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岚峰：“国家的人”，就该少拿钱？
【本文作者袁岚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本文部分内容取自作者在知乎上对“活在中国，你感觉这个国家最让人不解的是什么？”，以及“关于我国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该如何正确看待?”两问的回答，作者授权观察者网整理发表。】
在我国许多领域，都存在同工不同酬的“双轨制”。自去年热议至今的国企高管薪酬就是一例。笔者作为科研工作者，想从专业人士待遇上谈一谈。
赞美劳模，成了“比惨”？
先来看几个例子。《大国工匠》第一集中说：38万公里，是“嫦娥三号”从地球到月球的距离；0.16毫米，是火箭发动机上一个焊点的宽度。0.1秒，是完成焊接允许的时间误差。在中国航天，53岁高凤林的工作没有几个人能做得了，他给火箭焊“心脏”，是发动机焊接的第一人。（《大国工匠》第一集开播：揭秘中国火箭）
贡献这么大，待遇怎么样呢？“他的时间80%给工作，15%给学习，留给家庭的只有5%。”“很多企业试图用高薪聘请他，甚至有人开出几倍工资加两套北京住房的诱人条件。”
他为国奉献的精神，当然令我们感动，但为国家焊火箭就是要吃亏？
给国家栋梁与市场平齐、至少在同一数量级上的待遇，高凤林的精神就会荡然无存吗？整天喊着要提高劳动收入，为什么不从国家项目开始做起？是不是以为让好人吃亏很光荣？
再看《大国工匠》第三集：有了他，“蛟龙号”潜航员才放心。深海载人潜水器有十几万个零部件，组装起来最大的难度就是密封性，精密度要求达到了“丝”级。而在中国载人潜水器的组装中，能实现这个精密度的只有钳工顾秋亮。 （《大国工匠》第三集“两丝”钳工顾秋亮 “蛟龙号”潜航员以生命相托）
“他原来所在的实验室一直希望他回去，收入能多一半，这对于他这个单职工、女儿上学急需用钱的家庭来说，能起不少作用。”“尤其是7000米海上试验，船刚刚启航，他就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当时妻子被查出怀疑恶性肿瘤，领导都来安慰他，后来查到不是恶性肿瘤，回来后他和妻子哭着抱成一团。”
不把为国效力搞成最惨的事，就不罢休？我还以为只有选秀节目在比惨呢！
《大国工匠》第四集：中国商飞大飞机制造首席钳工胡双钱在35年里加工过数十万个飞机零件，没有一个次品。（《大国工匠》第四集：国产大飞机的首席钳工胡双钱）“私营企业的老板甚至为他开出了三倍工资的高薪，但是胡双钱拒绝了。”“现在，胡双钱一周有六天要泡在车间里，这张仅有的全家福还是2006年照的。一年多前，老胡一家从住了十几年的30平米老房子搬了出来，贷款买了上海宝山区的70平米新家。作为一个一线工人，老胡没有给家里挣来更多的钱，却带回了一摞摞的奖状证书。”只给奖状不涨工资，不令人寒心？
当然，绝大部分“国有的”高级技工和知识分子，都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国家已经投入了巨大的成本。可这并非维持低待遇的理由。假如一个人在私企锻炼了十几年，在业内有了地位，私企有权利限制他的去留吗？相反，国家既然已经投入了大量成本，不更应该以高薪留住人才，确保这些投入不会“打水漂”吗？
应该如何尊重专业人士：导向与管理
过去长期的导向，给人们的印象是：好工人停留在脏乱差穷不顾家，好干部停留在清廉绝症不要命，好受害者停留在原谅宽容倒贴钱，似乎好人除了能偶尔上次新闻，就没有什么别的“好报”了。
不是经常羡慕日本和德国的技工精神吗？那就好好学人家怎么宣传“劳动光荣”！找一位技术工人，说他上学时如何勤奋，如何感谢师傅；在工作中解决了多少技术难题，多有成就感；工作条件多好，收入多高，房子多大；出去人人尊敬，个个敬酒；如何继续钻研，跟国外同行竞争。
时代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走“老路”能行吗？一方面，明明白白地鼓励大家追求财富；另一方面，对真正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专业人士，死活不愿意给他们与贡献相符的报酬。一宣传科学家和劳模，就是淡泊名利，安于清贫，生活俭朴，拿钱少，不顾家，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应该承认，国家在提高待遇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现在专业人士的状况跟文革时和八九十年代“搞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时相比已经好了许多，但仍有巨大的改进空间。
经济待遇只是问题的一面，另一面则是管理，专业人士遇到的杂七杂八窝心的事不少。
管理者常常显得不是把知识分子看作知识的创造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而是看作潜在的腐败分子，最重要的不是帮助他们做出多少成果，而是盯着别让他们贪污了。于是乎，项目计划制定得钜细靡遗，一切经费的使用都要严格按照计划来，连哪年去哪里开多少会都提前几年定好了。
问题是，科学发现的本质之一就是不可预测性，如果提前几年就能预测出来的，那还叫科研吗？种种刻舟求剑、胶柱鼓瑟的做法，就像第22条军规，充满黑色幽默。
监管当然是必要的，但许多工作需要有弹性的规划，有些内容可以改为事后审定，而不是让专业人士“戴着镣铐跳舞”。
有些监管“需求”其实正是待遇不合理的反映。如果人为地压低专业技能的收入，把科研劳务费、课时费、挂号费等等定得很低，再鼓吹专业人士就应该“淡泊名利”、“安于清贫”，就等于要么逼着他们跳槽，要么逼着他们从其他附加值渠道获取报酬：科研工作者凭材料费，教师凭补课，医生凭检查和卖药……
道德是用来要求自己而不是要求别人的，管理者切不可把两者混为一谈。淡泊名利对个人而言是美德，但只有在物质匮乏、需要全民同甘共苦的时代，才是社会的必需品。在物质丰裕、富人受追捧、成功学热销的时代，再以此为导向，就充满了反讽效果，适得其反。
由此造成的弊端数不胜数：把需求引导到错误的方向上去，专业人士内部劣币驱逐良币，公众觉得专业人士道德败坏……唯一的效果只是维持了“专业技能就该廉价”的社会固定印象。这种贻害无穷的老观念不除，“科教兴国”、“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就是口不应心的空话。
在整个国家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7的背景下，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专业人士希望的并不是立即把待遇跟西方看齐，而是表现出在当前条件下的尊重。什么样呢？就是要让专业人士凭自己的专业技能堂堂正正地拿到高收入，成为社会尊敬与羡慕的正面形象：科研工作者凭科研，教师凭教学，医生凭诊断……
让专业技能体现出高价值，才是尊重人才，尊重知识，才能从根子上消除反智主义、读书无用论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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