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带一路”完胜美国“亚太再平衡”，因为它顺应时代-帕拉格·康纳、观察者网
在英国退欧公投尘埃落定；美国民粹主义领袖特朗普来势汹汹；欧洲经济和难民危机引发社会分裂；极端恐怖主义跨国肆虐的今天，许多人开始重新用文明冲突的视角审视世界，对全球化充满怀疑与失望，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高级研究员帕拉格·康纳因此被凸显得像个异类。通过新著《超级版图》，他描绘出一个国境线的意义逐渐消失、以不可逆趋势走向融合贯通的世界，与全球媒体呈现的灰暗国际政治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该书一出版就引起全球媒体关注，它给国际政治带来了什么范式变化？中国在“超级版图”里占据怎样的战略地位？是什么让这位青年学者如此自信？6月21日观察者网对康纳进行了专访，现整理成文，以飨读者。
观察者网（下称“观”）：康纳教授，首先祝贺您的大作《超级版图》中文版正式发行！实际上，观察者网在这本书英文原版Connectography面世之时，就对其给予了高度关注。5月时我们刊登过您书中的一些核心观点，引起了读者热烈讨论。
帕拉格·康纳（下称“康”）：是吗？非常好！
观：所以这次专访，我想要问得更加深入。总的来说，这本书给人的印象是，你与许多时评专家不同，他们觉得世界正在分崩离析，而你对未来非常乐观，认为世界正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康：世界不但没有散架，反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是我的个人观点，而是事实陈述。人们总喜欢给人贴上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的标签，仿佛非此即彼、不存在中间地带。
我这本书是写给聪明人看的，聪明人不会简单地选边站队，而是把好的坏的情况结合起来。不光是好的一面，世界的黑暗面，比如犯罪组织、过度开发、恐怖主义，也会因为连通性（connectivity）变得更棘手。当然，世界最终还是会因互联互通产生一种韧性，拿石油来说，当市场需求和资源供给不再受地缘政治阻隔，人们自然不必为石油去打仗。十年前，地缘政治学家们预测中美两国将为中东能源大打出手，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今天，美国居然破天荒地对华出口原油。正因为互联互通，中美不必为石油打仗，可以和气做生意。这是事实，乐观的事实。
观：不管情绪乐观或悲观，《超级版图》带来的，是一种分析世界局势的崭新范式，但现实世界的变化速度，真的跟得上分析范式改变的速度吗？对文明冲突论者来说，它们眼中的世界充满身份政治，到处是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难民危机、宗教极端主义。一方面货物和信息可以毫无阻碍地跨国境流通时，另一方面现阶段各国人民并不能随意流动，那么它对现实有多大的指导意义呢？
康：我理解你的意思，但首先，移民及其带来的民粹主义反弹，也是互联互通造成的结果之一。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各国开放程度加强，移民政策更自由，更多的人跨越国境，生活在出生地以外的国家。这样看来，人在各国之间的流动性正处于人类历史最高点，它稀释了种族和民族的纯粹性，因此民族国家这个最初从欧洲兴起的概念，如今正在欧洲逐渐消失。
当前我们看到的反移民倾向，实际上是对移民跨境流动这个压倒性趋势的平衡与回应，因为各国需要把移民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我不认为国家应该完全开放边境，也不赞成无限制移民，而应该下更大功夫去吸纳和同化移民，让他们融入社会。
然而讽刺的是，某些最需要移民的国家，正在把他们赶跑，甚至试图筑起高墙……
特朗普手里的牌子上写着：我们一起来筑墙
观：刚好前段时间我们刊登了罗杰·科恩的文章，他悲观地认为，世界处于危险的十字路口，如果英国退欧，特朗普、勒庞掌权，世界将坠入黑暗。这与你勾勒的互联互通图景大相径庭，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康：罗杰弄错了几件事情。首先，民粹主义政客不见得能上台，玛琳娜·勒庞在选举中遭遇了滑铁卢……
观：但那是法国另外两个主流政党联手操纵的结果。
康：联合政治在欧洲十分常见，不能因为国民阵线在法国有一定支持度，就认为勒庞一定能赢。在美国，特朗普也赢不了大选，毕竟他代表的只是一小部分美国人，民调数据已经说明问题了。
其次，即使他们靠民粹主义上台，也绝不会贯彻竞选时提出的政策。
观：哈哈……
康：你见过哪个民主选举产生的政府，真正履行了选举时的承诺？几乎从来没有。所以即使你是狂热的民粹分子，即使你侥幸上了台，你真能把移民都踢出去吗？显然不能。在奥巴马治下，美国政府向墨西哥遣返了250万非法移民，但合法移民他敢动吗？不敢。在欧洲，大量非洲裔和阿拉伯裔移民是合法移民，无论哪个政府上台都没有理由赶走他们。现实的做法只能是教他们本国语言，削弱福利鼓励他们参与就业市场，使他们成为社会上的积极力量。
退一步说，即便民粹主义者在某些国家上台，而且他们真的执行极端政策，这并不能改变一个事实：供求关系是人类历史最强大的推动力，它决定了各国吸纳多少移民，来推动自己的经济。即使供求关系在某次选举中败给了民粹主义，那也只能说是该国做出了愚蠢的决定，对此我爱莫能助，我的工作是告诉聪明人如何治国。不过好在这种错误最终还是会得到修正。
观：我之所以会提到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问题，是因为你在TED演讲中把基础设施比作骨骼，把能源管线比作血管，把信息系统比作神经，然而人之为人，不能缺少灵魂，或许文化就是人的灵魂。你说移民可以通过教育，最终融入本国社会，但塑造灵魂需要多久的时间呢？
康：各国的情况不同。就美国来说，它花了很长时间，比较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美国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帝国。如果你把“美国的定义”局限于国父们那种清教徒思想，那就不会有合法移民，不会有今天的美国了。文化和国家状态（nationhood）都会随着时间推移发生变异，这是好事；我们不能以永恒的、一成不变的心态去理解文化，进而得出反对互联互通的结论。有人把文化信仰神圣化，不允许外来者玷污其纯粹性，这种思想源于18、19世纪的欧洲，后来产生了什么有毒的结果大家有目共睹。况且，我所讨论的文化根本不是那种过时的文化，它是一种新文化：人们通过网络交流，产生了新的身份、新的代际认同，这种认同与政府希望你相信的那种国族认同是不一样的。现代人身兼多重身份，它们彼此之间既有重叠，又存在竞争。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否认，那么你一定活在理论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里。
亚洲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观：我之所以提到你的比喻，即把全球系统比作人体，是要引出下面这个问题：我们有了骨骼、血管、神经，那谁来做世界的大脑？按照你提出的新范式，国家的作用会下降，跨国公司、民间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会上升，我们可以依靠国家来做规划；未来难道要指望这些公司来统一规划吗？即使它们有这个能力，是否有足够的利益驱动它们统筹资源进行大规模投资？要知道，这种资源不是通常意义上私有企业所能掌控的，而是国家级的、天文数字级的财富。即使它们有这个能力，又是否愿意向低回报地区投资呢？
康：很好的问题，从生物学上来说，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观：那也就是说，让信息领域的大公司为世界做规划，你是说谷歌、脸书等公司将担当这个重任？
康：不不不，我必须澄清，许多人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我不相信国家。实际上，全世界最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赞助机构是各国政府。以中国为例，基础设施建设几乎全是靠政府公共投资推动的。资本形成靠政府，这是世界的常态。印度、菲律宾等国试图从私有部门获得支撑，但力度远远不够；美国私有部门大量涉足基础设施，私有货运铁路、谷歌光纤。未来，基建领域的公私投资会进一步混合，相互弥补，这是件好事。
在书中我提到一个概念，叫“互联互通的渠道”。掌管这些渠道的公司，架设光纤通道；创造信息交互环境；运营油气传输管线；确保公路铁路的畅通；提供公共事业服务。如果用人体来作比方，这些渠道是连接骨骼的组织，它们需要来自大脑的逻辑才能运作。更多货物、人员、能源、数据通过互联互通的渠道流动，反过来促进经济发展。以中国的“一带一路”为例，互联互通使更多原材料进入中国，成品货物运出去。在互联互通领域的建设、控制、运营等能力，是国家强大的关键，（美国）在北达科他州坐拥庞大的核武库，并不会使它更强大。
我写这本书，目的不是要反驳地理在政治中的作用，恰恰是一本关于地缘政治的书，它讨论的是如何利用连通性和科技，来控制地缘因素。
观：在你提到的未来，建设、提供、维持连通性的行为体，既包括国家，也包括公司，它们为了权力或利润，相互竞争，但缺少中央规划——这里的关键词是“竞争”。原本处于竞争劣势的国家，由于缺乏连通性，将在这场逐鹿中被抛得更远，遗弃在新世界秩序以外。
康：不，我的看法恰恰相反。以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内陆国家为例，正因为中国“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连通了中亚和阿拉伯海，它们才有机会走向富裕。我一直认为，中国人建设的基础设施，以及中国对非洲大宗货物需求，是赞比亚、乌干达、卢旺达、布隆迪以及许多其他非洲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过去十多年里，非洲经济增长的背后，是超级周期带来的大宗商品价格上涨；而超级周期的背后，是中国对大宗商品的巨大需求。如今大宗商品价格虽然下跌，但中国已经带来了良好的基础设施，非洲国家应该对此好好加以利用，促进经济多样化，加大社会流动性。你问题中的那些国家多数是小国、穷国，对它们来说，自从殖民时代终结以来，再没什么比互联互通更美妙的东西了。历史上的殖民者给这些国家画下人为的边界，如今它们可以通过实实在在的混凝土道路，与世界紧密连接。如果你是某个非洲小国的领导人，你告诉我，是殖民者在地图上留下的不合理的、无意义的国境线重要，还是高速公路、光纤线路重要？
观：我个人很欣赏你的理论，但难免有人会这样反驳：根据国际劳动分工，这些国家处于价值链的最低端，它们只能向工业化国家提供原材料，进口成品。随着技术革新，这种差异可能会以加速度扩大，长期下去，对它们是件好事还是坏事？
康：这不是反驳，而是事实陈述。如果这些国家不把出口收入用于现代化，不积极拓展经济多样性，也不能怪我对吧？打比方来说，中国在这些国家修了一条路，不会把路收回去，即使中国撤资，你还是拥有一条实实在在的路，如何利用是你自己的决定。顺便说一句，我不认为出口原材料有什么错，毕竟自然资源是上天给予的馈赠，只要它们把出口收入用于再投资，就有提升价值链位置的机会。但如果缺乏连通性，它们连出口最丰富资源的机会都没有，谈何发展经济？
观：这样看来，你勾勒的未来图景就没有那么美好了。因为在短期内，世界还是国家为单位运行，互联互通的渠道就像输送营养液的管子，把资源从穷国输往富国。穷国有限的议价能力注定它们是吃亏的一方，虽然能获得财富去分配和再投资，但毕竟是小头。连通性能否帮助它们脱离这种恶性循环呢？
康：这个问题很好，但你得综合来看。刚果不会造手机，中国能够利用刚果的原材料，以极低成本制造手机。如果不是刚果以低廉的价格提供原材料，中国就不能以低廉的价格制造手机，刚果人又买不起三星、苹果等高价手机，就完全失去了与互联互通世界对接的机会。重商主义并不意味着大宗商品出口国处于绝对的劣势，因为它们也能采购到价格更低廉的成品。这不是邪恶的殖民主义，而是亚当·斯密提倡的自由贸易，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我开采原材料，你卖给我成品，18世纪经济就这么简单，但它是正确的。需求和供给是本世纪最强大的力量，远比任何政治意识形态更强。国家在价值链上提升地位，取决于它如何利用需求供给，如何利用科技，如何利用城市化，如何利用资源教育民众，如何使经济多样化。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原材料出口进一步到物流运输，从农产品进一步到食品加工，从食品加工进一步到轻工业，从轻工业进一步到铁路基建。这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在教育和科技方面下功夫，无法一蹴而就。但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互联互通，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
观：在你呈现的世界中，国家主权地位将下降并让位于互联互通的特大型城市群。然而在中国，许多人似乎不认同这个观点。在近代史里，中国人的国家观、民族观是在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等外力作斗争的过程中铸造的。我们的国家认同不像欧洲那么松散，把主权看得非常神圣。一方面你说未来世界里国家可能越来越不重要，另一方面你说中国将在未来世界里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你认为中国人需要多久才能逐渐适应并接受这种观点？
康：特大型城市群的崛起，并不一定会削弱国家权力。在某些情况下，境内特大型城市网络越密集，国家实力越强。一个只有北上广跻身国际一线城市的中国，远不如拥有深圳、香港、重庆、西安等更多特大型城市的中国强大。或许在世界其他国家，比如印尼，地区权力强大，难免削弱国家权力，但中国并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在书中提出了一套新的逻辑：连通性是人类的组织原理。人类组织的方式取决于我们居住的城市，取决于让我们产生归属感的网络，取决于我们赖以生存的供应链。这套组织原理，往往比国家对人类的意义更重要、更切合实际，因为许多国家的边境是人为的、毫无意义的，另外一些国家选择把连通性放在主权之上，这是欧盟存在的原因。非洲是边境线最长的大洲，即使在那里，非盟也想颁发统一的非洲护照，建立统一的自贸区。
中国城市群
观：也就是说，民族国家不再是全球事务的核心与基础单位。
康：同样是主权国家，有的在全球事务中至关重要，有的无关痛痒。黑洞一般的利比亚、欠中国巨资的厄瓜多尔都是主权国家，可全球事务不会围着它们转；全球事务围着中国、美国转，甚至可以围着迪拜转——可迪拜甚至不是阿联酋的首都。
从17世纪的国家主权论、18世纪的启蒙运动、19世纪的帝国主义、20世纪的资本主义到21世纪的技术发展，我们看待世界的层次在不断丰富。许多人认为，如果你不支持国家这个概念，就一定是在反对它。我认为，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无足轻重，中国这样的国家至关重要，你能说我是支持还是反对国家么？
观：你使我想到了两个历史事件，欧洲宗教改革和秦始皇统一中国。通过宗教改革，教会权力被分散稀释，社会走向多元化；扫平六国的秦始皇使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奠定了中央集权的基础。如今的世界似乎站在历史分野的十字路口，主权国家会像教会那样走下坡路，还是会形成超主权的中央规划机构？
康：《超级版图》书中有个说法，叫“分权-聚合动态”（devolution-aggregation dynamics）。今天的人类比从前更分散化，世界上从未有过这么多国家、这么多权力中心、这么多强大的城市。美国是最后的全球霸主，未来会有超级大国，但永远不会出现一个全球性权威。但同时，人类也在聚合到一起，非洲、南美洲、欧洲、北美洲、东盟，都在构建洲际或地区集团。未来的世界将是多极化、多文明的世界。
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正因为世界分化了，才能融合起来。世界上的国家越多，每个国家搞封闭经济的可能性就越小。以新加坡为例，这个蕞尔小国对进口粮食、水源、能源无比依赖。如果世界布满这样的城市，它们每一个都无法自力更生，必须发展连通性，相互依存。世界越被分成小片的自治领土（enclaves of self-governing），对互联互通的需求就越大。
世界从未有过这么多国家、这么多强大的城市
观：我提出另一种观点：也许权力不是分散了，而是改变了形式。未来的支配性力量或许不完全来自政府，而集中掌握在另一小部分人手中，例如科技公司。
康：权力的转换不是零和博弈。中国很多掌握关键技术的公司是国有企业，谷歌也没有试图削弱美国政府的地位，它甚至是美政府最大的数据提供商。在由政府管理的世界和由科技巨头经营的世界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关系。实际上，经济特区、工业园等，都是混合型治理模式的范例，这种公共、私有部门的联合治理，将是未来的趋势。
观：我并不是说谷歌这样的科技公司正在有意识地削弱政府，而是说既然它们可以作为教育、医疗、互联网等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可能将在客观上取代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康：在全球范围内，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无法满足人们的大量需求，私有部门势必介入。这已经是世界的现实了。
观：今天的对话让我联想到新加坡国立大学另一位学者马凯硕的著作《大汇合》，他在书中将全球治理比作一艘船，每个国家各占一间船舱，但大家都只在乎舱内装潢，无力左右船的前进方向。能否这样说：你跟他对于“谁应该当船长”或者“船的组成部件”的观点可能有差别，但支撑你们思考的根本精神都是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
康：国际主义意味着思考的基础还是国家，我想全球主义（globalism）是个更合适的词。
观：最后我想问个比较个人的问题。你出生于印度，儿时往返于阿联酋和印度之间，后来去美国留学，长期在西方工作，如今居住在新加坡，还走访过全球许多地方，这种经历对你写《超级版图》有什么影响？
康：这些经历当然都会影响我的世界观。另外，你站在哪个角度，就会看到怎样的世界，如果我写作时身处华盛顿而不是互联互通的新加坡，那这本书将完全是另一种面貌，因为对全神贯注与地缘政治角力的华盛顿精英来说，这本书简直是个灾难。然而，他们眼中的世界不是真实的世界，走向互联互通的世界才是真实的世界。
观：人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由主义者和保守主义者迥异的世界观，影响着他们对世界的观察和判断。你成长于优越的环境，穿梭于各个伟大的城市，这会不会使你高估了连通性在现阶段的时代意义？
康：我的个人经历帮助我获取信息，但它并不决定我的理论。比如我在写《阿拉伯世界地权政治牢狱》一书时，特意避免成为冷漠的精英，我完全是站在伊拉克、叙利亚等失败国家人民的角度上写的，专门采用了那些一辈子不出国的穷人视角。而他们才是最渴望互联互通的人。
另一个支持互联互通的人群是“千禧一代”，他们觉得流动性是人权的组成部分，他们不认为人应该在同一片土地活一辈子。相比老年群体，40岁以下的中青年群体更支持这种想法。而这个世界，归根结底还是年轻人的。
观：哈哈，原力如此强大，终将觉醒（原谅小编的星球大战梗）……
康：是的，互联互通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中，我们从来无法在政治、宗教、身份、意识形态上达成共识。但有两种集体行动，是我们一直在无意识、无统筹地开展的：一是城市化，二是铺建基础设施。这不是我的个人观点，而是完全无可置疑的事实。
观：以上是我所有的问题，你的回答使我受益匪浅。非常感谢！
康：也非常感谢你，这是我近两个月经历的最棒的访谈。
后记：访谈时英国尚未举行退欧公投。康纳在退欧公投后给笔者发邮件遗憾地表示，书中警示过，作为一个分散的王国，英国面临苏格兰脱英入欧的风险。另外，他高兴地告知我们，他有了正式的中文名字——康世和。希望世界如其所愿，永远康乐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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