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浩然：民粹化的日本陷入金鱼记忆型政治

没有人会否认，日本是亚洲诸国中最早开始民主化进程的国家之一，即使今天日本社会面临着集体右转的问题，它的民主政治和社会秩序仍然是亚洲国家中的佼佼者。但是，一切东西都是变化运动的，今天的日本仍然不能避免走进一个较发达经济体增长停滞后的恐怖陷阱——社会整体民粹化。最近影响日本一般国民生活的消费税调整和婚姻制度调整两件大事，恰恰反映出了这种情绪扩散的状况。但这一状况并未被很多日本人所察觉。

近十年来，很多媒体都在宣传这样一个观点——日本民众的政治热情度很低。日本民众对国家政治的兴趣确实不大，但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比中国民众的低。然而随着这二十年的经济停滞，日本的社会思潮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失去冷静思考的能力，不是变成毫无建树的双方、多方互相指责，就是舆论一边倒。这种整体愚蠢化的社会思潮恰恰就是民粹主义生存的土壤。

自去年起，日本联合执政的自民党和公明党就宣布将从2017年起实行新的消费税率，税率由目前的8%提升至10%。日本财务大臣麻生太郎(Taro Aso)1月22日又再次表示，日本“必定”如期在2017年4月提高消费税，以赢得市场和其他国家的信任。

这次消费税调整是此次安倍政权以来的第二次调整消费税，也是日本战后以来第四次宣布调整消费税。作为世界上政府债务占国家经济产值比重最大的国家，日本实行消费税制度本身无可厚非。与欧洲发达国家动辄15%、20%甚至32%这种消费税（部分国家以产品附加值税形式存在）平均水平相比，日本的消费税还算是比较低的。但这一次改税完全建立在愚弄民众的基础之上的。

2014年，安倍内阁将消费税从5%提高到8%，民间一片反对声。伴随着日元贬值，当时的市场物价经过了一轮比较明显的上涨。因而安倍政权当时许诺，2020年前不再调整消费税率。日本民众刚刚适应了上涨后的物价，安倍政权面对经济刺激无效而日元贬值债务扩大的情况，又把十几个月前的诺言忘得一干二净，宣布将在2017年春季调整消费税到10%。

2014年，安倍政府许诺2020年前不再调整消费税率

不过这一次安倍采取了一个精明的办法，他宣布一部分商品和消费行为排除在新消费税税制之外，这些商品和消费行为仍然维持8%的既有消费税率，这就是所谓的“轻减税率”。这些商品和消费行为尽是一些无关痛痒之物（每周发行2次以上的报纸、有机生鲜食品）。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这就是赤裸裸的愚弄。

然而日本的市民似乎完全被骗了，部分民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甚至表示这是政府关心民众需求的表现。笔者看到这类新闻层出不穷，实在是哭笑不得。这次“轻减税率”对一般民众的意义小得可怜。曾经在读卖新闻工作过的日本社会评论家中村仁估算，这次“轻减税率”对于年收入2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68万元，这在日本的城市属于非常一般的收入）的人来说，节约了不到1万日元（约合534元）的支出；年收入1500万日元的人只能节约不到2万日元。也就是说，这些恩惠根本不可能变为较低收入者的新消费能力。

更可笑的是，在大幅提高消费税的同时，日本政府却在不断下调针对大企业的法人所得税税率。安倍政权目前给大企业创造产值，维持大企业盈利的景象，从而为早已经宣布无效的“安倍经济学”续命。自民党的御用文人使劲用大企业的盈利状况猛吹日本经济复苏，甚至连中国的部分经济学者和研究者也这么认为，毫不顾日本的GDP数字增长为0甚至为负数的实际情况。

在笔者接触过的20~40岁的日本人里，很多人对于未来可能还会上升的消费税率居然维持着一种怪异的乐观态度。“将来的事情到将来再去考虑嘛”“反正现在想了也只是让自己不开心，想它干什么？”“再涨税我们就把政权选下去啊”……这样的观点正逐渐成为日本中坚阶层的共同想法。日本的民众越来越不去想实际的问题，而是逐渐认为靠选举和请愿就能够解决自己身边的问题，把希望完全寄托给“政治家”，目的没达到就换一个。

至于婚姻制度的问题，就更显出日本社会的另类民粹化和保守主义的倾向。就在11月16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夫妇别姓”（即夫妇登记结婚后的法律文件仍相互保留之前姓氏的制度。日本现行法律规定女方嫁入男方时必须在法律文件上将姓氏更改为男方姓氏，但是“倒插门女婿”则反之。不过婚后双方在日常工作时可以保留旧姓）是合乎宪法的，原告团的请求最终被驳回；而“离婚后再婚禁止期间”（日本的婚姻法律规定，夫妇离婚后六个月内，女方不得再嫁）超过100天以上的部分违宪。尽管最高法院所有女性大法官宣判前后接受采访时均表示在“夫妇别姓”问题上持支持态度，但这并不能改变最终结果。

中国早在民国时期就开始着手解决妇从夫姓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很大程度上在法律上赋予男女平等的权利。而日本对女性的歧视直到近三十年才有了比较大的改善——1982年，日本才通过了第一个完善的法律保障妇女的求职平等权和婚后就职权利。日本社会直到今天仍然对争取妇女平等权利充满敌意。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停滞，保守主义（或者说就是守旧主义）和民粹主义又逐渐混合到一起。80年代最后的经济稳定增长期过后，日本的妇女权利运动旋即陷入低谷。直到今天，与自民党共同执政的公明党在妇女问题上也是遵从其主子创价学会，大肆攻击“夫妇别姓”这一现代社会再普通不过的人权问题。而在日本妇女界和世界相关团体的舆论压力下，日本最高法院终于做出了将“离婚后再婚禁止区间”从半年缩减到100天以下的判决——这个判决依然是在维护腐朽的传统。

几乎所有的日本政客谈到这两个问题时，都使劲地去谈“社会稳定”、“婚姻改革”，不谈最为本质的人权问题了。民众也不甚思考宪法这样规定是不是损害了一部分国民的人权。在判决过程中，所有人的焦点都转移到“妇女的要求（愿望）”这个点上，忽视了作为合宪审议这一无比重要而神圣的法律过程。重视结果而轻视法律，依赖政客而忽视权利，这本身就是一种民粹主义的倾向了。

日本的政治家们发现日本民众对于国家“大”政治的绝望和对社会改变的强烈需求，于是一次次许下诺言，再一次次将选民玩弄于手掌之中。尽管日本民粹主义的倾向相较于台湾还是好得多的——但这并不能说明，日本的政治生态不会转向像台湾一般的金鱼记忆型政治——民众选出政府，政府违背诺言，民众自觉受骗，在野党许下诺言，民众选择在野党的政治过程。这个情况在日本许多地方选举上已经十分明显。在刚刚结束的大阪府知事选举之后，今年上半年明确反对过大阪维新会“大阪都构想”的自民党和民主党地方议员，在选举失利后突然宣布结成“大阪都成立推进会”。他们没有长远的政治理念，完全是为了讨好选民而做出空洞的承诺。

当民众不去思考社会的长远未来，民主政治自然会走向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政策也会越来越短视——因为长远规划不能带来短期的快速收益。消费税即使升到10%，也不会对减少政府赤字有什么作用，因为安倍内阁也放弃了有效的努力，回到了用债务保持经济增长的老路上来了——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消费税涨到多少才能有效地缓解政府债务压力呢？35%。这将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税率的消费税，显然这不可能短期实现的，因而长期来讲，如果现行的税制体制和政府债务机制得不到任何改变，压在日本一般民众头上的税务担子只会越来越沉。而且，日本很有可能取消一部分商品的免税资格，或者用更复杂的退税手续打消外国游客的退税意愿。连这种竭泽而渔、玩火自焚的政策都会考虑，也可知民粹的土壤在日本现在有着多深。

日本民众呢，仍然用“未来的事情未来再考虑”和“民主政治的民众选择性”这种观点麻痹自己，丝毫不注意所谓的“左派”民主党和右翼的日本维新会即将合并这样的消息——日本的政党本质上正在趋同化，选不选自民党在未来可能完全就是看哪个党的承诺更天花乱坠了。日本民主政治的倒退和民粹主义土壤正在相辅相成的把日本拉向新保守主义的危机。

以“夫妇别姓”被否决的事例来看，日本的传统历史和社会观念作为社会思潮的深层次土壤，仍然略带病态和腐朽的扎根于日本当代文化之中。日本文化本质上是排外的——即使善于借鉴，但是被借鉴的文化永远被强调要为日本本身所吸收消化甚至成为下一个历史阶段日本文化的一部分。日本传统文化、畸形吸收外国文明的近代文化和战后被美国人强制灌输产生了变态反应的现代文化，三者结合而成的日本当代文化，仍然没有荡涤日本传统文化中最为糟粕的那部分。这一部分在之前经济高速增长和暂时停滞时被隐藏了起来，那么现在日本的先进人士应当开始担忧，当本质上仍然传统的日本文化与新保守主义、民粹主义混合在一起的时候，日本社会思潮究竟会走向哪里。

笔者思考过这个问题，但认为这是一个没有过先例的新形势，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日本社会思潮的变化，将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日本的政策和西太平洋的未来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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