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卢金：英国脱欧与苏联解体很相似

意识形态脱离现实

多数英国人在公投中投票支持脱离欧盟，这成了货真价实的轰动消息。专家们思考了英国对欧洲的特殊态度、人民针对精英的起义和移民危机的影响。但鲜有人关注到另一件事：欧盟分裂与苏联解体很相似。关键在于，欧盟和苏联都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地缘政治实体。宣称的意识形态目标和现实之间的根本矛盾导致了两者的解体。正是这点引发了非意识形态阶层民众的起义，他们一旦被给予表达个人意见的机会，就会要求当局履行承诺或者下台。

苏联的意识形态承诺平等、公正、更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比“资本主义世界”更好的生活标准。而实际上苏联公民得到的是商品短缺、不公正的分配、由上级任命的特权阶级政权、远落后于西方的发展水平和生活标准。

不满情绪起初出现在严肃对待承诺的“信徒”和意识形态精英代表中间。“真正的列宁主义”运动意味回归理想状态 、履行承诺和达到意识形态目标。从“恢复列宁理想”起家的戈尔巴乔夫当政开始，就明显意味着国家解体。苏联最后的这位领导人认为，官僚制度妨碍乌托邦式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而人民边睡边看这个理想到底怎么实现。因此，他请求人民反对官僚制度，并相信人民会支持自己。

但人民多年来第一次得到在自由选举中发表个人意见的机会，却将票投给了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部分投给承诺与“文明世界”融合的、未来会更好的亲西方“民主主义者”，部分投给右翼民族主义者。“人民政权”的意识形态与人民的实际愿望相矛盾。结果民主化方针的倡导者还是失去了权力，人民终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近年来，欧洲社会同样变得越发意识形态化。“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承诺给欧洲人最高的福利水平和人人自由，承诺一个没有国界及战争冲突的世界，以及平等公正的权利和民主，即人们在政治决策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然而，现实情况是欧盟公民看到了欧盟中一小部分最富有的企业家和最贫穷的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鸿沟，看到了人满为患的移民占据本土居民的工作岗位，以及以民主而非和平为名的战争，还有非选举产生的布鲁塞尔官员决定主要政治问题，而非人民政权。分化的结果是中产阶级减少，根据官方理论，中产阶级应当增长并构成“民主”的基石。同性恋游行、同性婚姻、以自由为名的吸毒和卖淫取代了传统价值观。此外，为了让不久前刚摆脱共产主义枷锁的相对落后的东欧国家感受到“民主主义”的好处，欧洲最发达国家的纳税人不得不为此埋单。正如苏联公民为了能在共产主义制度下幸福生活，以及为了让众多第三世界国家迈向“社会主义目标”而埋单一样。但欧洲发达国家和苏联的纳税人都不喜欢这样。

精英民众意见相左

正是英国精英赞成最大限度地扩大欧盟，甚至支持接纳土耳其。但这些精英忘了，生活在这个国家的不仅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伦敦金融城的银行家、越来越意识形态化的年轻人和大城市居民，还有工人、农民、渔夫、商店售货员、小酒吧的常客和狂热的足球迷，他们的口音甚至都与精英人士非常不同。出于务实的原因，这些人一贯对欧盟不满：他们不愿拿出自己本已微薄的工资来为意识形态目标、东欧和北非人民的自由与幸福埋单，不愿让出工作岗位。他们想在解决自己国家问题时拥有投票权，但过去他们从未被赋予这样的权利。英国的“民主”选举制度建立的十分狡猾，在某些问题上人民没有选择：一切由精英决定。议会拥有最高权力，根据多数选举制选入议会的基本上是三大政党的代表，其领导人秉持的立场不是亲欧就是极亲欧。欧洲怀疑论者的小党派在这一制度下几乎毫无机会。

卡梅伦首相就是英国的戈尔巴乔夫，他犯了苏联前辈的错误。卡梅伦是新一代意识形态化政治家的代表，笃信民主信条。希望继续执政的卡梅伦认为，如果给予英国人公决投票权，他们会像他设想的那样支持他，支持在伦敦的利益和欧洲民主主义之间妥协的明智政策——获得最有利的条件后留在欧盟。然而却和戈尔巴乔夫一样，卡梅伦并不了解自己的同胞，他们厌倦了与欧盟有关的一切，讨厌承诺在地球上建立民主天堂，实则导致贫穷和国耻的政治家。因此，人民投票反对。当然英国脱欧后，英国的百姓很可能不会得到想要的东西，而英国很可能像苏联一样解体，而不是变成一个骄傲独立的大国。

显然，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的民众也存在这种不满情绪。很难说最终是让人民表达意见还是精英采取措施。但欧洲未必能放弃对民主的迷信，而这意味着精英的意识形态理想将经常与民众否认真正意愿相左。与戈尔巴乔夫政府一样，欧盟的改变是缓慢的，如果进行改革，也只可能流于表面，并且为时已晚。

阶层矛盾导致分裂

这一矛盾已然导致将自己定位成现有精英对立者的党派的壮大。这些党派全部是某种程度上的欧洲怀疑论者，这可能令欧盟未来的日子十分艰难并进一步分裂。

无论如何，未来数年欧洲主要国家的精英阶层将发生变化。某些国家的体制外党派将当政。某些国家的传统政党的务实分子将转向欧洲怀疑主义，就像英国版叶利钦——保守党的鲍里斯·约翰逊所做的那样。美国也正在出现类似的进程，代表这个反意识形态的是特普朗。

但不应将西方意识形态化的精英们的努力抛诸脑后。他们将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并在民主口号下采取限制真正民主的措施。例如，英国出现这样的声音，称公投仅具有建议意义，拥有最高立法权的议会可以不考虑投票的结果。

现在分析英国公投结果时，“民主主义”思想家，比如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试图将其解释为普京、“伊斯兰国”组织等敌人的阴谋。莫斯科的政策旨在捍卫俄罗斯的利益，而俄罗斯对“民主主体”与现实的矛盾西方的双重标准的批评，在国际上，包括在西方的反全球化人士中得到了一定认可。不过这并非破坏活动的结果，而是欧美人民自然谋求挣脱与客观现实关系不大的官方意识形态束缚的结果。

当然，如果把所有反对乌托邦式“民主主义”目标的人都当做克林姆林宫的间谍，那么或许能够找到将英国脱欧解释为敌人阴谋的逻辑。但这对任何了解现实生活的思想家来说都是重度精神分裂症。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要记住这种病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