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雅：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是我的第三本访谈录。前两本，一本是2008年出版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另一本是2013年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几本书写下来，感觉像是走过了一段长路。路上没有很多的热闹和精彩，有的是一路走来的那种心境——宁静致远。
我做国是访谈十几年了。这件事说来是偶然，其实是必然。偶然，是当初机缘巧合的那个开始；必然，是十几年来不言放弃的一份坚持。偶然，是专业能力和职业特点所致，采取了访谈这个形式；必然，是家国情怀和理想信念使然，选择了“国是”这个课题。
2008年出版的《战略高度——中国思想界访谈录》
我的第一篇访谈文章《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作于2004年3月。2004年初，“印度发展将赶超中国”在国内成为一个热点话题。看好印度的学者和媒体普遍认为，印度在未来发展中将不让中国，主要在于它的“软件”，即所谓的“体制演进比较优势”——相对完善的民主制度、行政制度和法律制度，使这个“软件”大国的发展后劲会更足。
当时，我从美国留学回国不久。凭着在研修比较政治学时对印度民主的了解，我意识到，所谓“软件”之说，相当程度上是意识形态使然的“一叶障目”。这种对印度民主缺乏全面理解和客观表述的热炒，难免会对社会大众产生误导，因此有必要给予反驳，加以澄清。于是，我求教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峰君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金安平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王绍光教授和美国乔治亚理工学院纳恩国际事务学院飞凌教授，同他们就印度的“体制优势”进行对话，写了《崛起的印度赶超中国？》这篇文章。
现在回头看，那是我第一次挑战国内主流舆论，给当时一哄而上的热炒泼了一盆冷水。那也是第一次从我的文章里反映出，尽管我全部的民主政治理论都是在美国学到的，我却不是一个西方“普世价值”的追捧者。不过在当时，我并没有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我更多是在围绕热点话题做新闻。
那篇文章发表后受到好评，因为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明显超出了一般媒体报道的深度。这给了我一个启发：回国后，由于进入媒体而非学界，被认为“十年一剑”白磨了。采用与学者对话的方式，我可以将传媒与学术“合璧”，把这种“撂荒”变为收获。就是说，利用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媒体平台，通过通俗易懂的口语表述，反映当代顶尖人文社科学者最关心的话题，特别是热点政治话题，向社会各界传输有真知灼见的学术思想。
那以后，我就明确了一个定位：以对话的形式谈学术，形成一种兼有理性和感性的通俗理论，深入浅出、雅俗共赏。十几年了，我一直在做高端访谈，往来于媒体和学界之间，求教中国出色的人文社科学者。我希望把他们的思想记录下来，传播出去，为政府决策层提供战略性思路和政策建议。同时，这种“口语化学术”要面向社会大众，有可读性和传播性，有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的作用。也就是说，它是理性的，但也不乏感性，既要讲“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的大道理，也要有“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献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选择那些忠诚于祖国的人”的肺腑之言。
这样一个定位，与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致的。我是一个新闻人，尽管有政治学背景，我不是研究者，也不是分析家。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中国思想”的记录者和传播者。作为一个新闻人和政治学人，我希望自己手里的这支笔能够成为一杆旗，汇集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使之成为中国的主流。我也希望向世界表达和传递这样的中国思想，为建立“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尽绵薄之力。
二
有人问我，你的几本书，书名是怎么起的？我想了想，除了“顾义思名”以外，其实每个书名都表达了一种心志。这种心志和写书的时间相联系，每个写书的时间段，又和国家所处的大环境相联系。
《战略高度》收集了我从2004年到2008年四年间的21篇访谈文章。之所以强调“战略高度”，因为这些文章讨论的是国家大事。我们知道，“战略”一词在今天已经超出了军事范畴，涉及政治和经济领域，其涵义是指决定全局、左右胜败的策略。《战略高度》全书分为改革篇、政体篇、国际篇和社会篇四个部分，内容涉及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路径和目标，国家产业安全与战略，三农问题与新农村建设，中共执政能力建设，民主政治建设，地缘环境与外交战略，中美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大国形象等话题。这些都是关涉国家未来和发展方向、关涉国计民生和内政外交的大问题。
2013年出版的《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强调“战略高度”还因为，中国在新世纪之初迅速崛起，亟需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思想以及这种思想的表达和传播。就像我在书的《自序》中所言，中国之崛起是21世纪地缘政治的重要事件。因为中国的崛起，因为这种崛起必将挑战和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今天是一个大时代；对于世界来说，今天也是一个大时代。《诗经》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中国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只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现有世界体系的挑战和改造就不可避免。这就需要大的国家发展战略——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需要大的文明发展蓝图。这就需要大的战略思想家，需要来自官方和民间各界出色战略思想。
我懂得大战略和大战略思维的重要，缘于我学习生活了10年的美国。美国成为当今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正是因为战略上的成功。而美国战略上的成功，得益于美国人出色的战略观。美国人的战略观是极为开放的，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提出大战略思想的空间向一切有识之士开放；第二，将战略目标开诚布公地对外宣布。“遏制战略之父”乔治·肯南当年是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公使衔参赞，提出遏制概念6年后，才于1952年出任驻苏联大使。遏制战略是肯南1946年2月发自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电报，后在1947年7月号《外交事务》上发表。这样一种开放使得真正优秀的大战略思维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在实施过程中不断被监督、批评和完善。在当今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局势下，中国要想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有出色的大战略之道。在这方面，美国人的战略观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
真正优秀的战略性思维的产生，靠一个领导人的智慧是不行的，靠几个精英的天赋也不行，要靠开放式、多元化的争论和探讨，靠集思广益。这就需要开放言论自由的空间，并且建立言论自由的制度性保障，让国家战略成为公民话题。没有这种空间和保障，就不可能产生比别人更加出色的战略思想。或许，真正的战略思想家并不多见，但是在开放的话语空间中，战略性的思想建树却会常有。
进一步说，大战略思维既不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也不局限于官场，它更多来自民间，来自学界。中国古有养士之风，有“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之说。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亦能听取民间有识之士谏言——“精兵简政”这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古代社会尚且问诸乡野，现代社会的大国战略更要依靠公共参与。家国天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最大追求莫过于为民族思考，为国家建言。在今天，应该发扬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鼓励和激发有社会责任心的知识分子为国分忧献策。同时，建立社会各界参与战略讨论的接纳机制，将真知灼见及时吸纳并付诸实践。
国家安全战略学者张文木说：“公民国家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终归宿。在这里，民族主义的自决权利已让渡于国家主权，自由主义的人权诉求已让渡于与公民责任不能分割的公民权利。‘公民国家’顾名思义，是以国家为依托的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和以自由人联合体为发展目标的国家主义的统一。历史转型中的强制时期除外，没有公民权利的国家与没有国家责任的公民一样，在已崛起的现代国家成长经验中，都是不可思议的。”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将自己的人才真正激励起来，不能把来自民间的智慧充分利用起来，是很可惜、很悲哀的事。与之相反，开放产生战略性思维的大环境，建立汲取各方真知灼见并将其付诸实践的制度性保障，激发整个民族的活力，让每一个热血不曾冷却的中国公民为国家的强大承担一份责任，这是我们的国脉得以兴旺的根源。
三
《中国为什么能》顾名思义，主题是“唱响中国”。就像我在书的序言中所说：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是为了以事实和分析告诉自己的人民，6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什么，创造了什么，收获了什么，从而坚定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激发和增强追求中国梦的正能量。我们之所以要唱响中国，也是向世界表明，中国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方式，从另外的起点和路径，同样走近了世界文明的制高点。
为什么选择“唱响中国”这个主题？是发自内心，也是应运而生。这本书是我2009年策划的。在这之前，2008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记忆深刻的一年——我们经历了汶川大地震的大悲和北京奥运会的大喜。2008年对于世界来说也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始于美国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裹挟着世界经济大退潮。令人欣慰的是，2008年，中国在遭遇5·12大地震后，全国人民万众一心抗震救灾，很快走出了灾难的阴影，于8月成功举办了史上最精彩的奥运会。2009年，中国率先于世界各国走出了金融危机，实现复苏，GDP增长9.2%，成为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令人不解的是，伴随中国骄人的成绩，国内外却不断传来刺耳的噪音。大地震发生时，国内有人抛出“天谴论”；奥运火炬传递中，在西方“文明”国家遭遇阻挠；金融海啸之下，有西方学者预言，中国将是最后走出经济危机的主要国家之一，而美国是第一个。
为什么中国交出了令人满意的成绩单，却被国内外很多人恶言相向？为什么美国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被唱衰的却是中国？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是非标准，还有没有公理？！然而，面对这样的黑白颠倒，如果中国人自己不站出来说话，又有谁会为我们发声？更何况，那些唯恐中国不乱的人还在叫嚣“中国崩溃”。所以，2009年在策划这本书时，我就确定了一个主题——中国立场，就是要理直气壮地唱响中国。
时机也巧，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大庆，2011年是中国共产党90诞辰。官方和民间都在纪念这两个重要的日子，学界相关的研究也比较多。这种情况下，我在2009年采访潘维教授作《共和国一甲子探讨中国模式》，2011年采访章百家研究员作《60年中国外交的目标与选择》、采访乔良将军作《中国的崛起需要战略智慧和战略耐心》时，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就是突出一个关键词：中国。
2012年夏天，我正在进行采写，为完成这本书积累文章，出版方策划了一个选题——“中国为什么能”，并希望由我来作这本书。这个选题与我想要表达的“中国立场”很接近，我就接受了这个建议。
那么究竟中国为什么能？或者说要表达什么样的中国立场？在我看来，就是要说清一个事实：新中国60多年来的道路是成功的，这个成功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的，而这也恰恰证明了我们的制度优势。这个立意与中共十八大提出的“三个自信”相吻合，所以在最后确定书名时，就用了《道路自信：中国为什么能》。
有人说，这个书名很“潮”，很有点儿畅销书的味道。也有人说，这本书正当其时，准确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其实，我既不是一个“潮人”，也不是一个“超人”，我只是恪尽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本分，说自己应该说的话，做自己应该做的事。
我留学回国14年了，14年来我一直在做两件事：一件是向中国读者讲述美国，帮助大家客观地认识美国。我写的《亲历美利坚——家庭写真、社会绘本、政治影像》、主编的《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都是这样的书。另一件是在向中国人“讲述”中国的同时，向国外讲述中国。我之所以把《战略高度》和《中国为什么能》推向海外，就是要向世界传递中国思想，扩大中国的国际影响力。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就是“讲述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那么，《中国为什么能》表达了什么样的中国思想，传播了什么样的中国声音？
潘维教授说，中国道路非常成功，显然也非常独特。因此，是时候总结中国模式了。中国模式挑战西方意识形态和话语体系，构建这一理论模式的学者，大可称为“中国学派”。
张维为教授说，中国崛起远远超出了西方政治话语的诠释能力。中国知识界不能再唯西方话语马首是瞻，而应该探索和构建“后西方话语时代”的中国话语体系，为世界新秩序的形成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曹锦清教授说，有一部分人要为这一天的到来做好精神准备。这是赌国运，赌民族的命运。如果到了这一天，要重新审视二三百年的人类现代化过程，整个知识结构会不会因中国崛起而变动？完全可能的。
他们这些话显示了中国人的自信，有振奋精神、激励人心的力量。这使我深深感到，在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奋斗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成功而独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这样的成功和独特告诉我们，中国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被唱衰的国家，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没有理由对自己国家的未来感到悲观的。如果说，完成这本书对我最大的启发是什么，那就是，中国需要自信，需要与我们的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自信，需要建立中国人自己的话语体系。
由此我认为，《中国为什么能》的出版十分有意义。就像书的封底说的：“世界需要中国的声音，中国需要积极的能量。”我很高兴这本书已被翻译成英文出版，让世界听到“中国学派”的声音。
四
“中国学派”是当代中国思想界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的中流砥柱。正因此，这是我在选择采访对象时最重要的一个标准。选择与这些专家学者对话，因为他们是以“中国立场”在思考，在探究，在求真。他们的思想具有国家战略意义和政策参考价值，也有助于启迪心智，培养家国情怀。
有人建议我采访一些外国学者，包括某些知名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以求“从更开阔的视角来阐述对三个自信的理解”。我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不符合我的初衷。近30多年来，关于中国发展、变化和现状的解释、论述多如牛毛。但这些论述很多都存在两个局限：在分析工具上，多沿用从西方历史情境中提炼出的既有理论和方法，少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创新；在观察立场上，囿于西方“普世价值”观念，惯于从个人与政府对立的角度出发，罕见对中华民族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护与坚守。《中国为什么能》所要体现的是全新的“中国视角”，所要表达的是鲜明的“中国立场”，而非海外视角、海外立场，否则就和其他很多思想作品一样，突破不了上述这两个局限。
同样，《中国为什么能》也没有遵循中国官方的表述和逻辑，而是从民间独立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发展的轨迹以及走向强大的奥秘。它遵循的是思想学术界的“独立之精神”和求真原则，而不是服从某种既有的结论或目的。
《中国为什么能》汇集的15位专家学者的思想和主张，在当代中国思想界有相当的代表性。尽管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却都在思想和文风上排斥官八股和洋八股，展示了“中国学派”的独立思想境界。不仅如此，这本书的中国视角也并非自说自话，明显有同西式主流话语体系沟通对话的优势。由于这种对话是平等的，不是跟着人家走，因而是新颖独到的，对西方读者也是有吸引力的。
中国社科院黄平研究员评论说，“中国为什么能或不能？”是这些年来中国政界、学界人士在国外经常被追问的问题，甚至是难题。然而很多时候，我们都对此三缄其口，要么因为固有的谦虚，要么因为不必要的顾虑。当然也有胡言乱语的，尤其是在大众媒体上。但是大多数时候，总是外国的专家和记者们在那里发挥聪明或不聪明的才智和想象力。《中国为什么能》这本书，是不多见的由中国学者自己发出的声音，却并没有多少自吹自擂，更多的是他们的专业分析，也有各自不同的角度和论点。
从这个事实本身也可以对“中国为什么能”看出一点道理，这就是所谓的自信。在这本书里，不论学者们的学科、视角、观点有何不同，自信这一点是共同的，而且是文化上（也包括学术上）的自信。而在这种文化自信的背后，更是从事实来看中国的建设、发展、改革和进步的亿万中国人民的道路自信，否则，那就只能是“为什么不能”了。这本书的受访者都是目前国内最优秀的学者，无论是专业水平还是爱国立场，都是难能可贵的。相信这本书的英文版一定能引起国外关心中国的读者的高度重视，也能改变关于中国的故事总是由外国人喋喋不休的现状。
而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由于我采访的专家学者情感、立场和观点趋同，对中国的发展前景乐观自信，因此可以想见，会遇到某些批评甚至抵触。我觉得，批评和抵触很正常，是意料之中的事，国内外唱衰中国的大有人在。比如章家敦那样的人，唯恐中国不崩溃，喊了多少年了。这种人已经失去理性，连为了证明“普世价值”都谈不上了。他们是为了证明“中国崩溃论”，所以见不得中国好；中国好了，“中国崩溃论”就成了胡说八道。其实那就是胡说八道，是他们的一厢情愿。用曹锦清老师的话说，“那些叽叽喳喳的负面声音，是一个民族成长当中的正常现象。就是一点小杂音，不足为虑。”国内很多人也一样，一旦祭旗，就没了退路，不惜让中国崩溃，也要证明他们心目中的“普世价值”是历史的终点。
当然也有善意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忧国忧民，也希望中国好，只是他们看问题的一面比较多，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比较悲观。我非常理解他们。中国今天的问题确实不少，而且有些积重难返。就像我在《中国为什么能》的序言中说的：“我们国内的问题很多，困难重重，诸如思想上对道路、制度和方向认识不一致，经济上进入了结构调整的困难阶段，社会建设也遇到大的阻碍，尤其是，腐败正严重侵蚀着执政党的肌体，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国际上需要我们与其他国家相互适应，寻求建立新型国家关系，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创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但并不回避问题。《中国为什么能》的主调是乐观向上的，同时也不乏忧患意识。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今天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对中国道路的认识问题。很多人，包括很多党政官员，对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从骨子里认同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对改革的方向也有争议，很多唱衰者其实就是“改革者”们自己。习近平反复强调，“要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增强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理想信念的坚定性。”“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说真的，如果连党政领导干部都对我们的道路和制度没信心，中国就有可能倒在复兴的门槛上，成为永远的悲剧。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今天并不容乐观。就像潘维老师指出的，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蒙昧主义流行于世界，也在我国流行。照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中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60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法掩盖了一个事实：西方模式的基础是侵略性的军事和政治、经济机器，是通过武力向全球殖民建国，实行种族压迫，直至发动两次世界大战。这些基础，中国不曾拥有，将来也不会拥有，也不应该拥有。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中国学界和政界居然有很多人把这种民主与专制“两分法”奉为圭臬。中华体制缺少“合法性”的说法就是这样变成了我国的流行话语，让“根本改革政体”成了解决一切问题的灵丹妙药。
忘记历史意味着轻薄，篡改历史意味着背叛。中国的复兴在于闯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几代英雄满怀理想，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才完成的中国革命不能否定。如果我们忘记了西方道路成功的基础和高昂“成本”，我们的国家就会走上不归路，就会死无葬身之地。所以，我们唱响中国，不是因为中国不存在问题甚至危机，也不只是回击国内外的唱衰者，最主要是为了坚定走中国道路的信念，防止东施效颦，走上失败之路。
五
坦率说，中国今天问题很多，面对着巨大挑战。不能不问上一句：“中国为什么能”的故事还能不能继续讲下去？怎么才能继续讲下去？
中国经济自2010年开始下行。国家在过去两年采取了新一轮的市场化改革，试图稳定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但迄今为止成效不彰。与此同时，过去30多年积累的问题已经凸显：环境污染，资源枯竭，民生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扩大，阶级矛盾、利益集团之间的矛盾加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十八大以来，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重拳反腐，但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顶风而上，不收手，不知止；还有一些人谈虎色变，不作为了。体制内外，追捧西方“普世价值”、否定中国道路的势力强大，思想舆论阵地严重失守。资本的力量在席卷中国经济领域之后，开始进军上层建筑。一些党员，甚至所谓的“优秀共产党员”，公开挑战政治底线，质疑党的执政合法性。家门外，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恣意妄为，频频挑起事端，试图遏制中国发展……
诸多内外挑战叠加，将中国置于一种“未来不可知”的忧患之中。这一切都在考验着中国，考验着中国共产党。如果认识不清、定力不足，甚或方向不明、政策不当，不能带领广大人民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中国道路就走不长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将归于失败。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就是这本《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产生的背景。这本书收入了我在过去两年对国内不同领域最具影响力专家学者的9篇访谈文章，由《苦难辉煌》的作者金一南将军作序。这些文章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看中国，看中国共产党、中国军队和中国社会，看今天中国所处的世界，力图回答一个问题：当今中国从哪里来，正在何处，意欲何往？
之所以称为“共和国一代”，因为这是与新中国共同成长和成熟起来的一代人。这10位专家学者中，有一位出生在新中国诞生前夕，三位生于60年代初期，其余都是“50后”——包括我这个采访者。作为继往开来的一代人，这代人最能体会，中国的今天来之不易。老一辈流血牺牲打下的江山不能断送，他们所开创的气壮山河的伟大事业，一定要在我们的手中传承下去。就像金一南将军所说：“我们曾经与那些伟人同时代，我们今天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必须让后人也能站上我们的肩膀。一代又一代人不懈努力，不惜奋斗，实现多少代人百年来梦寐以求的愿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国为什么能》）
那么，“共和国一代”想要坚守什么呢？
首先是对国家利益的坚守。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13亿中国人就没有依靠。看看今天中东的乱局和难民潮就知道，什么叫做国破家亡。强权可以任意欺凌弱小，操弄别国的命运，这个世界就是如此不公！中国是个还在发展中的大国，发展严重受制于资源、环境等硬约束。13亿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追求梦想，化解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问题，艰难而悲壮。即便这样，外部还有人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从软的硬的方面遏制我们的发展。因此，从整体来说，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就是坚持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利益至上。因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强大中国，是13亿人安身立命之所在，是全体中国人民共同的家园。
从个人来说，国家利益或许不是目的，但它却是一切个人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今天的人讲梦想，如果没有国家，我们每个人就没有根，而一个人没有根，也就意味着没有梦。从这个意义说，所谓国家利益，其实就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分享的利益。就像我们常说的，只有把整块蛋糕做大做好，每个人才有可能得到更多更好。换个角度说，没有大我，何来小我？因此，即使是从个人利益的现实立场出发，也应该将国家利益摆在最优先的位置。
在坚守国家利益的同时，是对人民福祉的坚守。国家强大为了什么？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归根结底要落实到人民的福祉上。中国是人民共和国，蛋糕做大以后怎么分配？应当遵循“人民福祉最大化”原则，也就是社会主义原则。以人民福祉为总的价值方向，真正将“不断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发展的总目标，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凝聚力和竞争力，才能真正强大。广大社会成员也才能真正体认到家国一体，国家和人民乃至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因而也才会认同，国家利益是值得优先守护的。
那么，怎样坚守国家利益和人民福祉呢？答案是，唯有坚持中国道路。过去半个多世纪的人类社会史，尤其是亚非拉国家的发展史和苏联东欧的演变史充分证明，服膺所谓“普世价值”、追随西方发展道路，解决不了大多数后发展国家自身的问题，反而会带来新的危机和灾难。各国唯有走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才有希望、有未来。而中国的成功就在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从1949年到今天，一甲子时光，中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世界民族之林昂然站立起来。曾经积贫积弱的穷国，成长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强国。这条成功之路，就是我们的中国道路——一条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他人，既是史上，也是世上独一无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六
这条中国之路有三个基本支撑点。
支撑点之一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正如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所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半个多世纪以来，虽历经风雨、波折与苦难，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个党、对这个政权，仍然有着较高认同。时至今日，已经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代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今年是苏联解体25周年。从苏东颠覆性转型的失败经验看，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必然四分五裂。国家利益将无以为继，个人境遇也会一落千丈，甚至很多人可能陷入生存危机。这种选择的唯一性，正是坚持中国道路离不开共产党领导的原因，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之所在。
但是，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稳固有两个前提：第一，必须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第二，必须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也就是说，要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这一方面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保持中华民族先锋队的性质。“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习近平语）
同时，要真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治国理政的总目标。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民心是什么？民心就是老百姓的信任和支持。如果执政党长期偏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目标，蜕化变质为利益集团，与资本集团沆瀣一气，就必然会失去民心，从而失去政权，沦落到苏共亡党亡国的境地。“这决不是危言耸听”。道理很简单，马上打天下，马上却不能治天下。因为这个天下不是你的，你是代天下守天下。天下交给你了，你不能只为自己，你要守护这个民族，照顾好天下百姓。
如此就导入了中国道路的第二个支撑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毛泽东一代中共领导人对中国人民的承诺，也是当年历史和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的原因。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开幕词中，毛泽东指出：“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克服一切艰难困苦，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就人类历史而言，社会主义是一条新路，必然经历曲折求索。新中国在这条路上，也经历过一次次挫折、震荡和损失。但不论怎样跌宕起伏，都未构成对方向本身的否定。当邓小平一代中共领导人开启改革开放道路时，仍毫不动摇地确立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
邓小平说：“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他还说：“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中国搞现代化，只能靠社会主义，不能靠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人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总是行不通。”
2012年十八大召开前，党内理论界有人想丢掉共同富裕目标，让中国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但是他们失望了，他们错把自己的愿望当成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又有人解读说，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就是在经济上完全市场化、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西式民主化。但是他们也失望了，他们低估了新一代共产党领导人在政治上、思想上和道路选择上的坚定性和成熟性。
习近平说：“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我国国家治理体系需要改进和完善，但怎么改、怎么完善，我们要有主张、有定力。”
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理解，就是十八大确立的，坚定不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90多年奋斗、创造、积累的根本成就，必须倍加珍惜、始终坚持、不断发展。所以，“我们的方向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绝不是要西方化、资本主义化。全面深化改革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坚定“三个自信”不动摇。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西南北风。
尽管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贫富分化不可避免，尽管中国今天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几代中共领导人始终没有放弃共同富裕的目标。时至今日，执政党更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这些思想，直指社会主义的核心内涵。
由此就导出中国道路的第三个支撑点：坚持发展经济。社会主义顾名思义，是以全社会的利益作为最高目标。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是社会主义的真义，也是共产党和政府的应尽之责。
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撰文回忆，邓小平在古稀之年带领中国步入改革发展之路，因为他相信，他的人民deserve a good life（值得拥有一个好生活）。为了中国的发展，为了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邓小平奉献出他的全部精力和才华。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他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告诫全党：“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中国正在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习近平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小康，不能出现有人掉队。他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使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目标已经明确，发展经济是实现目标的必要手段。在今天，发展仍然是硬道理。
人类历史不断证明，不同的主义和制度各有其不同的合理性和适应性，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环境下表现出不同的优劣。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谁能更好地发展经济，谁就能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增进国民福祉，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实践证明，中国的制度是有优势的。从改革开放开始到2014年的36年间，中国经济平均每年以9.7%的高速持续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间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对外扩张掠夺，内部保持了稳定。这在人类现代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精彩一幕。虽然现在中国经济的增速有所放缓，但只要政策对头，仍然可以稳定在中高速水平。美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超过2%。中国作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能保持6%上下的增长速度，同其他大的经济体比，我们还是最快的，跟美国的距离会越来越小。
我们都目睹了汶川地震后的大规模重建过程：19个省市以不低于1%的财力对口支援重灾县市，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仅仅两年时间，崭新的城镇村庄就拔地而起，原来的灾区实现了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建设的全方位跨越式发展。反观日本，2011年发生的大地震距今已5年过去，受核事故带来的重建高难度以及资金短缺等问题限制，重建之路仍然任重而道远。这说明，以中国现有的经济实力和制度优势，我们完全有能力解决民生和发展问题。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好、利用好。
中国的制度优势何在？在于我们人多体大，在于共产党有上下动员的能力，在于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长。只要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心，共同努力，我们就没有过不去的关、搬不动的山。因此，要把我们的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利用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而不是由市场决定。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有些内容作为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能改变的。例如政府对市场进行有效监管，谨防“市场失灵”冲击正常的经济秩序；国家介入分配，更好地做到“限高，扩中，扶低”；在社会集团的利益博弈中，更加注重维护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等等。尤其在当前经济形势下，维护消费者的利益有着特殊意义——既然要使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就要把作为普通消费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摆在核心位置。
客观说，这方面我们做得很不够，一些方面如民生保障，还不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如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国今天民生问题十分突出，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的不平等一直在扩大。这个矛盾是市场化解决不了的，政府推动均等化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民生难题虽然有发展阶段性的原因，但毕竟在世道人心方面产生了不利影响。这方面的“欠账”不容忽视，亟待弥补。
事实上，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很多事情也不是市场能完成的，要靠政府来完成，何况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城乡二元结构、贫富悬殊结构，这些中国今天最大的失衡都是市场调节不了的，是政府的职责所在。当前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等等，也都得靠政府来做。不断增加和丰富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元素，把社会主义的蛋糕做大做好分配好，这是党和政府责无旁贷的义务，必须全心全意履职尽责。
这是执政理念问题，也是政治方向问题。要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群众成为奔小康的主力军，成为实现中国梦的筑梦者。同时，“要始终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一句话，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共和国不能忘记自己的人民，奔向“两个一百年”这趟追梦列车不能把劳动大众给丢下。否则，中国梦就不可能实现，或者只是实现少数人的“美国梦”。
七
中共十八大以来，同是“共和国一代”的新一届领导人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和强大魄力，给国人以坚持中国道路的信心。前所未有的反腐业绩，也赢得了点赞，凝聚了民心。然而，当下中国正面临严峻挑战，前面的路崎岖不平。一度创造了发展奇迹、证明“中国为什么能”的中国道路，正在经受风雨考验。中国能不能走出这个峡口，重现广阔前景？终结了“历史终结论”的中国模式，能否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能否最终成功实现？这是今天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人们最忧心的问题，也是中国严肃的思想者们深刻思考的问题。在此艰难下，“向前走”需要汇聚更多的信心、智慧和力量。幸运的是，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中国都有一大批宁守家国、深明大义而不动摇的人。
这也是我作这本书的意图之一——探寻这代人的心志，也就是担当。采访中，我在挖掘思想观点的同时，也和专家学者谈他们的个人经历、感悟和追求。回顾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自始至终，他们都把个人的理想、事业与整个国家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在自觉坚守，自觉担当。在经历风雨和磨砺后，支撑他们始终不悔、至今不渝的内在坚持，是浓浓的家国情怀。“时穷节乃见”，共和国这代人，他们的信念、思想和情操，正是中国战胜当下危机和迎接未来挑战最宝贵的资源和力量。
黄平研究员说，我们解决“挨骂”的问题，绝不是在思想和文化层面向别人求饶，在价值和制度层面缴械投降，而是要向世界证明中华文明本来就有的正当性，让世人看到和认可中国道路的正当性。如果说改变舆论环境是一场无硝烟的战斗，那么可以借用一个词，这是一场“文化上甘岭”。今天的中国，一方面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最近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在国际环境尤其是舆论环境层面，在对话语权的竞争中，我们还在延安，还是游击战。但越是游击战越要讲主动性，越要分清敌我友，越要抓住文化领导权。在发展道路和国家安全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仅要积极争论，还要敢于亮剑。
秦天将军说，今天军队的职能和使命，其内涵外延都有了很大变化。但是我们始终不变的，也是永远不能变的，就是这支军队要真正肩负起对党和国家、对人民的使命担当。老一辈完成了他们的事业，我们是他们的传承者。这个传承不光是事业的传承，也是精神的传承。当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围绕实现新时期强军目标，破解军队建设的诸多现实问题，实现人民军队的本色回归和精神重塑。我相信，当这支军队回归本色，重塑精神，就永远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一定能肩负起党和人民的希望与重托。
余永定研究员说，中国经济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公众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为了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或社会层级的利益。如果你同某个特定利益集团接触较多，谁能保证你在不自觉中不会把这个集团的利益当作国家利益了呢？绝对超脱是不可能的。如何才能保证你确实是从国家利益和公众利益出发？对我来说很简单，就是你提出的政策主张是否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是否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在这个原则下，当你提出某种政策主张的时候，你的出发点自然不是某个特定集团或层级的利益。你也会讨论收入分配问题、贫富差距问题，但你关于这些问题的主张，出发点也应该是国家利益、公众利益的最大化。
高柏教授说，中国高铁要走向世界，就必须积极开展针对出口对象国的国际研究，并动员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领域为此提供智力支援。发展这样的软实力不仅是中国高铁走出去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是中国崛起的重要前提条件。一个国家的知识生产必须反映它所处时代的根本需求，中国在21世纪迫切需要支持“一带一路”大战略的国际研究。我现在最关心的是“一带一路”战略在具体的有关国家如何落地的问题，我们的研究课题都是围绕这方面的问题展开的。我们希望在高铁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过程中，做些有价值的研究工作。
王湘穗教授说，中国要成为美国的朋友，首先要当美国打不败的敌人——不打不成交。打，主要不是军事交锋，而是战略博弈，是精神、物质、行动的博弈，在博弈中实现合作。这样可能促使美国承认中国的崛起，以分享的姿态重新跟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如果是这样，中美还能走得更远，在太平洋共同发展，甚至形成新型大国关系。中国与美国是有不同战略利益的两个国家，绝不是“夫妻”。中美之间，以博弈求合作，合作就可能出现，因为他认为你是合格的对手。如果我们以退让求合作，就没有合作。中国的战略家们要看到这一点，坚持博弈论和辩证法，所有的利益都要靠博弈来获得。
祝东力研究员说，当今世界，与民主宪政相比，民生和发展至少也是一种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说更为重要，也更为根本的价值。我们要有自信。凭借“政府主导+社会协同、举国体制+市场机制”这种中国特有的制度优势，以及世界上最庞大的生产和建设能力，围绕“民生和发展”，我们完全可能构建一套既是中国的，又是普世的新型话语，与西方那种口惠而实不至的“民主和宪政”相对抗。那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西之间的力量对比就将发生扭转。
潘维教授说，立足中国国情，创新社会主义理论和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21世纪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是我党巩固执政地位，树立理论自信，在国内国际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创建“中国学派”的社会主义理论，既是为了改善中共与本国及外国民众的交流沟通，也是为了与世界主流政治话语系统竞争，获得与中国硬实力相匹配的话语权利和地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力军，也是世界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力军。
李玲教授说，坦率说，我们这些坚持中国道路的人相对势单力薄，而否定中国道路的势力太强大了，双方力量对比极不对等。但是我们生逢这个时代就应该尽力，尽力了，即使不能扭转乾坤也无悔。如果没尽力，我们将辜负这个时代，愧对这个时代。我很乐观，人类社会将不断往前走，人类追求美好社会的探索是不会停止的。20世纪所向披靡的资本主义制度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世界带入了一个政局动荡和社会冲突多发期。在这个重要转折时期，中国怎么能抓住机遇？我们需要新一轮的或新版的社会主义。唯此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苏力教授说，中国的学界一定要研究中国。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在复制外国的制度，我们是在创造一个制度——一个覆盖和造福近14亿人的制度。就像毛泽东60年前讲的，“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中国近代以来，一代代的志士仁人百年奋斗，好不容易走到今天，就快要做成一件大事了，我们这代人应该继续努力，去做成这件事。哪怕再艰难，可以说是“逆袭”，但是当我们把肩上的担子交给下一代的时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经实现。这太伟大了，你说一个人一辈子还能干什么事比这个更伟大？！
八
我写“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因为我也属于这代人。我们坚持中国道路、追求实现中国梦的理想信念是共同的。曾经有媒体记者在采访我时问过一个问题：中国今天的主要思想派别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新左派，你属于哪一派？我说，看过我书的人，一般认为我是新左派。我有左翼情怀，注重平等，主张共同富裕。但另一方面，我的全部民主政治理论都是在美国接受的，对“民主政治+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的优长之处，我有深入了解，我也认同自由主义理念。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说我是自由主义左派——尊重民主但不迷信民主，尊重市场但不迷信市场，尊重科学但不迷信科学。
其实我觉得，本土派、民族主义、新左派或自由主义左派，都不足以概括我的思想立场，我更愿意定义自己为“中国派”。有位很有名气的网络写手在对我《亲历美利坚》一书的书评中写道，“千秋不改，家国情怀”。就家国情怀而言，就从中国立场出发思考问题、发表意见而言，可以说，和我志同道合的思想界、舆论界的朋友们，都是“中国派”。我非常认同潘维老师提出的“中国学派”主张。我认为，中国学派的使命，就是高高举起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大旗。
也许因为我留学美国的经历，有人评价说，玛雅看着也像个纽约客，竟长了一个“西柏坡的脑袋”。说实话，我喜欢这个评价。但我也觉得，这个评价太高，我受之有愧。“西柏坡”那代人是无敌于天下的。共产党那时是朝阳，马上就要建立新中国，实现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我希望中国强大，很多我的同时代人都和我的想法一样。就像曹锦清老师说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这些有着近代记忆、有家国情怀的人是认同的。只要对近代有点感觉，对追赶有点热情，对这个梦的成功实现是寄予深切期望的”。（《中国为什么能》）包括今天的80后、90后年轻人也都有中国强大的梦想，要这么说，长“西柏坡脑袋”的人多着呢。
我猜说这话的人可能是不理解，我在美国被洗脑多年居然还这么爱国，这么正统。这和我的成长环境、从小受的教育有关。我出生在军人家庭，自己也在部队入党，这决定了我对中国传统和中国革命理想有所继承，我不是数典忘祖的人。所以我作《中国为什么能》和这本《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没有悬念。对我来说，共产党不能变质，红色江山不能变色，这个信念与生俱来，是流淌在血液中的。就像黄平老师所说，“只要长江长城还在，黄河黄山还在，中国就在，我们的希望就在，就不会失去底气和信心”。
再说我出国学习也不是为了西化，而是为了提高和强健自己，回来报效祖国。尤其我在美国生活多年，经过不断比较，知道西方文化中要学什么，对自己的文化要珍惜什么。我的这种认识也许从一个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深知“市场+民主”美国模式的人，包括我采访的多位学者，并不是美国的追捧者，不是所谓的“普世派”，而是坚定不移的“中国派”。
当今世界，中国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中国的崛起，世界已大不相同。美国人一向认为，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21世纪仍将是美国的世纪。的确，过去半个多世纪美国强大的一个根本原因，是它扶持并成就了一个发达的西方；有能力“输出富裕”，这是它软实力最坚实的根基所在。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的这种能力在衰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部分取代了美国的这种角色。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在国际关系领域意味着，谁能够创造财富，推动世界经济增长，谁就能拥有话语权，拥有制定规则的权力。按中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本来还不足以担当这种分量的角色，但由于中国人多体大，由于共产党有上下动员的能力，由于举国体制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长，中国可以提前参与到划分全球蛋糕的游戏中。这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制度优势所在，是社会主义中国能够影响世界、对人类有所贡献的根本所在。当然，前提是，中国能够保持自身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同时要具备与所希望拥有的话语权相对称的自我保护能力——经济上的、军事上的、思想上的。
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经历了中国革命的苦难辉煌，经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我们已经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接下来的30年要解决“挨骂”的问题，就是在2049年中国梦实现之时，向世界证明中国道路的正当性，让中华文明得到世界的尊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为了找到实现这个目标的正确路径，我们需要思考当初是从哪里出发的、为什么出发的。就像习近平所说，“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而这，就是这本《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所要回答的问题：当今中国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新30年的十字路口，未来向何处去？是保持伟大复兴的强劲势头，实现“两个一百年”崇高愿景，还是改旗易帜，从此走向衰败，走向被奴役之路？正如潘维老师所言，“正题”与“反题”的争论方兴未艾，“合题”应该在中国模式之中。未来30年，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和决心，中国就能打赢经济仗，打赢制度仗，打赢信念仗，打赢虚拟世界的传播仗。到那时，中国人将会对自己国家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和制度深怀自信，中国模式也将为世界所尊重。
九
《战略高度》2008年12月出版，恰逢改革开放30周年，这本书被选入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重点推出的“名家30年访谈书系”。《中国为什么能》2013年11月出版，这本书的精编本被中宣部、中组部推荐为党员干部学习读本，并获“2014中国好书”和优秀通俗理论读物。两本书都出版了繁体字本，在海外发行。《中国为什么能》还出版了英文本，其他语种版本的出版也在计划之中。
两本书能有这样的影响，有人说，“玛雅访谈”已经成了一个品牌。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新闻人，我为有这样的成绩而感到高兴。但实事求是说，不论是当初做这件事，还是今天看这件事，自始至今，我都是一种淡然的心境。可以说，因为淡然，才能做成，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
如前所言，我做这件事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表达中国立场，传播中国思想。在国内层面，我希望坚持中国道路的声音得到放大，成为主流。在国际层面，我希望“中国学派”的声音被世界听到，产生影响。至于说做这件事能给我个人带来什么，这不在我的考虑之中。做一个纯粹的人和纯粹地做事情，恪守一个中国新闻人的本分，这是我对自己期许和要求。
这样一种纯粹，我在对学者们的访谈中也能感觉到，比如余永定老师、苏力老师、王绍光老师、曹锦清老师和已故的史天健老师，等等。事实上，这也是我在选择采访对象时的一个考虑——他们应该是“纯粹的学问人”，坚守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本色、正直和真诚。
面壁十年图破壁。在海外十年苦读、学有所成后，我的最大心愿是学有所用。我知道，虽然追求“战略高度”、“道路自信”和“家国大义”始终是我的目标，但是以我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衷心感谢参与这几本书的每一位专家学者。感谢他们对我的热情支持和充分信任，使我能有机会分享他们的思想成果。采访专家学者的过程也是我学习的过程，使我开阔眼界，增长知识，提高认识水平和思想水平。我的访谈文章越做越好，影响越来越大，与他们的真知灼见和对我不吝赐教是分不开的。他们与我风雨同舟几年、十几年，是我不可或缺的良师益友。没有他们的支持和认可，没有他们的思想成果并与我分享这些成果，就没有“玛雅访谈录”的产生。这是一个真正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归功于它的每一位创作者。
我衷心感谢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先生、前第二炮兵政委彭小枫上将、中共吉林省委前副书记林炎志先生、中信集团前董事长孔丹先生、华远集团前党委书记马绿波先生。感谢他们对《中国为什么能》的充分肯定和大力推介，以及对我本人的热情支持和鼓励。他们的行动让我感到，我这个“自干五”不是一个人在孤军奋战，我在一支“向着太阳向着胜利”的队伍中。如果像黄平老师所说，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文化上甘岭”，那么我手中的这支笔就应该是一杆旗——坚守和捍卫我们的思想阵地，让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占据制高点，旗在阵地就在。
我衷心感谢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先生。感谢他为我提供了凤凰这个平台，以及他一直以来对我的理解和支持。没有刘长乐先生，没有凤凰，我也许没有机会“研修国家战略”，也没有机会传播中国思想——这也是我十几年来舍小我求大我，坚持不懈，始终不言放弃的一个原因。我也十分感谢刘长乐先生的正面引导。他“积极、善意、建设性”的新闻理念影响了我，使我得以在一个浮躁喧嚣、充满诱惑的社会里，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坚持做一个有自觉、有理想、有担当的新闻人。
做这样一个新闻人，在今天并不很容易。正如很多人所说，中国媒体已经“全面沦陷”，美国的洗脑很成功。资深媒体人、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2014年撰文指出：“资本集团势力已控制了中国最有影响的网络媒体资源和部分传统媒体资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倡导共同富裕的媒体或记者编辑在官方媒体的微博版里被边缘化。”这话道出了问题的严重性，也道出了扭转这种局面的紧迫和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作这些访谈录，也是为了回应国内媒体那些否定中国道路的人。这样的人今天很多，声音很大，我们要与之展开思想交锋，让坚持中国道路的思想成为我们社会的主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前所未有，必须坚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激发全社会团结奋进的强大力量。”
位卑未敢忘忧国。我希望《家国大义》的出版和《中国为什么能》一样，能够产生积极影响。就像石头激起浪花，激发更多的志同道合者“逆势而上”，和我们这代人一起坚守与担当。我很高兴地看到，中国年轻一代中爱国主义者越来越多。他们是伴随中国崛起的脚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代表着中华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在这里，我引用“四月青年”的一句话，寄托对广大爱国青年的希望：“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2016年5月于北京
【7月，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女士第三本访谈录****将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出版，本文为新书《家国大义——共和国一代的坚守与担当》的后记，感谢作者赐稿观察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