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媒：西方企业该向中国式创新学什么？
英国《金融时报》7月7日刊发文章指出，向东方看、向中国学习，在西方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概念，在企业创新方面亦是如此。该文章通过对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市场和战略学教授叶恩华的采访指出了在互联网时代下中国式创新值得西方同行借鉴之处，同时也提到了中国在企业管理创新方面的不足。报道全文如下：
“不久前ASDA（英国第三大超市集团）刚换了首席执行官，继任者是沃尔玛中国区的总裁。西方企业开始意识到拥有中国经验的高管的价值，因为他们在竞争更激烈的市场历练过”，叶恩华（George S.Yip）教授说。
“五年之前，谁会想过这样的事发生呢？”
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市场和战略学教授叶恩华
坐在伦敦校区的办公室，这位帝国理工大学商学院的市场和战略学教授，频繁提起今天中西方企业在创新理念和实践上的巨大差异。他与人合著的新书：“China’s Next Strategic Advantage”（中文版译名：《创新驱动中国》，合著作者：布鲁斯·马科恩/Bruce McKern）刚刚出版上市。在书中他呼吁，西方跨国公司急需向中国企业学习管理和发展经验。
这本书的最终章写到：“几个世纪前，世界曾经向中国学习；过去几百年间，中国则耐心地向世界学习；现在，又到了世界重新学习中国的时候。这对每一位跨国公司的CEO而言，都是一个最为紧迫的课题。”
向东方看、向中国学习，在西方是一个正在兴起的概念。去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名为《中国创新的全球效应》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已具备成长为全球创新领导者的潜能；今年4月，小米创始人雷军登上了英国版《连线》杂志的封面，那本杂志认为，创立仅六年、估值已达450亿美元的小米，代表着中国科技企业的互联网思维，它的故事值得欧美同行借鉴。
但叶的新书试图把这种理念提升一个高度。他认为，“中国式创新”虽然已被讨论很久，但今天才开始真正起飞。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三大要素的合力：成熟的生产制造能力、规模庞大的本土市场和迅速崛起的科研水平。****“在人类近代历史上，这种合力效应只出现过两次：工业革命时代的大英帝国和二战后的美国商业帝国”，叶恩华说。
无疑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但是向中国学习，学什么呢？
通过对数十家中国企业的走访，叶恩华在书中罗列出一系列案例以描述中国式创新的肖像，这包括：强势领导在生产研发流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产品定位对于用户需求的密切关注等等。
但另外一些案例，却更加引人思考。
在论述中西方企业的创新差异时，书中讲述：通过消除产品特性、改进工艺流程、降低材料成本（有时也会降低耐用性），中国企业倾向于提供品质并非最高、但更具“适用性”的产品。而西方公司设计的产品虽然拥有更好的特性和品质，但高昂的价格却无法让中国消费者买单。甚至一些西方企业因为过于顾及品牌的质量和声誉，无法将品控灵活“降维”，进而迅速被品质稍低，但价格更低、迭代速度更快的中国同行击败。
在另一种情境中：中国企业遵循“从失败中学习”的信条，推出新产品的速度让其他在华国际企业瞠目。“新产品或许不完美，但它也没有必要完美；基于客户的反馈，改进后的迭代产品很快就会出现，然后再继续改进。由于市场太大，在某一地区推出的产品并不会对公司的整体声誉产生大的影响。这样的策略虽然不适于拥有全球客户的大型公司，但对中国企业来说，却是非常有效。”
“过去我参加很多国际学术论坛和商业论坛，我向与会代表发问，西方企业能向中国公司学习什么？基本上得不到任何答案。但现在回答最多的则是：速度。西方企业现在太慢了。”叶恩华说。
案例所体现出的逻辑，在今天的中国商业战场耳熟能详。它一部分脱胎于硅谷“完成比完美重要”的互联网基因，代表着一种最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被深度融合进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极大影响和改变生产要素的优化与集成。
“‘快速应变，在不断试错中发展’的模式，在西方更多还是在较新的互联网企业中流行。但在中国，即便是传统领域的企业，也已经接纳了这种方式。”
叶恩华认为，这代表一种思维的转变：“在过去20年中，只有很少的西方公司采用这种模式。但是中国的例子证明，这种方式是可以被广泛采用的。”
但不应忽视的是，这种高效激进的企业发展模式，如今在中国市场也面临争议。伴随着近年来兴起的创业热潮，很多创新企业笃信“极致、口碑和速度”。然而在林林总总的理念大旗之中，“快”是为数不多的可以被客观量化的因素。相比之下，“体验”、“口碑”等用来真正衡量品质的指标，却常常在各种含混、主观、营销式的标准中被不断扭曲和消解。
“唯快不破”的理念会不会面临欠缺发展持久力的问题？
叶恩华并不认同这种观点：“这种实用主义和快节奏，和中国企业的起家模式相关。”
这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式效率”与中国当下的市场环境密不可分。在一个丛林法则森严、制度规则相对不完善、企业家普遍缺少长期安全感，但同时又坐拥庞大用户规模且品味参差不齐的市场中，对速度的追求和对品质的妥协，代表一种生存智慧。
我又追问，今天更多的中国企业仍然是在高产出、低收益、低价值的领域徘徊。如何解释今天的中国仍难以出现像德国、日本那样，既能满足大众消费市场、同时也取得高利润率的产品和品牌？
“首先，大部分的中国公司是盈利的，”叶恩华回答，“不应忽略的现实是，今天中国公司取得的盈利水平，在40年前都是零。而今天被人们所熟知的日本和德国公司，早已经告别了‘从零到一’的发展阶段。即便日本在1945年之前，也已经有了近百年的工业化进程。”
这让我想起，不久前在中国舆论界有关“工匠精神”的讨论。有观点认为，在幅员辽阔、人口基数庞大的中国市场，高速流动、高速传播和高度可复制的商业模式，更有利于调配利用资源。而如德国、日本那样，依赖在特定组织内部建构精细管理体系的“工匠式模式”，很难在此找到生发土壤。
然而不容否认的是，构建在企业“求存基因”和用户“宽容与健忘”之上的速度和效率，让中国式创新伴随着越发浓重的营销驱动型色彩。主导中国式创新的真正思想和肌肉，并非来自对技术核心竞争力的追求。
与此相伴的，是研发设计抄袭成风、产品体验的可靠性下降和价格战泛滥，企业则普遍缺少深度知识沉淀、难以塑造起能真正创造高利润率的技术门槛。随之而来的，是创新型品牌的速成和速朽。
我由此发问，在呼吁西方企业学习中国模式的同时，是否也应当提醒他们注意这种模式的不足？
叶恩华表示：“中国公司的模式目前是成功的，因为他们采用了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合理利用了人力成本、制造成本和市场规模的优势。中国企业之所以速度快，是因为没有那么多繁文缛节。”
“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是企业员工对于领导的绝对忠诚。西方近十年来最成功的企业是苹果，苹果的员工对乔布斯是十分忠诚的。从这个角度看，苹果公司很像一家中国企业。”
但企业层面的繁荣，尚无法回答另一个更宏观的问题。如今陷入艰难转型的“中国制造”，长期被产能过剩、人力成本飙升、贸易摩擦等问题困扰。随着东南亚国家配套体系逐渐成型，西方的厂商开始离开中国。在这种格局下，商业模式创新的繁荣，可以改善中国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吗？
对此叶恩华指出，中国如今达到了一个状态：国家经济整体的健康状况和企业个体的健康状况出现分化，这种状况在西方也存在。“就和美国一样，自动化和智能化让美国公司变得越来越繁荣，但是美国工人阶层却十分痛苦。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中国式的“速度与激情”已经催生出众多现象级公司，当这些速成的估值庞然大物站到了引领世界的风口浪尖，它们应该如何选择下一步的方向？
我问叶恩华，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已经取得极高估值和国际影响力的今天，中国是否会出现像1980年代日本企业那样相对清晰完整、具有普世意义的管理模式？
叶恩华表示：“我目前还没有看到中国诞生一些革命性的管理理论。但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收购西方公司，他们未来如何管理好这些西方公司，将是一个非常值得观察和研究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中国公司开始真正影响和改变这些西方企业的运营模式，那将是中国式管理模式真正诞生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