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施蒂格利茨：英国脱欧的经济学教训-斯蒂格利茨

英国、欧洲和全世界消化英国脱欧公投所带来的后果还需要很长时间。当然，最重大的后果取决于欧盟对英国人离开的反应。

大多数人原本以为，欧盟不会“割肉”自损：毕竟友好分手似乎最符合各方的利益。尽管如此，此次分手（和大量的分手一样）的过程可能会变得一团糟。

英国和欧盟从贸易和经济一体化中互相获益。如果欧盟政界高层真的认为加强经济一体化是更为有利的，他们就会尝试在这种情况下确保双方关系尽可能紧密。然而，卢森堡大规模避税计划的设计师、眼下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让·克洛德·容克却仍旧态度强硬，他说：“退出就是退出了。”

容克辩称，欧盟必须采取毫不妥协的行动，以便打消其他国家脱欧的念头，因此他给英国开出的条件不会比世界贸易组织协议框架内所保证的更多。

换句话说，欧洲不会因为远远高于所付出代价的经济方面的利益而凝聚在一起。照容克的话说，经济上的繁荣、团结一心感和对欧洲的自豪感是不够的。不，欧洲的团结要靠威胁、胁迫和恐惧来保证。

普通民众过得并不好

这种立场忽视了一个不仅从英国脱欧公投也从美国共和党初选中得出的教训：对大多数民众来说，他们的日子过得并不好。从过去40年来新自由主义议程中获益的可能是最顶端的1%的人，而不是剩下的人。我一直就预言，这种停滞最终会带来政治上的后果。只是这一天现在到来了。

大西洋两岸的民众都将贸易协定视为他们痛苦的根源。这种观点虽然过于简单化，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今天的贸易协定是关起门来协商出来的，其中代表了很强的企业利益，完全将普通公民即就业者排除在外。

因此出现一边倒的结果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就业者的谈判地位被进一步削弱，这又强化了损害工会和就业者权利的立法的影响力。

尽管贸易协定在这种不平等状况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政治均势向着资本倾斜的影响要大得多。比方说，关于保护知识产权的法规增大了医药企业提高价格的可能性。然而，一家企业的市场影响力的每一次增大实际上都相当于一次减薪——即不平等的加剧，如今这已是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标志。

各行各业的工业集中程度以及市场影响力都在增大。实际工资停滞和降低所造成的影响与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混杂在一起，同时公共服务存在减少的危险，而大量中低收入就业者恰恰依赖这些服务。

难民冲击由弱者承担

由此所产生的就业者在经济上的不安全感与外来移民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一种有毒的混合物。很多难民是压迫和战争的受害者——而西方对压迫和战争的出现负有责任。提供援助是所有人在道义上的责任，尤其是原殖民大国。

尽管下面这点屡屡遭到否认，但低技能劳动力的增长（在需求曲线正常向下的情况下）导致了均衡工资的降低。当工资没有降低或无法降低时，失业率就增加。

这一发展令经济管理不善导致整体失业率高企的国家感到忧虑。在欧洲，特别是在欧元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是如此之差，以至于平均失业率达到两位数。

欧洲内部人员的自由流动意味着，在降低失业率方面更为成功的国家可能要料到，自己必须负担的难民会超出公平份额。这些国家的就业者承担了低工资和高失业率的负担，而雇用着廉价劳动力的雇主却从中获益。换句话说，难民所造成的负担由最没有能力承担的那些人承担了，这就没有什么令人意外的了。

当然，关于移民的好处谈的很多了。对于那些向所有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普遍很少的国家，移民会带来好处。然而，对于那些社会保障水平较高的国家，则是相反的情况。

提高生活水平是要务

工资下行压力和削减公共服务的结果是中产阶级被掏空，大西洋两岸都可以看到类似的影响。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享受不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他们知道，造成2008年危机的是银行；然后他们看到，巨额资金被用来拯救这些银行，但是只有一丁点儿的钱被用在拯救他们的房子和就业岗位上。鉴于当前美国男性全职就业者（排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实际中位数收入低于40年前的事实，选民的怒火就不是什么意料之外的事了。

此外，承诺变革的政治家没有满足人们的期望。

普通民众虽然知道制度不公，但他们终于意识到，制度被操纵的程度比人们设想的还大。因此，人们对政治家的变革能力或意愿最后仅存的信心也消失了。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新出现的政治家也认同作出承诺的那些人的意见：所有人都会从全球化中获益。

然而，带着一肚子怒火去投票，问题不会得到解决，并可能导致更糟糕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对于如何应对充满怒火的投票结果，也是同样的道理。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则是让过去的过去。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政界都应花心思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在民主制度下，政治当权派对于如此之多的民众顾虑怎么会如此漠不关心。

眼下，每个欧盟成员国政府都必须将改善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作为其最优先的目标。更进一步的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不会有多大帮助。

而且人们应当停止将目标与手段相混淆：举例来说，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可以带来更大的共同富裕；但如果管理失当，它将令更多人（可能是多数）的生活质量下降。

除当前的新自由主义安排之外，还有其他选择可以带来共同富裕。然而，同样也有会造成更大损失的其他选择——比方说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计划与欧盟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今天的挑战在于从过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从而更好地迎接挑战，并避免重蹈覆辙。

（本文原载《瑞士商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