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嘉宾李彬：从三个故事解读新中国与新文化

4月29日晚，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十期在国际关系学院举办，此次讲座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李彬主讲。百年中国，文而化之：文化自觉召唤着政治自觉，政治革命融汇于文化革命，新中国的大厦离不开新文化的一砖一瓦。李彬教授通过三个故事，化繁为简地探讨了新中国与新文化这个宏大问题。此次活动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中信出版集团、经济导刊主办，现场120余名观众聆听了讲座，并在讲座最后的互动环节与李教授进行了互动交流。

何谓新中国？任继愈先生有一段言简意赅，高屋建瓴的话：中华五千年有两件大事，一件是建立多民族大一统的封建国家，另一件是近代摆脱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是我们今天说的新中国的意思。何谓新文化？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里面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他说新文化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新中国与新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关联和契合？通过三个故事，一窥究竟。

新文化运动的召唤

**第一个故事出自《白鹿原》。**书中讲到辛亥革命后，民国年间派的一位县长到了滋水县，这个县长盘剥、贪污、压榨，后来激起民变，四乡八里的老百姓暗地里串通，在统一时间浩浩荡荡的从四面八方抗着农具、种地的农具来到县政府把那些农具扔在县政府的门前，不种地了，农具都扔给你政府了，你爱种你去种去，反正我是不种。后来上峰彻查，把贪官污吏的县长给撤了，派了一个比较开明的县长何县长。

何县长到任以后首先要去走访民众，化解这些矛盾，第一个拜访的就是白鹿原上的白嘉轩，当地一位有头有脸的士绅，头面人物，就拜访他。见到他以后，两人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县长说，备至决心在本县退出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这些话我们今天看起来好像很正常，也很好理解，没有什么特别的不通的地方。对白嘉轩来说，县长讲了这些话，他觉得完全是一头雾水，他说听不明白，什么民主，什么封建，什么政治，什么民众，什么意见，一堆新名词堆砌起来，完全云里雾里，不知道县长跟他讲的是什么，是什么东西。后来这个县长也似乎意识到这一点了，于是就用了一个当时老百姓能够理解的这个话来解释他的意思，他说一句话就是要黎民百姓管理朝政。黎民百姓管理朝政，过去是王公大臣，皇帝管理朝政，现在是黎民百姓管理朝政，不是我县长说了算，而是百姓说了算。这话说得够明白了吧？白嘉轩还是不明白，百姓说了算？是张三说了算还是李四说了算？所以这番对话就像鸡同鸭讲，整个就是不了了之。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100年前的背景下。100年前像白嘉轩这样有头有脸的绅士，头面人物对现代政治及其话语还一头雾水，不明就里，我们可以想想，千千万万的普通老百姓更是什么样的状况。但是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特别是经过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翼新文化的启蒙，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由此它汇聚出了这种磅礴力量，最终涤荡了整个旧世界，建立起了新中国。这里面最具有象征意义的就是成千上万的祥林嫂，那个在政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封建礼教压迫下逆来顺受，在封建迷信束缚中栖栖遑遑的女人，一步步从精神上开始觉醒，成为自觉、自立的新女性。从两部经典影片的片断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个是在主人面前这种卑微、逆来顺受的祥林嫂，一个是在男人面前，丈夫面前这种充满自信、非常爽朗、大气的李双双。

这就是我们今天新中国、新文化的一个核心的主题，政治革命、文化革命，政治自觉与文化自觉的关系，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政治革命的目标，就是摆脱帝国主义列强是势力封建势力，建立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国家，必须有相应的文化革命，就要有相应的文化自觉去召唤、去启蒙千千万万的普通民众，使他们成为开创历史，建立新中国的所谓历史主人。

《梁祝》背后的文化解放

《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都很熟悉，这是中国现代音乐交响乐中的代表、典范，甚至可以说是巅峰。《梁祝》是1958年当时上海音乐学院的青年教师何占豪和大四学生陈刚两个人一起合作，深入生活、深入人民群众去采风，在江南，根据流传多1000多年的梁祝素材传说，创作这样交响音乐的巅峰之作，1959年上演。这部作品非常典型的体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总之。古为今用就是中国古代优秀的东西经过现代化的转换为今天所用。洋为中用是交响乐这些都是洋人的东西，为中国所用。

谈及这个故事的寓意，可以用《南风窗》主编李北方在他的著作《北大南门朝西开》讲到的一段话概括：被压迫者翻身求解放，归根到底是文化上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意识的解放。在一个新的社会里，如果只是有了新的政治，人民代表大会、人民当家作主，新的经济国有制，国有经济，人们的头脑里仍然是装的旧的理念，那么旧的社会一定要复辟。如果你的思想被旧意识笼罩着，旧的社会还是要复辟的，最后又回去了，所以翻身解放归根到底是文化的解放，思想的解放。

《这边风景》所蕴含的文学生命力

第三个故事是王蒙与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这边风景》。这部作品讲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伊犁地区维吾尔族同胞与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故事。这本书的问世还有一段曲折而传奇的经历，简单讲就是它是在文革中后期创作完成的，完成以后，改革开放了，就要适应新的情况。结果改来改去怎么也改不出来。最后，索性就丢下了。这一丢，整个就把这部作品忘了。直到前两年，他的儿女们收拾房间，在角落里发现一堆落满尘土的手稿，打开一看，挺有意思的，越看越觉得有趣，于是就建议王蒙把它整理出版，后来基本上没有怎么动就照原样出版了。出版后好评如潮，很快就获得了中国文学最高奖茅盾文学奖，这也是著作等身的老作家到晚年获得的中国文学最高奖。

在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仪式上，王蒙发表他的获奖感言，想念真正的文学。作家需要盯着的是大地，是人民，是昭昭天日，是历史传统。他说学不能产生文学，什么产生文学呢？是天与地，人与人，金木水火土，哀怨情仇，工农兵学商，党政军三百六十行产生文学，文学并不产生文学。

**第三个故事的寓意可以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中所言，我们要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周恩来总理对这个话做了一个延伸，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大众的方向。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2014年的习近平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再次重申了这一点，为什么人的问题，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