蛰伏多年后意识到埃尔多安的政治虚弱性，冒险发动了新一轮政变。目前看来，政变可能失败，但很明显是21世纪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军事政变。（修订：埃尔多安又称本次政变是极端伊斯兰主义葛兰运动发起的，如果这个说法没错，则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埃尔多安的“修正主义”破坏了从贤德党继承的政治资本）

总的来说，土耳其、台湾、泰国、埃及发生的一系列政局变动都有相似之处。以军方利益集团和传统执政集团为代表的一方（如土耳其军政府、台湾国民党、泰国军队、埃及军政府）强调经济发展，主张经济自由化，对资本相对放纵；以宗教、传统社区和底层运动为基础的另一方（如土耳其宗教势力、泰国他信势力、埃及兄弟会、台湾民进党）强调社会公正，主张限制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主张保护农民（贫民）利益，增加底层福利，为此不惜降低经济速度乃至放弃社会现代化。

军方和传统执政集团虽然无耻，但拥有现代化力量；保守化运动虽然主动反智反生产力，客观上却能安抚资本主义的“弃民”，掌握底层，两者的对抗很难迅速分出胜负。在民主政治下，后者往往会取得更高的支持率，入主政府。但前者更能创造经济增长的条件（如建设核电站，为商业项目征地），同时也为利益集团提供更多分肥机会。所以，要么是每到经济下行期就出现政权交替，要么是军方频繁发动政变。无论哪一种结果都意味着社会动荡和经济减速，制造更深的政治矛盾。

21世纪前期的埃尔多安暂时带领土耳其跳出了这个死循环，但正所谓“时来天地皆同力”，埃尔多安中间偏保守的“修正主义”之所以能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结果。一旦经济开始减速，全部有利条件都可能转化为他脚下的地雷。眼下埃尔多安凭借执政15年的惯性勉强控制了局势。但如果世界经济减速的大势不变，各路反对派肯定还会发起新的一轮轮挑战。到那时候，埃尔多安政权要么崩盘，要么就得放弃眼下的骑墙政策，回归传统的极端伊斯兰运动，用社会发展停滞的代价来维稳——毕竟今天拦住叛军的主力是宗教力量动员起来的民众。这土耳其很可能会像泰国、埃及那样，回到两派轮流夺权的死循环。

一堂公开课

写到最后，忽然想起毛泽东主席在七十六年前评点过土耳其问题：

如果说，由于特殊条件（资产阶级战胜了希腊的侵略，无产阶级的力量太薄弱），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还有过一个基马尔（凯末尔）式的小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土耳其，那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已经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之后，就决不会再有一个土耳其，尤其决不容许有一个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

——《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

当年毛泽东主席明确说中国不做“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土耳其”，今天的政变直播秀能否给中国一点借鉴呢？仔细想想还真有——90年代新疆工商业就业人口下降，基层党组织崩盘，此后清真寺成了很多基层社区唯一的娱乐和文化场所，即市场经济抛出的边缘人口是极端主义天然的土壤。与之类似，东北大下岗也导致了邪教泛滥和基督教的迅速扩张，在许多老工业社区，市民过年贴春联的比例在21世纪初急速降低（部分地下教会不许，或要求贴基督教颂词）。既然土耳其没有通过骑墙政策解决这个矛盾，未来的中国也必须跳出原教旨资本主义和底层愚昧盲动的二元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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