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是走向衰败还是重获新生？——2016年美国大选的意义所在-弗朗西斯·福山
两年前，我曾在《衰落的美国》一文中指出，美国政治正在走向衰败，整个国家相互制衡的宪政体制，加上党派极端分化，以及不断兴起的拥有雄厚资金的利益集团，催生了我所认为的“否决政治”。这一体制更容易阻碍政府落实公意，而非助政府一臂之力去提升大众利益。经常出现的预算危机，停滞不前的官僚体制，以及缺乏政策革新，这些都是政治体系处于混乱中的标志。
从表面看，2016年的总统大选似乎验证了这一分析。曾经一度骄傲的共和党在提名环节就失守于唐纳德·特朗普略带敌意的接手掌盘，并由于种种内部矛盾而出现了内部分歧。然而在民主党方面，在政府叱咤风云多年的希拉里·克林顿则出乎意料地面临了来自伯尼·桑德斯的激烈竞争，这位已经74岁高龄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不论针对何种议题，从移民、金融改革、贸易，到长期停滞的收入，两边的绝大多数选民都反对如今的当权派，在他们眼中，这些当权派既腐败又假公济私，选民们更青睐于激进的“圈外人”，希望能对美国政治来一个“彻底洗牌”。
但是，事实上，这场混乱的总统大选显示出美国民主在某些部分比我们所预期的运营起来要更有秩序。不论一个选民决定投给谁，每个州的选民都会纷纷涌向投票处，并且试图从那些利益集团和寡头们手上夺取发言权。杰布·布什（老布什之子和小布什的弟弟）是理所当然的共和党候选人，竟然在花费了1300多万美元的选举经费（其中包括打造他的超级PAC）后于今年2月宣布退出选举，这让他颜面尽失。与此同时，桑德斯将竞选资金筹集重心放在小额筹款上，并承诺要让那些支持他竞争对手的金融精英们失望，而桑德斯也确实筹集了比杰布·布什更多的资金，并且全程都紧跟希拉里步伐，与其不相上下。
其实，这次选举背后真正的意义在于，经过几十年的变迁，美国的民主终于要直面不断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以及每个人都需面对的经济停滞问题。社会阶级固化再次重返美国政治舞台，成为核心焦点，超越了其他例如种族、民族、性别、同性恋、地缘等等的社会分歧，主导了近几次选举的讨论议程。
精英和平民阶层间的财富鸿沟在两代人的时间里不断扩大，但只有到了当下这个局面，这一贫富差距才影响到了国家政治。真正值得解释的并非为何民粹主义者在这一周期中可以形成这样的利于他们的局面，而是为何他们花了如此长的时间去达到这一目的。除此之外，尽管得知美国的政治体系并非如大多数人所想象的如此僵化，也并非严格受制于财富精英，这着实令人欣慰。但那些民粹主义改革者们所兜售的那些所谓“妙计”，实际上是完全无用的，如果一经采纳，更有可能阻碍经济增长，使本已艰难的境况更加雪上加霜。所以，尽管那些精英们从自身的自以为是中惊醒，如今也要轮到他们来出谋划策，去解决那些他们再也无法否认与忽略的问题。
民粹主义的社会基础
近几年来，人们越发不可否认对于大多数美国公民而言，国民收入已经长期停滞不前，即使精英们比以往表现更出色也无济于事，整个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在加剧。一些最基本的事实也表明，国民财富的巨大增长是由金字塔顶端的1%的人所贡献的，更确切的说，其实是那排在社会尖端0.1%的人贡献的。如今这一政治周期的博人眼球之处在于，关注点已经开始转移，过度的寡头政治不再是关注的重点。反之，落后民众的困窘生活被提上议程。
最近的两本书，查尔斯·默里的《分崩离析》（Coming Apart）与罗伯特·普特南的《我们的孩子》（Our Kids），以令人感到沉重的细节刻画了如今美国新的社会现实。默里和普特南在政治立场上完全不同，一个是保守的右派，另一个则是主流的自由主义左派，然而他们所提供的数据却是契合的：工薪阶层的收入从上一代起就逐渐减少，而拥有高中学历或更低学历的白人薪资减少更甚。对这群人而言，特普朗的口号“让美国再次雄起”确有其实际意义，然而这群人所遭受的社会病症其实远不止于此，书中关于犯罪、毒品和单亲家庭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
2016年5月，支持者们与桑德斯在加利福利尼亚卡森市的集会（图片来源：路透社）
早在上世纪80年代，社会上就掀起了一场关于美国黑人底层阶级的广泛讨论，这一阶层的出现意味着社会上游走着一大群未充分就业和技能缺失的人，他们的贫困境况几乎人人相似，贫穷导致家庭破碎，这些人在就业市场上毫无竞争力，他们缺乏竞争所必需的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而如今，白人工薪阶层在社会的境况实际上同80年代的黑人底层阶级别无二致。
在新坎布尔什州，这个州同其他州一样有着众多白人与乡村地区，在这个州的初选阶段，选民们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海洛因成瘾，这可能会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实际上，在诸如印第安纳州和肯塔基州的白人乡村地区，吸食鸦片和甲基苯丙胺十分普遍，就跟上个年代在市中心生活的人普遍沉迷于可卡因一样。经济学家安妮·卡斯和安古斯·迪顿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表明，生活在美国的非拉美裔中年白人的死亡率自1999年到2013年间呈现上升趋势，即使这一数字几乎在所有其他人口种群和在其他任何富裕国家里都是下降态势，究其原因，造成死亡率上升的原因有自杀，吸毒和酒精——有超过50万的过量死亡是超乎我们预计的，同时，这类群体的犯罪率也呈直线上升趋势。
然而，这一惨淡的事实却与美国精英们的生活毫无关系——主要是因为在同一时期，他们自己过着相当好的生活。对于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美国人而言，他们的财富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断累积，这一阶层中的离婚率和单亲家庭数量却在降低，社区犯罪稳步减少，城市再次被年轻的都市人占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科技助长了社会信任，各种社区融合的新形式层出不穷。针对这类精英群体，“虎妈式”教育，相比留守儿童现象，是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政治的失败
考虑到社会中发生的巨大转变，真正值得考虑的问题并非为何2016年美国爆发了民粹主义，而是为何这一主义的爆发没有发生在更早些时候。美国的制度确实存在问题，它并未充分代表民意：两个政党都没有很好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帮助。
在近几十年来，共和党内部企业精英们与社会保守派的联手并不顺利，他们之间的合作模式表现在，前者提供资金，后者主要负责投票。《华尔街日报》的社论版面概括地代表了企业精英们的主张，就是提倡经济自由主义：追求自由市场，自由贸易和开放移民。正是由于共和党的支持，使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顺利通过，最近的“贸易促进授权”（更为人熟知的说法是“快速通道”）也是共和党人的杰作，支持他们的那些企业精英们也能从中受益。因为一方面可以从国外输入劳动力，不论是技术型还是非技术型人才，两者皆可，另一方面，通过全球贸易体系，他们可以在全球自由出口以及投资。共和党人推动了大萧条时代银行监管制度的废除，为次贷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埋下了伏笔；同时，他们在思想上致力于减少美国富人的税收，力求削弱工会的力量，并且主张要削减原本利于弱势群体的那些社会福利。
这样的主张与工薪阶层的利益截然相反，造成工薪阶层陷入困境的原因是多重的，既与技术革新有关，也与公共政策脱离不了干系。但不可否认的是，共和党精英们所推崇的“亲市场”导向给工薪阶层的收入增长带来了不小压力，这种压力一方面来自日趋激烈的技术和全球竞争，也来自新政削减了对工人的保护和福利（在德国和荷兰，政府对于保护工人利益投入了不少精力，在这些国家并没有看见社会不平等的明显加剧）。因此，毫不惊讶的是，今年规模最大、也最情绪化的斗争将是发生在共和党内部的斗争，因为它的工人阶层基础更加青睐国家主义的经济政策。
民主党人，仍旧将自己视作平民的领袖，并且依旧寄希望于逐渐衰弱的工会来帮他们争取选票，尽管他们在这一选区还是失败了。自从比尔·克林顿“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民主党内的精英认可了“后里根时代”自由贸易和移民的益处，并且他们在1990年代废除银行监管制度的过程中串通一气，尝试收买反对贸易协议的劳工运动，而非支持这一运动。
但是，民主党人所面临的更重要的问题是民主党将身份认同政治作为其核心价值观念。民主党近期赢得的选举主要是通过调动民众中的某些群体联手，其中包括妇女、非洲裔美国人、年轻的城市人、同性恋人士和环保主义者，而他们完全不接触的群体就是白人工薪阶级，这一阶级可是当年罗斯福新政的基石。自上世纪80年代起，白人工薪阶级开始在一些文化议题上投票给共和党，议题涉及爱国主义、关于枪支权利、堕胎，以及宗教，克林顿在90年代从他们手上赢回了一些选票，并两次成功当选（每次都以“多样性”议题为切入口），但是自此，他们对共和党更加忠诚，成为了共和党可靠的支持者，尽管共和党精英的经济政策与他们的经济利益有所冲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今年四月美国昆尼皮亚克大学的研究表明，在特朗普的支持者中，有80%表示他们觉得“政府并未真正地帮助少数群体，而是离他们渐行渐远”，85%的人赞同“美国已经失去了它的身份认同”。
民主党人对于身份认同的执着解释了当代美国政治最大的奥秘之一，就是为何在乡村的白人工薪阶级，特别是那些处于南部州，仅享受到有限社会福利的人，会成群结队地涌向共和党人麾下，尽管这些白人工薪阶级是共和党持反对意见方案的最大受益者，例如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认为奥巴马医改确实被设计为要造福民众，但受益者却不是他们——造成这样想的原因就在于民主党人已经失去了同这群选民沟通的能力（这是与1930年相比，那时候在南方的乡村的白人是民主党福利改革倡议的主要支持者，例如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
时代的终结？
特朗普的政治声明既令人感到迷惑又很矛盾，就像是一个自我陶醉的媒体操纵者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作支撑，但是有一个议题使他博得了许多共和党的基层选民的青睐，也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同桑德斯的共通之处：设计了国家主义的经济议程从而留住美国人的工作机会，这也就解释为何他反对移民——不仅仅是反对非法移民，还有以H1B工作签证留美的技术型人才，以及他为何谴责那些将工厂搬到国外来减少劳动力成本的美国公司。同时，他不仅仅批判中国操纵货币，同时也批判那些友好的国家，诸如日本和韩国，认为它们破坏了美国的生产基地。当然，他也猛烈地抨击了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诸如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协定TPP以及与欧洲签订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TTIP。
对于任何一个上过大学基础贸易理论课程的人而言，所有这些观点听起来完全堪比异端邪说，从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到赫克歇尔-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全都会告诉你自由贸易将有助于在贸易伙伴间形成双赢，增加所有国家的总体收入。确实，全球产出在过去两代人间迅猛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世界贸易和投资在GATT（关贸总协定）以及WTO的广泛框架下被普遍自由化，于是在1970年到2008年间全球贸易额翻了四翻。全球化使得数以百万计来自诸如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人摆脱贫穷，也让美国积累了巨额财富。
然而两党精英们都认可的经济自由化所带来的益处，也并非无可指责。基于所有已有的贸易模型，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贸易自由化虽然可以提升总体收入，却也可能产生不利的分配上的后果，换言之，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从中国进口所引发的竞争使美国自1999年到2011年间损失了200万到240万个工作机会。
对此，贸易经济学家的经典回应是贸易所得的利益将足以弥补失败者的损失，甚至还有盈余，而弥补损失主要可以通过职业培训来使得他们获得新技能。因此，每一贸易立法的主要条款，都会伴随着一系列工人再培训措施，以及纳入新规则来使得工人有时间去调整适应。
然而在实际应用上，这种调整往往都难以落实，并以失败告终。美国政府运营了47个互相独立的联邦职业再培训计划（经整合后大约仍有十多个），在州一级更有数不清的类似计划，而这些计划大多都无法将大量工人输送到更高技能的岗位上，这一部分是落实环节出现问题，同样在理念上也存在问题：计划本身也不明确到底何种教育才能将一位55岁的装配线工人培训成一个程序员或网页设计师。同时，标准贸易理论也从不考虑投资的政治经济逻辑。早期支持工会制度的一个论点认为，资金永远比劳动力更占有集体行动上的优势，因为资金更集中，也更容易协调，然而这一论点自上世纪80年代起就不再适用于美国了，资金只随着其流动性的提高而更有优势，而其流动性是如今这个全球化时代所赋予它的。工会所谓的谈判优势很快就被一些不受工作地点限制的员工所破坏了，这些员工不仅马上可以在当前的国家工作，也可以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工作。
美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用工成本差异实在太过巨大，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到底何种政策才能最终保住大量低技能的工作，有可能甚至连特朗普自己也不会相信鞋子和衬衫能由美国自己生产。世界上每一个工业化国家，包括那些致力于保护生产基地的国家，如德国和日本，都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相对生产比重的下降，就算是中国自己，如今也开始失去工作岗位，将低技能工作让位于自动化，或不敌其他有更廉价劳动力的生产地，如孟加拉国和越南。
从德国的经验来说，复制美国的道路并非唯一途径。德国的企业领袖们从不试图去破坏工会的力量；至今，德国人的工资仍是通过员工和工会之间、由政府协调的谈判而达成，结果就是，德国的用工成本高出同水平美国人约25%。然而，德国仍旧是世界上第三大出口国，虽然德国从事生产的就业比重呈现降低趋势，但是这一比重一直都高于美国。并不像法国和意大利从法律入手保障工作，德国人从来不设立复杂的劳动法去保护现有的工作，反而在总理施罗德2010年的改革议程下，辞退多余的员工变得更加容易。同时，国家对于改善工薪阶级的工作技能也投入了大笔资金，主要用于其学徒计划和其他对就业市场的积极干预。除此之外，德国人也注重对国家供应链的保护，防止无穷尽的外包行为，可以将它的中小型企业与大型企业联结在一起。
在美国则截然相反，经济学家们和公共知识分子们将制造业经济转向后工业时代的服务经济视作一个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应该欢迎和加速的过程。就像老式赶马车用的鞭子已经过时需要更新，生产工人也应该自己更新技能，成为知识与技能兼具的工作者，从而适应如今这个灵活的、有外包也有兼职的多元化新经济时代。在这一时代，他们的知识将给他们带来更高的收入。但是，除了偶尔有些动作，两边的政党从不认真对待“技能更新”，并不将其当做一项必要调整进程的重心，他们也从不投资那些可以使工薪阶层免受损失的社会计划。所以那些白人工人，就和早些年的美国黑人一样，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于社会。
2016年4月，一个选民来到位于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的投票站，参与总统初选投票（图片来源：路透社）
本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本可以过得完全与众不同。如今的中国人不再操纵货币来提振出口，如果硬要说中国有操纵，那他们最近也在努力为人民币保值以防止资本外逃，但他们确实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0-2001年的网络崩溃时期操纵了货币。华盛顿本来完全可以威胁，或者强加关税来抵制中国的进口产品，但这也包含了一些风险：比如消费者价格会上升，如果中国因此而拒绝购买美国国债，那么利率也有可能随之上升。但是这个可能性并没有被美国精英们认真对待，因为他们担心这将引发保护主义的灾难性下滑，而精英们的一时忽视所导致的最终结果就是，美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损失了超过200万个岗位。
再向前迈一步？
特朗普可能已经揪住了美国社会所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但是希望利用如今选举的这个时机去改革，却并不是一个好时机。你不能通过强行单边征税或者刑事控告美国跨国公司的外包行为，一下子松开已经存在50年的自由贸易政策。如今，美国的经济与世界其他各国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旦全球回归贸易保护主义，必然将会引发实质性的危机。特朗普建议废除奥巴马医改计划将会让百万工薪阶级的医保打水漂，而且他只惠及富人阶层的减税计划将会在未来十年给美国增加10万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这个国家确实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但是他应该是一个真正能让政府有效运转的制度重建者，而非一个仅凭个人喜好嘲弄既有制度的煽动家。
尽管如此，如果精英阶层要真正地关心社会不平等和那些身处衰退中的工薪阶层，他们就需要重新思考他们在移民、贸易以及投资领域长久以来所扮演的角色与作用。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去看是否可能在不伤及本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前提下从全球化浪潮中全身而退，并以牺牲一小部分国家收益来换取更多的国民收入平等。
显而易见的是，一些改革相比于其他改革有着更大的可行性，其中移民工作是最具理论可行性的一大改革。对移民的整体综合改革已经实行了十多年，而现如今因为两个原因失败了。第一，反对者反对“大赦”，因为这会给非法移民成为美国公民的机会，第二个原因和执行有关：有批评指出现存已有的法律并没有获得有力的执行，而且尽管先前做出承诺要落实它们，这一承诺也没有兑现。
政府可以驱逐1100万非法移民的想法是相当不现实的，而且他们中绝大多数的孩子已经拥有了美国国籍，所以一些“特赦”就显得不可避免。对移民的批判是对的，但美国在执法方面已然十分松懈。要正确合理地处理这件事情并不需要在城外树立一堵墙来阻挡移民，反之一些其他方式会更有效，比如植入一张生物识别身份卡，或向法院和警队投入大量资金，或是通过政治意志或手段来制裁那些违反法规的员工。对合法移民施加更多限制性政策，比方用大赦一部分移民来换取一些更严格的新法规的落实，将不会带来经济上的损失。早在1924年，政府就曾经这样做过，平等的道路被铺平，并且在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迎来了美国尊崇平等的黄金10年。
除了批准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定（TPP）这种没有风险的交易外，美国的贸易与投资很难再往前发展，面临着前途迷茫的窘境。如今世界越来越多地鼓吹经济国家主义，华盛顿要推翻这一进程——现有的自由主义国际体系就是建立和维持在这一基础之上——将可能引发一系列报复行为与后果。一个可能的切入口是尝试说服美国的那些跨国公司，将他们所拥有的两万亿美元的海外现金拿回本国做投资。另外，如今美国的公司税税率是经合组织中最高的，如果能将这些税率大幅削减，同时减少那些企业协商所获的税收补贴和税收减免，这种政策将有可能得到两党的支持。
另一个倡议可以是大量重建美国的基础设施。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预计，到2020年，美国需要花费3.6万亿美元来彻底更新国家基础设施。美国可以以低利率贷款1万亿美元来启动这个庞大工程，这不仅能提供大量工作岗位，更能从长远提升美国的生产力。希拉里计划动用2750亿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实际上是杯水车薪。
但是不论美国试图完成上述两个目标中哪一个，都将会遇到美国政治体系中的运转无能，比如它的“否决政治”就既不支持税收改革，也反对投资基础设施。美国的体系赋予那些组织有序的利益集团轻易阻碍立法的权力，也让他们可以从新提案中轻易谋利。所以，要修复体系漏洞，减少否决权和简化决策程序都应该要提上议事日程。必要的改变还应该包括废除否决政治，取消选举预算，简化复杂立法，并且转化为更小型的、有更多专家参与的小组，从而为国会上下提供整合的解决方案。
这就是为什么特朗普和桑德斯的出现可能预示着一个巨大的契机。由于他的个人主张，特朗普与共和党的正统思想决裂了，这一正统思想自里根时代开始流行，主张低税率，建立小型安全网络，这些主张都以公司利益为先，远胜过对工人利益的关注。相类似的，桑德斯也号召了左派采取抵制行动，而这些左派2008年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们贴在民众支持的政策上的标签，尽管他们对这些政策并不喜欢。当然，我们也无法让民主党选民总是做出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化导致政策决策愈发复杂的时代。但是精英们却也老是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他们被公众拉下台时常常暴露了他们自己的立场。动员民众这个方法也很难评判其利弊：他们在改革时代和新政期间，确实做了很多壮举，但也有不少令人失望的事件，比如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欧洲。实际上，美国的政治体系一直处于衰弱中，只有当愤怒的民众遇到了明智的领导人，这种体系的衰弱才可能被制止。值得庆幸的是，如今出现一位智者来领导美国还不算太晚。
（青年观察者宋祎琳译自2016年7-8月号美国《外交事务》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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