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鲁郑：民主需要学习，学多久？

2016年西方一共有两大黑天鹅事件：英国脱欧、特朗普当选总统。英国脱欧不可思议地成为现实，特朗普则赢得初选并获得党内一致支持，这起黑天鹅事件已经有了50%的发生可能性。而两起事件，“民主”都扮演着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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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似乎进入了瓶颈，但却丝毫不妨碍精英们继续推崇这套制度。但在我看来，中国选择西方民主并不明智。原因如下。

第一，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符合中国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正如西谚所云：“文化是制度之母”。英国政治哲学家艾德蒙·伯克一再强调，任何制度的变更一定要从自己的传统中延伸而来。中国学者钱穆也有类似的结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和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无生命的政治，无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他还发出这样的反问：“试问哪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

中国的政治传统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政治中心”。

文化上，这因袭于儒家对世俗化的强调。由于世俗化，宗教在中国社会发挥的作用极其有限，根本无法与强大的政治权力抗衡。

政治上则与科举制有关。而科举制令社会阶层流动迅速，导致中国从未出现过稳定而强大的贵族阶层，从而没有群体能对政治权力形成挑战和博弈——这与西方文明皇权、教权和贵族多方博弈、制衡完全不同。

从历史记忆角度，每当出现多个政治中心之时，国家往往陷入分裂、战乱，民不聊生。历史教训，使得中国社会对政治一元化高度认同。

此外，中华文明在价值偏向上，认同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也排斥了西方竞争性、对立性为特点的政治传统。

可见中国未来的制度演变成功与否，取决于是否遵守自身的政治传统。中国或许可以引入选举、建立国会，也可以实行集体领导包括党内民主和任期制，但前提是只能有一个政治中心。

或许有人质疑，何以同文同种的台湾就能够实行西方的民主？这样的类比成立吗？就连西方研究台湾的学者也普遍认为台湾模式不适合大陆。他们的理由是，台湾规模小、美国的压力以及出现江南案促成的权力传承危机都与大陆情况不同。而以我本人的研究，促成台湾民主的有十大因素。内因有：（人口和面积）规模小、经济发展、贫富差距小、教育普及、廉洁的社会（蒋经国动用情治单位反腐再加上台湾很小，便于监控）、强人推动、“宪法”和政党理念（军政、训政、宪政）转型更为自然。外部因素则有：美国的压力、大陆实行改革开放，以和平方式对待台湾。历史偶然因素则是江南案造成国民党和蒋家权力传承危机。这十大因素大陆只具备两个。

更重要的是，台湾实行民主化之后，社会陷入停滞和倒退状态，从四小龙之首降为之尾，内部也极为分裂。在台湾观选时，当地学者往往自豪的声称台湾民主是奇迹。可就目前来看，认为台湾民主试验已经成功是不是还为时过早？

第二，从别国经验看，发展中国家民主化付出的代价惨痛。

一个国家向民主转型往往代价极为高昂甚至生死攸关。全球第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英国，经历了两场残酷的内战，一次军事独裁（克伦威尔）、一次复辟和一次光荣革命。尽管如此，相对来说，英国付出的代价还是相当小的。法国两百年来经历了五个共和、两次复辟、两次帝制、一次君主立宪，还有一个短暂的巴黎公社。整个国家几乎每二十年就来一次血腥的大波动。其他发达国家如德、日，也未能逃出这种宿命。德国一战后虽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宪法：魏玛宪法，但却成为希特勒上台的工具。然而走向法西斯主义不仅给世界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也给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全国成为废墟，德国被肢解。日本明治维新的第一个十年就发生一百五十多次农民暴动，后来还发生了内战，死亡数万人。二战末期，更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轰炸的国家。后来，它们在盟国占领之下，在冷战之后，才完成了民主转型。

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或处于转型带来的危机中，或在转型过后依旧落后。泰国效仿西方建立君主立宪制已达八十多年，但至今国家仍是军变和民变交替上演。亚洲其他国家缅甸、印尼、马来西亚、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国大同小异：不是军事政变就是持久的内战。民主制度总算稳定下来的菲律宾和印尼，仍是全球最贫穷和最腐败的国家之一（2013年德国透明国际腐败排名：中国80位和欧洲的希腊并列，菲律宾94位，印尼114位）。

泰国前总理英拉身陷“大米换高铁案”，被控违宪下台。

再看拉美大国，和亚洲不同，它们大都是由原宗主国殖民者的后代建立，在民族、宗教、文化传统上有着高度的同源性。墨西哥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独立后，从1824年到1848年发生了250次政变和叛乱，更换了31位总统。后来建立的仍然是波菲里奥·迪亚斯长时期的独裁统治。1910年墨西哥革命爆发。 但却又发生内斗，让墨西哥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陷入内战。革命结束后，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获得了政权，并且一党独大统治墨西哥，直到20世纪末。2000年墨西哥出现第一次政党轮替，才算是完成了民主转型。拉美其他国家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均有着类似的惨痛经历。

以研究民主崩溃著称的学者包刚升先生曾总结道：一个国家平均要经历1.5-1.7次的民主崩溃，才能实现民主转型与民主巩固。这是较早启动民主转型的18个大国的平均值。这个数字放到中国这种超大规模国家身上会怎样？无疑所付出的代价是无法想像的。更何况，发达国家的民主都是在全球化之前实现的，当今世界的发展速度10倍于以往，一旦把精力转移到民主转型上，中国将被世界远远抛于身后。

有人认为，民主是需要学习的。如果不给人民机会，永远不可能学会。只是这个学习期要多久？泰国八十多年还在学习，海地两百多年了还在学习。似乎今天的英国也仍然在学习——国家解体之后，人民连学习的基础都没有了。中国学得起吗？

第三，民主化隐含着国家分裂的危险。

在一个国家还没有产生牢固的民族认同之前，实行民主极易让国家分崩离析。这在已经建立起成熟民主制度的西方国家，也是无解的难题。前有苏联、南斯拉夫、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及后来的印尼。今有英国（苏格兰）、西班牙（巴斯克）、土耳其（库尔德）、法国对科西嘉、加拿大魁北克。

2014年9月，苏格兰独立公投一度沸沸扬扬。

中国被认为到二十世纪才成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这个概念还是上世纪初由梁启超提出的。客观来说，“中华民族”还没有成为各民族的共识。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仍然存在疆独、藏独和台独的原因。这是为什么疆独、藏独和台独都希望中国民主化的原因。分裂的代价显然是中国无法承受的。

第四，西方循序渐进的民主化过程不可复制。

西方通过渐进方式，逐步建立起成熟的民主制度，像是从种子长成大树。英国如果以1688年的“光荣革命”成功为起点，到出现政党、再到最终实现普选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美国、法国等发达国家也基本如此。美国黑人1965年才有了公民权，瑞士1971年才实现普选。这个过程经过漫长的发育和演变，伴随着经济市场化、宗教世俗化、文化多元化、国家民族化、社会公民化、法制化等的发展。但是，西方国家却没有给转型国家循序渐进的机会，而是迫使它们在瞬间突变、休克方式完成民主化，好比“整树移植”。用一句话解释这一现象：高级民主一但产生，就不会再提供低级的合理性。但激进式的民主化造成的代价也是极为高昂。

民生的发展有可能导致民主的产生，而民主本身却无法推动经济的发展。纵观人类历史，没有一个成功的国家是在完成现代化之前就实行普选民主的。在现代化完成之前实行普选民主的，没有一个国家是成功的。

第五，西方出于地缘政治的需要，可能会借机彻底根除中国的潜在威胁。

这样的手段早已在俄罗斯身上使用过。上世纪九十年代，俄罗斯和东欧同时进行休克疗法改革。东欧成功了，俄罗斯却失败了。索罗斯在《开放社会》一书中提到，西方支持东欧而拒绝经济援助俄罗斯。他一语道破：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地缘政治。

举例为证。前苏联解体时，唯一一艘核动力航空母舰乌里扬诺夫斯克号已经建了40%。由于俄罗斯无力承担后续的建造费用，便停泊在乌克兰造船厂。尽管俄罗斯已经衰落至此，这艘航母也无法再建，但西方仍然不放过。于是便上演了如下一幕：苏联解体后第一个到造船厂来的客户，是一家挪威的造船公司。它向尼古拉耶夫船厂下了建造6艘大型商船的订单。这些商船很大，以至于只能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建造“乌里扬诺夫斯克”的0号船台建造。同时订单很急，要求马上就要开建，而且定金很丰厚。为此，就要空出船台来造商船。船台怎么空出来？造了40%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还放在船台上，总不能强行让它下水吧？

建到一半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

就在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方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另一家美国废旧钢铁回收公司找上门来，由副总裁亲自带队，说要收购废旧钢铁，而且开价一吨450美元，这个价格大大高于当时国际废钢铁的收购价格。还有比这天上掉馅饼更好的事吗？还有别的选择吗？一边等着要0号船台，一边急着要废钢铁，而且开高价；一边佣金丰厚，一边收购价格可观，甚至连定金都给了。尼古拉耶夫船厂上上下下，已经没有别的选择，毕竟生存下去才是最重要的。于是，他们决定把这艘完工40%的苏联海军第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彻底解体。

就在解体工作基本结束时，西方的两家公司突然同时变卦了。挪威船厂通知尼古拉耶夫造船厂，由于市场环境影响，原来的订单取消，违约金照赔。美国钢铁回收公司也派来了一个新的代表，说不了解国际市场废钢铁的行情，但后来公司总裁认为太贵（国际市场不高于200美元）而违约，继续卖也可以，价格降到150美元而不是450美元一吨。这样戏剧化的转变，谁能说是巧合。

如果中国进行民主化转型，上文中的“西方”不但不会让转型成功，还会令中国永远丧失发展的机会。

上述理由都是些历史经验，反观今天的中国又如何？

当下中国广大农村仍是一个宗法社会，而不是西方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权、责、利清晰的法治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各个层面都已经结成了以利益为基础的关系网，这就是所谓的“利益集团”。打破这种网络的唯一手段就是最高政治权利。假设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制度，一方面各个层面的利益集团将利用所控制的资源，把任何可能挑战它们的力量通过选票排斥在外，另一方面，它们也得以通过选票将自己的利益合法化。这时的最高政治权力为获得选票，就需要地方上的利益集团支持，不但不能制约各种利益集团反而需要向他们俯首。这样一来，社会公正将更加远离中国。

自从1840年中国第一次被来自海上的文明打败之后，以西方为师便日益成为中国各界的共识，并经历了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的过程。然而越来越深化的学习并未挽救中国的命运，从而又引发了逆向的反思。梁启超1903年在美国考察8个月后得出了醒悟般的结论：“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其如于我不适合！”可谓振聋发聩，当是最早打破西方迷思的知识分子。只是以今天中国观之，这个历史任务仍未进入尾声。

英国《金融时报》著名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如何解读英国是否应该学习瑞士：“首先，与英国相比，瑞士规模小得多，也没有特别大的地缘政治议题；其次，瑞士人长久以来一直实行直接民主，他们早已习惯这种模式了；第三瑞士人民非常成熟、谨慎、保守。有人认为，随着民众逐渐成熟，他们会作出更为明智的决定，但英国民众不熟悉直接民主，英国有着不同的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媒体、政治辩论方式等等，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实行直接民主结果将会非常糟糕”。

假如我的六大理由还无法说服诸君，那么就请看看沃尔夫的这三大理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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