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语学校生存尴尬：英语教学普及 保送生缩紧

这是个让英语学界泰斗陈琳都为之困惑的数字。但这位曾受命主编新中国第一套高校英语系通用教材《大学英语》的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却清晰记得这个数字从无到有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俄语教育‘一统天下’。直到1959年，北外率先成立了外国语学校；1966年，全国才陆续有了11所。”

但在更多人的记忆里，这个数字在短短十余年间成倍增加，甚至快到连业内人士都无法准确统计。“我们有一个外国语学校理事会，大概有200多所外国语学校参加。但并不是所有学校都能进到理事会范围里，所以不好统计。”北外招办主任许晔坦言。

作为中国基础教育的一种独特产物，再加上高考时独有的语言保送生政策等，一直以来，各地外国语学校光环无数，成为家长、学生趋之若鹜的明星学校。但近年来，随着英语教学的日益普及、国际班等新生事物涌现，加之高考改革的不断冲击，单纯的语言工具教育早已不能满足家长、学生和社会需要。

“普通高中培养的学生英语水平也不差，我们还是更看重其他学科的综合素质。”一名不愿具名的高校招生老师告诉记者。

面对日益被挤压的特色空间，外国语学校该如何应对？基础教育国际化的浪潮又会带来怎样的机遇挑战？“2015全国外国语学校及外语特色校校长论坛”近日在京召开，来自全国180多家外国语学校的校长共探转型之路。

“外国语学校=学霸”？

108所境外大学争抢重庆外国语学校学霸班55人、今年两会上准确译出“任性”的美女翻译张蕾……一段时间以来，“学霸”两字总是与不少外国语学校紧紧相连。

“外国语学校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设立的。1960年初的小型外语教学政策改革会议上，周总理提出了九个字三句话的方针——多语种、高质量、一条龙。”陈琳说，外国语学校的诞生是为了缓解当时外语外交人才短缺的局面。

可近年来，随着高考竞争的日益激烈，在某些方面拥有“先天优势”的外国语学校学生却逐渐被解构为一个特殊群体——能提前拿到国内名校“入场券”和“近水楼台先出国”的“尖子生”的代名词。

记者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发现，在奥赛保送生被全面收紧的2015年，全国具有保送生资格的考生有3212人，除了省级优秀学生442人、国际五项学科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员250人外，其余2520人全部是来自16所外国语学校的推荐生。

“不少外国语学校有保送名额，如果可以保送就免得参加高考了，要是不行，多学点英语出国也有优势。”黄女士的话说出了不少家长的心声。也正是在这种心态下，每到招生季，各地外国语学校更是人满爆棚。以济南外国语学校为例，此前每年均有8000余人争抢800个招生名额，竞争比例高达10：1。

这也直接催生了外国语学校的迅猛发展。尤其是近年来，不少学校看到了“外国语”这一金字招牌强大的生源吸引力，更是纷纷改名换姓，企图在生源战中分得一杯羹。据统计，截至目前，仅广州一地就有20余所外国语学校。

正在上演的“双面夹击”

尽管曾经光环无数，但如今的外国语学校却正在遭遇不小的挑战。

“一般来说，外国语学校学生有两大出口：一是通过保送进入国内各大名校；二是直接出国。”某外国语学校教师陈兰告诉记者，今年其所在学校共有应届高三毕业生不到500人，其中近300名被国外大学录取，加上保送国内高校的，最后只剩20来人参加高考。

而挑战，也正来自这两大“出口”的“双面夹击”。

先是不断收紧的保送生政策。就在前不久，16所外国语学校接到了2016年的保送通知。据知情人士透露，保送名额均比今年有所下降，如济南外国语学校推荐名额就从今年的220人减少至198人。“这只是外语类保送降温的第一个信号，以前外语类保送生还可以选择其他专业，从今年起，只能进入语言类专业，以后只会更严。”

逐渐变“窄”的通道背后，是迅速扩张背景下被不断被稀释的教育质量。“别说全国几百所高校，就是16所有保送资格的学校里，教学质量也良莠不齐。很多保送来的孩子在大学学习中并没有展现出什么过人之处。”某高校教师杨军说。而此前从某外国语学校被保送至外交学院的李琛则担心，在相对宽松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外国语学校学生不具备“考试技能”：“我毕业时学校一本率只有不到40%，其中还有保送生和出国学生。外国语学校学生参加高考的悲壮与惨烈，可想而知。”

此外，过分强调英语技能的课程背后是被忽视的文化教养。“在设计课程的时候我们经常要跟家长‘斗争’。他们某种程度上很功利，总觉得‘学这个跟我的孩子申请学校没有关系’，我说‘对，跟申请学校没有关系，但是跟做人有关系，缺少中国元素、缺少中国文化，那你何曾成为一个中国人’。”杭州外国语学校副校长夏谷鸣无奈地说。

北京四中国际校区执行校长石国鹏对此深有同感：“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讲，美国大学为什么想录取中国学生，他们是希望录取一个完全不懂中国文化，而跟美国百分百对接的‘假洋鬼子’吗？我觉得不是，因为这些大学有90%多的‘真洋鬼子’。他们要录取的这些中国学生、亚洲学生，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一个重要理由是要增加校园文化的多样性。但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孩子不具备做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这种能力，那我们的教育是失败的。”

如何从“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

挑战之下，外国语学校的转型之路究竟该如何走？

陈琳给新时期的外国语学校下了这样的定义——高级外语人才的主要供应地、各种外语教学途径和理念的实践基地、给外语高校提供生源的主要场所和开展国际教育的实验基地。

“过去一般的外语教育是重视工具，甚至应试。如今，外国语学校必须从工具教育走向人文教育。”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教育装备处处长乔玉全认为，外国语学校要有“五多”气质——多外文教育、多语种教育、多元体制、多国际交流和多文理教育：“要通过语言学习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不光要上课，还要有辩论、主题发言、模拟戏剧表演等大量教学方式的出现。”

“外语学校要研究如何突破旧的人才观和培养模式，打破应试教育对人才成长的束缚，探索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和国际水准的教育实践。我们的下一代再不能是高分数的行动弱者、思维匮乏者、文化缺失者。”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张连仲提出四点建议：建构具有针对性的学段内课程体系；开展“以我为主”的多种国际合作方式；建设积极开放、有特色的管理团队；提高外语教师的思维深度和文化底蕴。

更多的外国语学校“掌门人”纷纷表示，各校正以开发特色校本课程等形式赋予新时期外国语教育更多内涵。

“我们的课程体系里，中国烹饪学是一门必修课，每个孩子必须至少学6道中国菜。孩子们问，‘为什么开这个课’，我说，‘孩子你知道在国外会做饭有多好找女朋友吗？’”石国鹏笑言：“当然仅靠中国菜还远远不够，我们还有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我们每周4课时的语文课是必修课，没有任何人可以逃掉，用的是北京四中特级教师李加升先生编写的《华根语文教材》——以中华为根。”(本报记者 杜冰 邓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