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13年冤狱少女探访:将呼格案报道留了1个月
出狱前一天晚上，钱仁凤梦到家人放鞭炮，旁边围着很多不认识的人。
第二天，近两百人站在钱家门口的马路上迎接，在家人的簇拥下，一身红衣的钱仁凤跨过火盆回到家。
距离她上一次跨出家门已经过去了整整13年。举目四望，这个家一切如故，只是比当年更旧了。
2002年12月，17岁的钱仁凤以“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5年12月，她收到了写有“被告人钱仁凤无罪”的云南省高院刑事判决书。
事发
13年前的正月初六，云南省巧家县南团村的钱仁凤来到县城，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保姆，负责为14个孩子做饭、打扫卫生。
正月十一，幼儿园快放学时，钱仁凤发现3个孩子“有点不对”，她觉得可能生病了。家长来接孩子时，她还特意说，感觉娃儿生病了，回去要看看。
两个孩子都被接走后，两岁的侯磊还没等来家长，园长朱梅带侯磊离开了幼儿园，钱仁凤则继续留在园里打扫卫生。
几天后，钱仁凤的父亲钱志远在家迎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一进门就说要找装老鼠药的瓶子，还告诉他“你家姑娘犯事了”。
钱志远有点慌，他被告知，小女儿在县里的幼儿园投毒，死了一个两岁的孩子。
经过几天调查后，当地警方认为两岁的幼童因摄入毒鼠强身亡，且认定投毒者为钱仁凤。
在2002年12月下发的《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02云高刑终字1838号）》上可以看到案件描述：被告人钱仁凤在“星蕊宝宝园”做工期间，认为朱梅对她不好，遂生报复之恶念，将从家带来的灭鼠药放在幼儿园内面条、大米、豆奶粉等食品中，并将这些食品拿给该园的部分幼儿食用，致使侯磊经抢救无效死亡，另两名幼儿经抢救后治愈。
2002年9月3日，因钱仁凤当时未满18岁，云南省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无期徒刑的判决。
钱仁凤上诉到云南省高院，刑事裁定书的结论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如今回想起来，钱仁凤还觉得后怕：如果当时年纪再大一点，自己可能就是另一个呼格吉勒图。
检方复查卷宗显示，在钱仁凤的认罪供述及辨认笔录中，有5份笔录后的签名并非钱仁凤本人所签。《云南省高院刑事判决书（2015 云高刑再终字第2号）》认为：钱仁凤的有罪供述、辨认笔录由侦查人员代签，辨认笔录均未有见证人在场以及长时间持续对未成年人钱仁凤进行询问……违反了相关规定。
入狱之后，钱仁凤曾希望那是一场梦，“太希望自己睡着了不要再醒来”。在睡梦里，她梦到过祖坟，梦到过母亲。绝望的时候，特别想扑在父母怀里大哭一场。
前几年，因为家里没有电话，钱仁凤就一封封地给家人写信，说自己是无辜的，请求家人帮她翻案。接到这样的信，钱家人却有心无力：家人文化水平都不高，家里又穷，他们不知该找谁，不知该怎么做。
钱仁凤此后13年的生活，都按照监狱时间表。
“每一天都特别难熬。”钱仁凤说。
狱中
上小学之前钱仁凤跟着村里孩子跑到村小，跟老师说自己想读书，但爸爸没有钱。钱仁凤就这么上了小学，“成绩不算太好但也不算太差”。
但因为家里太穷，钱仁凤连小学五年级都没有读完。到县城打工后，她还不时到学校门口驻足，暗自想“在里面读书的人要是我该多好”。
入狱后，钱仁凤的心情糟糕了大半年，她尝试通过看书调节心情。钱仁凤喜欢看励志书，如《卡耐基成功学》，也喜欢看心理学的书。她觉得，这样的书能在绝望的时候给自己打气。2009年，她买了一本《靠自己成功》，这是她最喜欢的一本书，后来她又把这本书送给了读小学的侄女。
钱仁凤刚开始看书时，每行字会有四五个不认识，她就查字典或问身边的人。闲的时候，钱仁凤喜欢抄书、练字，慢慢地，她的阅读越来越顺畅。
狱中每晚都有一个半小时的学习时间，新闻联播过后，可以看其他电视节目，钱仁凤最喜欢看法制频道，也会读法制类报刊。
有时看到与自己情况类似的案件，钱仁凤就觉得看到一丝希望。
2006年，钱仁凤第一次了解到，服刑人员可以写申诉书。她便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写申诉书，等消息，杳无音讯，再写。如此循环。有时，在法制杂志上看到律师的地址，她也会记下来尝试写信过去，但也没有回音。有的狱友感觉不解，“怎么这么憨包包的”，也有狱友替她发愁，“你这个案子，可咋整哦！”
直到2010年4月9日，钱仁凤在接受法律援助时见到律师杨柱。杨柱听了钱仁凤的陈述后觉得案件有点蹊跷。经过两个小时的长谈后，杨柱决定，如果真的是冤案，就免费代理。
那一天，钱仁凤感觉心里轻松了，到了下一个监狱规定打电话的日子，她激动地告诉家人，有律师愿意帮她、请家人赶快联系这个律师。在这之前，钱仁凤已经许久没与家里联系。
此后的5年多，钱仁凤的妹夫和侄子轮流跟着杨柱四处调查、取证。钱仁凤的妹夫王进贵有初中文化，算是家族里文化水平比较高的，杨柱一有新消息就联系他，再由他转告钱家人。
2010年，钱仁凤的父亲、大哥和堂妹第一次一起到监狱探望她。一家人点了有五六个菜的亲情餐，但几乎没人吃得下。从这之后，每隔一两个月，堂妹钱仁左就去看一次钱仁凤。隔着窗子，钱仁左摸着钱仁凤瘦弱的手，“感觉心里说不出的苦”。
钱仁凤在狱中继续劳动、读书，继续一封封地写申诉书。2014年端午节前，她还写了两封信寄到云南省纪检委和云南省政法委。这也是她在杂志上知道的，“觉得这两个地方应该管点事的”。
转机
这几年，堂妹钱仁左家盖起了新房，第二个孩子也出生了，但钱仁凤家还仿佛停滞在旧时光里。
钱仁凤家土坯房房顶上的太阳能热水器，是这个家里少有的几件现代化设施之一。家里的电视，还是十多年前大哥结婚时添置的。
钱仁凤外出打工前，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好。在这个两百人的小山村里，她家只能算是中下水平。
这些年来，大哥钱仁周到处打工养家，每年只有一两个月在家。尽管赚钱不多，每次去监狱看望妹妹时，他还是会给妹妹塞些钱，少则一百、多则一千。
妹夫王进贵在昆明的建筑工地干活，“干一天活拿一天钱”。这几年，王进贵也记不清向老板请了多少假。“（申诉）能成功就成功，不成功也心安。”王进贵这样告诉妻子。
刚开始跟着杨柱调查时，王进贵还觉得很有信心。2011年，驳回申诉通知书发下后，王进贵觉得少了一半的信心。反倒是杨柱安慰他，说要再坚持下去。
好消息终于来了。
2013年5月，云南省检察院控申部门认为此案“有错误可能，建议立案复查”。消息传来，钱仁凤激动得一两天都吃不下饭。此后的两年间，杨柱一次次到省检察院催问进展。催促归催促，杨柱也理解检察院的难处：重新调查，是个极耗时间的过程。
到了2014年，有一次劳动时，钱仁凤打开擦窗用的旧报纸，一眼就看到了呼格吉勒图案的报道。她悄悄留下了这张报纸，等劳动结束后细读。
“看完后感觉特别压抑，”钱仁凤说，“他这份苦只有我能理解，同病相怜。”这也让她看到了希望。这张旧报纸，她保留了一个多月。
2015年5月，云南省检察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云南省高院于同日决定再审。这对钱家人来说是个意外之喜。钱仁凤却是百感交集：母亲在一个月前去世，再也看不到再审的这一天。
9月29日，云南省高院开庭重审，检方提出了“改判无罪”的建议。之后又是等待。
大哥钱仁周在山西打工，一个月前“实在是待不住了”，干脆赶回家等妹妹的宣判通知。
距离宣判还有四五天，钱仁左突然接到丈夫的电话，“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听完电话，钱仁左激动不已，赶忙给钱仁凤的父亲和钱家其他几个兄弟姐妹打电话。
那天晚上，钱仁左一口气打了五十多块钱的电话。
宣判，闭庭，签字。
钱家人拥着钱仁凤走出法庭，奔波5年多的妹夫王进贵十几年来第一次近距离看清了堂姐的样子。
汽车开出昆明收费站，钱仁凤从头到脚都换上了家人买的新衣新鞋。她从监狱穿出来的外套、裤子和鞋子都被丢在路边，算是对过去的告别。
回家
回家3天来，钱仁凤还没顾得上跟堂妹钱仁左聊聊家常。
自从出法庭的那一刻起，钱仁凤就连续不断地接受媒体采访，她已经不记得迎接过多少家媒体了。钱家门外的空地上散落的纸杯和烟头，显示着这几天的繁忙。
回家第二天晚饭时分，钱仁凤坐在角落默默地吃饭，边扒饭边瞪着好奇的眼睛听身旁的人讨论她的案子。人们还是习惯说“她”或“钱仁凤”如何如何，仿佛旁边坐着的不是钱仁凤本人。
大哥钱仁周感觉妹妹“适应力有点差”——看到亲戚不怎么认识了。到家那天，钱家近两百人在公路上迎接。钱仁凤被围上来的亲戚抱住，她感到有点惊慌失措。慌乱中，她还把小爸（父亲最小的弟弟）喊成了大哥，这个笑话被家人取笑了一天。
钱仁凤还记得，离家前，二姐的儿子比她膝盖高不了多少，再回来，这个当年的小娃娃都有儿子了。
2005年奶奶去世，2015年母亲去世。两位至亲都没能看到昔日的钱家小姑娘回到老屋。就在《云南省人民检察院刑事申诉复查通知书》和《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决定书》下发前的一个多月，钱仁凤的母亲去世。电话里，家人还在瞒着她，但钱仁凤似乎感觉到什么。她哭着请求再打一次电话。追问之后，这个在狱中待了13年的女子第一次情绪爆发、放声大哭。这一刻，她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压抑。
奶奶和母亲的彩色照片挂在堂屋的墙上，微笑着看着一拨拨记者挤进狭小的堂屋。
直到晚上，最后一拨记者散去，屋里只有钱仁凤和父亲、大姐、哥嫂，她才显得活泼了一点。家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常，钱仁凤捧着纸杯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
家人劝她说：以前的压力过去了，慢慢来，重新适应社会。
钱仁凤有点担心：“可是我连手机都不会用。”家人接着兴致勃勃地计划着要给她买个手机：“现在三四百块就能买一个手机，打一两次电话就会用了。”
这天晚上，钱仁凤跟着大嫂学用手机，直到凌晨一点钟才睡觉。
回家第三天，钱仁凤的谈吐举止已经看不出太多异常。偶尔被人问起时，她还能笑着谈起狱中的生活。
早上，她特意到读过书的小学门口看了看。小学已经变得与当年大不一样，钱仁凤在那儿只站了三四分钟就跑开了，“害羞嘛，怕碰到熟人”。
本报云南巧家12月26日电